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2011年10月刊封面图

　　他们胸怀天下，却又不辞小善，以本身积累的公信力，在新的平台上赢得了振臂一高呼而应者无数的影响力。这些行走于微博江湖的侠客们，让我们看到了公益事业中新的可能性。

　　微博侠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微博汇集了名人、能人、怪人、普通人。这使得如今微博的意义，已经远远不限于一种普通的社交工具，而是一个汇集了芸芸众生相的微观江湖。而能够把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马汇集到一起的，依旧是爱和善的凝聚，即公益的力量。

　　微博上除了闲来无事的每日碎碎念，也从来不缺乏对社会民生的深度思考，以及各种求助、热心转发、奔走呼号。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爱清尘……现实世界中遭遇瓶颈的公益事业，在微博江湖上反而风生水起。微博公益，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微博公益的成功与失败，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面对公共问题不党、不争、不崇尚英雄主义，以微博作为社会改良的武器，用影响力推进公民行动。

　　而这群“微博侠”，由于胸怀共同的理想与使命，已俨然成为一个小圈子。他们彼此相熟，进行的项目还多有交叉呼应。而微博的出现，则让他们多了一件强大的武器——尽管方式各有不同。

　　于建嵘、薛蛮子将平素敢言的风格沿袭到微博中来，以一己言论推动社会事件的进程；邓飞、梁树新及王克勤则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发挥其“无冕之王”的作用，深入实地，亲身考察。对于微博，他们都感受到了其强大的影响力，在这里，更能实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行侠仗义的愿望：振臂一高呼，应者无数，甚至主流传统媒体反而成了他们的追随者。

　　第一批微博公益项目的良好社会反响展示了网络公民社会建设完善，“围观改变中国”的巨大可能。然而，任何一个新事物的诞生与成长必然伴随着矛盾与冲突，微博公益也是如此。

　　随着热心网友的参与，声势浩大的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活动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分析道，让拐来的儿童上街乞讨，这样做的风险收益比是极差的，绝大多数乞讨儿童并不是被拐卖来的。张宝艳从事打拐五年来解救了将近200名流浪乞讨儿童，但这里面没有一个是被拐卖来的。

　　微博打拐的发起人于建嵘、薛蛮子以及张宝艳、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渠等人与壹基金方面曾在宋庄召开一次会议，商讨建立壹基金打拐专项基金。之前的打拐经验证明，打拐与解救乞讨儿童是两回事，他们开始转向儿童保护方向，最终却未能成型。

　　而坚持做直观可见的具体项目的免费午餐项目却非常顺利，现已发展成为一个现实中运营完善的线下公益项目。梁树新与邓飞利用他们所积累的经验与资源，完成了一个管理成本几乎为零的团队建设与流程设置，让捐赠人捐出的每一笔钱都化为孩子们手中看得见的午餐，在微博上得到回馈与精神报偿。

　　微博发起的公益项目有夭折，也有延续，但它们都为社会爱心提供了一个出口，切实帮助了弱势群体。简单、具体、直观，是其成功的要素，反之，如果微博公益项目在发展中弱化了这几点，或者没有完成线下的团队建设，结果就会变得不可预期，难以持续。

　　无论如何，行走微博江湖的公益侠客们，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文 / 本刊记者 熊静如）

于建嵘

　　他是官员们拥趸的对象，也是访民们的“主心骨”，而微博的出现，给了他向官员布道的“话筒”，也赋予了他一把解救访民的“屠龙剑”

　　游侠于建嵘

　　文 | 本刊记者 赵晨

　　于建嵘是个学者，但却不安于一室坐而论道。他的学问，来自田野、来自泥土，也来自这片土地上被他唤作“兄弟姐妹”的“底层人”——但颇有些隐喻意味的是，一个作为现代科技产物的新媒体平台，却将他与自己的这些“原始养分”间的距离史无前例地无限拉近了。

　　2011年春节刚过，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一时间，众多网友互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上书，媒体纷纷跟进，他与《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发起的寻找被拐儿童彭文乐事件，一同掀起了一场微博打拐的“人民战争”。半年后，这场热潮消退，而于建嵘身边的志愿者依然坚守着“随手拍”公益微博。8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意见，将对流浪儿童严重地区的领导追责。回过头来，他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微博运动如此评价：“一条微博，改变了一个民族对孩子的看法，改变了一个国家对儿童的政策。”

