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里，中国地质大学的学生走近山区的孩子们

　　编者按：社会实践活动，是帮助大学生在校期间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并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重要渠道。连续6年被评为首都高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爱心天使”支教团，以宁夏西海固为基地，从2004年至今，支教领域从西海固延伸至黔、晋、吉和北京周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队伍从本校发展到校际联合。他们的事迹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高校“第二课堂”的意义。

　　阳春四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支教团的几位负责人与骨干成员，已开始投入今年暑期第9届赴宁夏西海固等地支教的准备工作。支教团的核心人物，博士生侯喜锋告诉记者：“因为支教准备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又只能用课余时间来做，所以要有几个月的提前量。比如队伍的组建，就需要发布信息、报名、面试、筛选、对新队员进行培训等等。这几年，年年有外校同学组团或个人报名参加，因而还要进行校际沟通。支教内容的准备也很繁杂：调研、制定支教方案、备课、策划活动、准备器材、制作教具；每年本校和外校师生以及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图书、衣物等等，凡是不便携带的物资，托运或寄付，都需要在这段时间内最后完成，有时大家要忙到半夜！”

　　然而，只要看到数千里之外的孩子们不时用手机发来的热切期盼，深深的牵挂就变成了志愿者们最大的动力！

　　一次偶然与八年的必然

　　已经从地大毕业多年的张仲道怎么也没想到，2004年暑假，他只是想带几个同学到自己的家乡，那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的宁夏西海固看一看，这一看就把家乡西海固，变成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西部支教基地；这一看就把自己的母校以及后来加入联合行动的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莘莘学子的心，与西海固的孩子们连在了一起。

　　然而至今仍然有人质疑：你们每年只能暑假去那么十几天，能有什么用吗？其实志愿者们也曾追问这样做的意义。

　　但是，家访中辍学孩子求助的眼泪，又让志愿者们欲罢不能。负责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刘志方是支教团的指导教师。他曾在西部农村当过知青，对同学们的苦恼非常理解。他说：“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需要举国上下长期的努力，我们大学生志愿者的责任就是‘尽我所能’！”这一实事求是的鞭策，给了志愿者们坚持下去的决心。回族孩子姬少龙，就是在他们的坚持中改变了命运的许多孩子之一。

　　原来少龙小学6年级辍学后经常哭。父亲送他一只小羊羔，承诺如果他把羊羔养大，卖的钱就归他读书。一只羊能卖两三百元钱，一只羊能上一年学。见到地大支教团志愿者的时候，少龙刚好用卖掉那只羊的钱读完初一，正面临再次辍学。此后，他在地大支教团建立的资助系统支持下，一直读完高中，考上了当地一所大专，学习阿拉伯语。至于未来当翻译还是做导游，搞外贸还是去教书，少龙还未确定，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受过高等教育的他，肯定会比父母生活得好。

　　自从2004年地大第一批去西海固的同学带回第一张需要资助的辍学孩子的名单起，支教团每年暑期支教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家访寻找需要资助的学生，回京后寻求社会爱心捐助人；转年支教志愿者和部分捐助人对资助生进行回访。国家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后，这种资助使更多的孩子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得以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8年来他们累计筹集善款31万余元，受助学生1013人次，其中80%以上完成了普通高中或高职教育，考上大学的有120余名。最让人欣慰的是：很多受过帮助的学生考上大学之后，自己也加入了支教团，使爱心志愿者的队伍薪火相传。已经考上首都经贸大学的姬飞霞，去年暑假去甘肃支教。她对记者说：“当年北京来的大学生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点亮智慧的火花

　　地大人文经管学院的齐雪瑞在贵州支教期间，给暑期课堂的小学生上美术课。一次她让同学们画《我的自画像》，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画了一张脸，只有6年级男孩陶兴宣画的是沙漠中的一棵树。他告诉老师：“这棵树就是我。”原来小兴宣爸爸去世，妈妈改嫁，继父在打工中一只手工伤致残。兴宣说：“我要像这棵树一样坚强地生存。”小齐和其他志愿者们在深受感动的同时，也从这节课中得到启发，从此更加注意把品德教育和创新教育融入暑期课堂的各科教学之中。

　　然而他们也吃惊地发现：当地即便像小兴宣这样品学兼优、智商超群的孩子，其理想也仅仅是“当卡车司机。”这让志愿者们意识到，必须拓宽孩子们的视野。于是他们利用电脑视频、DV等等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农村出身的志愿者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孩子们，只要努力学习，也可以大有作为。一些接受采访的孩子告诉记者：这些身世相同的志愿者的故事，对他们的震撼是最大的。

　　暑期支教一般15天，除了两天家访，其余时间用于暑期课堂、作文比赛、歌咏比赛、演讲比赛和球类比赛等活动。时间虽短，他们却给受助学校的孩子带去了好几个“第一次”。例如，学校里第一次建立了学生会；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演讲；第一次上了正规的体育课（以前的体育课随便玩）；初中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英语音标（因为他们的老师没学过，所以从来不教）；第一次知道回答不出问题，可以不挨打骂还能受到鼓励（当地学校体罚孩子很普遍）；更有不少孩子，在志愿者的启发下，第一次思考为什么要学习……

　　这种一年一次的传播与渗透，能对当地的教育、文化产生多大影响，志愿者们不敢有太高的奢望，但是他们从每次分手时师生依依不舍的眼泪中，从家长一年比一年重视教育的变化中，从平日孩子们吐露心声的信息（件）里，看到了付出的回报。这就是地大支教团的志愿者们坚持8年，而8年之后必然还会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与贫困孩子一起成长

　　博士生侯喜锋父亲早逝，他从贫困的农村家庭考上大学走到今天，受到过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他以一颗感恩的心把支教看作是自己对社会的回报。同时，喜锋也告诉记者：“我和许多出身贫寒的同学一样，到大学后，会因自己经济条件不好感到自卑。西部支教让我看到肩头的责任，责任让人坚强，责任让我走出了自卑的阴影。”

　　齐雪瑞的家乡就在西海固。在银川上高中时，曾见过暑期来支教的南京大学研究生志愿者。当时她想：如果有一天自己能上大学，一定也做志愿者。如今，小齐不仅实现了当年的愿望，而且是支教团中的骨干。接受记者采访时，正在等待考研结果的齐雪瑞表示：“如果能读研，以后她还要去西部支教；如果考不上，就回西海固，给每年去支教的同学打前站。”

　　参加过地大支教联合行动的国际关系学院法律专业的研究生万政，大学期间的前几个暑假，多是到基层法院实习。他认为虽然这对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会有帮助，但没有去西海固支教的那个暑假收获更大。因为从西海固回来，从小衣食无忧，读书一路领先的万政感到自己变了。他说：“原来只想将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但是在西海固，看到那么多人还在为生存苦苦打拼，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应该认真做些事，帮助更多的人活得有尊严。有了事业心，我不再像以前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谈到对未来支教活动的看法，曾荣获“全国大学生年度热血人物”称号的支教团团长杨明贵认为：“随着国家对西部教育支持力度的逐年加大，支教工作的重点应该越来越侧重帮助当地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学质量，开拓视野。支教只有与时俱进，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刘志方认为：现在的志愿者大多是90后，城市学生的比例也更大了。应该针对他们的思想特点进行支教前的培训和支教后的总结，才会使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和提高。（本报记者 宋晓梦）

（责任编辑：陈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