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吴博）：杨天然，南开大学学生。2010年7月曾赴肯尼亚在内罗毕马达里贫民窟的一所学校里做志愿者。虽然只有短短五周的时间，但这次非洲之行却让杨天然对生活的认识有了改变。同许多赴非志愿者一样，杨天然的父母也曾激烈反对过这趟非洲之旅，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很担心他的安全和身体状况。但杨天然认为，“当你愿意去帮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善待你。”带着这种信念，他去了肯尼亚。

　　杨天然介绍：“我去非洲的时候带了一个睡袋、一些换洗的衣服，很多中国特色的小礼物－－要送给当地的孩子。最后，衣服、睡袋、蚊帐以及两个行李箱带着的所有的东西全都送给了当地的孩子和老师，甚至一双我穿了很久的球鞋也送给了孩子，他们确实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们可能一直穿的都是别人穿剩下的鞋。一双鞋给他们的快乐，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当你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觉得送给他们什么东西都是值得的。”

　　物质的严重匮乏是平民窟不得不面对的现状。在吃饱穿暖都是问题的地方，教育则被摆在了不那么重要的位置。杨天然工作的学校有50多个学生，年龄从5岁到13岁不等，全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们缺乏教材，一个当地老师和一两名不定期的外国志愿者便是学校的全部师资。杨天然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教学，在用英语教授当地孩子一些语法和单词的拼写之余，还会教一些简单的数学，以满足孩子们日后的生活所需。

　　尽管条件艰苦，但说起这段短暂的教学生涯，不少细节都让杨天然忍俊不禁：当我进入贫民窟，那些甚至不认识我的学生，他们都会欢呼雀跃，他们觉得我就像外星人一样。他们喊‘ｍｏｕｚｏｎｇｃｏｕ！ｍｏｕｚｏｎｇｃｏｕ！’，就是说‘白人！白人！’……这里的孩子他们分不清白种和黄种人，他们把见到的中国人都叫做白人。中国人的头发是软的，皮肤是黄的，对于他们来说很新奇。上课的时候，我在黑板上板书一些东西，他们就会悄无声息地走到我后面，轻轻地摸摸我的头发，或者掐掐我的手，看看我的头发是不是和他们一样，看看我黄皮肤的手是不是和他们黑皮肤一样的感觉。我感觉到以后，回头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羞涩地捂着脸跑回了座位。这都是让我感动的小细节。他们都特别可爱。”

　　惜别之际，有一个小女孩在黑板上画出了一只大母鸡，并且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母“ＣＨＩＮＡ”。杨天然说，他当时特别感动。而学校那位唯一的老师的一番话让他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

　　杨天然说：“我跟当地那位唯一的老师聊到了宗教问题。他说，他信基督教。我说，我没有（宗教）信仰，让他给我说说基督教。他说，就是这样的，我祈求了上帝，然后你来到了这里。在我离开非洲之前，他送了我三样东西，一个是当地的马赛勇士的小雕像，一个木雕，他说，我是贫民窟的勇士，能来到贫民窟证明了我无比的勇气；然后又送了我一件陶制的小碗，意思是我给这些孩子带来了食物，带来了足球、书、铅笔、跳绳，给他们带来了丰硕的食粮；又送了我一个木棍编织的简单的权杖，他说，我能带领他们走出贫困，我就是贫民窟里的国王。”

　　杨天然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孤儿，其中很多还是艾滋孤儿。至于比重有多大，从未有人做过统计。贫民的人们没有固定工作，许多家庭根本无法负担孩子的成长费用。然而对避孕措施的无知又使得这些父母无法阻止孩子的出生。诸多原因都导致许多孩子出生伊始便遭到遗弃。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又没有任何预防艾滋病的手段，这些都造成艾滋病在当地的肆意传播。然而天真的孩子们显然对于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

　　杨天然说：“他们并不确切了解自己生病的情况，因为他们还处在潜伏期，没有忍受过发病的痛苦。他们也不了解自己在多长时间内会死亡，他们也并不理解什么是死亡。他们就是很小的孩子，对这个没有概念。他们会看到周围的孩子很长时间都不来了，他们以为他只是回家了，或者是去别的地方了，他们不能理解‘死亡是一种永远的离别’。”

　　这些自小就被遗弃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被拥抱过，甚至不曾知道被爱的感觉。在这里，每一堂课、每次游戏，杨天然付出了他的爱。每当看到孩子脸上纯真的笑容时，他都觉得应该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让他们笑得更灿烂，笑得更久。这样，他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杨天然肯尼亚之行的初衷仅仅是对非洲这片大陆的好奇，想去看看风景，想去看看什么是贫穷。然而在亲眼目睹了贫民窟孩子的状况后，追随着内心的召唤，他有了新的人生目标：“我觉得我付出的东西所能带来的回报，并不在于金钱上的，而在于他们给你的那种真挚的感谢和因为有你他们发生的改变。我就体验到这种快乐了，并且以后还想要体验这种快乐。这就是非洲之行给我最大的影响，我要帮助别人。”

　　对于杨天然来说，坚守信念并没那么困难。很多志愿者都是通过影响别人来影响这个世界。正如杨天然所说，“我们看见了，就不能捂住眼睛假装看不见；我们听到了，就不能捂住耳朵假装听不到。既然看到了听到了，就一定能够做些什么去改变，这就是我内心的召唤。”

（责任编辑：罗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