　　除了将微博当作公益平台，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随手送书下乡”等“随手”公益活动，于建嵘还拿起微博这只被赋予了巨大话语权的“话筒”对社会发言、为底层代言。他对《中国慈善家》说：“自从有了微博，再不愁没有报纸发表时评了，也再不愁没有朋友了。”

　　事实上，微博于他，不只是“话筒”，还是解救访民的一把“屠龙剑”。但于建嵘一再向本刊表示，他不喜欢“侠”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切实地被法律保障，也就无所谓“侠”了。“明确的公民权利、权威的司法制度、真正的代议制度、开放的媒体”，这是于建嵘的社会理想。为此，他一直在路上。

　　微博布道

　　9月16日下午，本刊记者在清华大学的某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见到了于建嵘。在教室外面走廊尽头的拐角处，他一看到记者，便主动大步走上前来握手。那双翻阅过无数上访材料的大手，感觉很有力。

　　其实，这已经是记者第二次见到于建嵘了。第一次是2008年在武汉举行的某论坛上，论坛结束散场时，记者在门口遇见他，便大胆问了一句：“哪里可以买到您的《安源工人实录》？”彼时，这本书只有港版，大陆鲜少见到。于建嵘随即问一名工作人员：“还有书吗？送她一本！”

　　所有接触过于建嵘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虽然他是个“大忙人”，但平易近人，哪怕和他只是萍水相逢的人，也大多有求必应。他不会轻易拒绝对方的要求，所以，寻求于建嵘帮助的上访者遍及全国。

　　两年前，身为社科院教授的于建嵘开始频繁向官员“布道”。他讲拆迁，讲信访，讲群体性事件，讲当前种种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两年多来，听过他讲课的官员已达上万名。

　　而当天的课堂上，他也分析了近年来工人的劳资问题以及农民的拆迁问题。他对台下100多名来自东北某省的处级官员说：“工人、农民的维权行为背后是这样的逻辑：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也不会找你的麻烦。他们仅仅是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中央的政策办。”

　　他依次播放了几起有影响力的社会事件的PPT，紧接着，呈现出的是一位访民花273元在中关村购买“高科技产品”——针孔摄像机的图片。他说：“现代科技已经解构了中国政治生态，所以人家给你们送钱时，最好别要；如果实在想要，一定要弄清带录音笔了没有；万一带了，你最好不要讲话，就点头或者摇头。”台下的官员们哄堂大笑。

　　但于建嵘紧接着正色道：“信访制度不改革，将永无宁日。”他提到，广西的一位信访办主任，接待多年上访户，最后居然也因为拆迁问题，自己成了一名上访者，“一个不能保障个人法定权的社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这些在所在单位都是一二把手的官员们，听课时都坐得笔直，时不时还埋头在讲义上记下些什么。于建嵘这个满口大白话、不讲大道理的教授，在官员里的拥趸为数不少，课间休息时，不时有人上前请他签名、合影。

　　诸如此般讲课时的小插曲，也常会出现在于建嵘的微博上。比如去年11月，他到江西万载县讲课，号召官员不要拆老百姓的房子。中午席间，该县领导说，为了发展就得拆迁。于建嵘火了：“现代社会应该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础，你们官员要做的是确保个人权利。”该领导也毫不示弱：“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一怒推椅，离席而去”。

　　当此事在其微博上爆出后，人们发现，于建嵘在网络上同他在现实中一样敢言。“我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他说，多年来，知识分子从没得到强势的话语权，而微博改变了这种局面。如今，于建嵘粉丝已达106万，俨然一个受众庞大的媒体。

　　“万载事件”后，但凡有人请他讲课，他首先声明自己讲的是“另类政治”，主张民众有权反抗政府的“非法侵占”，要对方“先搞清楚”，免得“我讲你们后悔”。但即使如此，他的课依然很火爆，据说请他讲课，需提前两个月预约。

　　然而，于建嵘以一己之力推动官员观念革新，也常有无力之感。他在2010年11月26日晚曾发过一条微博：“我现在到了西客站。晚上十点要坐火车到山东聊城去讲课……我真的不想去了，不只是因为累，而是越来越感到这种演讲的效果太有限了……可不去讲，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不停呼吁外，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啊。”可每当他看到台下官员认真听课的样子，他也告诉自己，变化肯定会有的：“他们内心肯定有触动。”

　　下午5点45分，于建嵘上完了课，背着他那只大书包，快步走到清华东门旁的一家肯德基，几只鸡翅下肚，就是晚餐了。他拿餐巾纸抹抹嘴，匆匆离开。晚上还有山西干部班的课，他要在六点半前赶到教室。那天，他从早上8点半开始，连着讲了三场、整整9个小时。而前一天晚上，他刚从哈尔滨讲完课回到北京。

　　底层立场

　　于建嵘并非从书斋里走出的学者。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当了两年记者，后来成为律师，也曾是“海南淘金热”中的一员，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财务自由。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一辈子都去赚钱。小时候，因为父亲下放农村，全家人在流浪中丢失了户口，他从此成为“黑人”。没有粮票，只能吃母亲从粮站扫来的“垃圾米”，上学被同学耻笑、甚至被赶出教室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1979年，他离开家乡上大学前，立下誓愿，此生的目标是“搞清楚什么人、为何要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被这样变成‘黑人’”。

　　1994年开始，于建嵘花了四年时间游历全国，拜访名师。1997年，他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的博士生，正式开启学术之路。但他的底层经历，注定使其学术之路与众不同。他沿着当年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走了一遍，发现了被主流政治所忽略的“底层政治”，写出成名作《岳村政治》。随后，他循同一路径，采访、调查了上千名矿工，完成《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农民、工人、上访者……这些在历史上很少有发言权的阶层，从此有了一位自己的“代言人”。

　　最近几年来，每逢周六、周日，都是于建嵘在家里集中接待访民的日子。9月17日下午3点左右，当于建嵘讲课归来，他家的大门口外，已经有四位女访民在此等候他四五个小时了。于拿出钥匙开门后，便站在客厅对着门口喊：“都进来吧！”仿佛老朋友般，访民们进入了被他称为“东书房”的客厅，在一长条沙发上挨个落座，隔着一张茶几，与摇椅上的于建嵘面对面。

　　“嘿，你怎么又来啦？”于建嵘眼尖，发现两个访民面熟。“呵呵，想见见你啊，于教授。”其中一个有点不好意思。

　　于建嵘打开旁边三脚架上的摄像机，访民们对着镜头依次讲述自己的遭遇，他则边听边翻看她们的上访材料。访民讲到悲惨处，涕泪交加，于建嵘皱紧眉头、抿紧嘴唇，不时长叹一声。

　　3点50分，最后一位访民在镜头前讲述完毕。“来，吃点东西，高兴高兴！”于建嵘把两盘梨子、葡萄推到她们面前，气氛开始变得轻松起来。“于教授啊，我就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吃完再说。”“别，吃完就说不了啦，堵嘴啦。”“哎呀，吃吧，吃吧，啊。”他掰开一块月饼，递给访民，自己也掰下一块，塞进嘴里。

　　于建嵘很忙，访民们并非每次来都能见到他，他常为此不安。去年12月12日，他发微博：“今天来了三批上访者，可由于我下午在清华给合肥市青年干部讲课，没有时间与他们相见。昨天也来了二十多个，当时我在成都也没有见成……他们在天寒地冻的北京，跑几个小时才到宋庄（于建嵘家所在地），可最终失望而归，想到此，有些心疼。”

　　在访民们看来，曾通过微博救助底层访民的于建嵘是他们的“主心骨”，只要能见到他、说说话，心里就会舒服些。然而，并非所有访民的问题，于建嵘都能解决。面对访民的哭诉，他也会感到“心累”。有时，他甚至装作没看到等在门口的访民，可当他一离开，又马上后悔。他喜欢拿起画笔，一笔一笔把他眼中的访民和自己心中的郁结画出来。

　　“东书房”的一角，是于建嵘根据访民肖像创作的高达两米的大幅油画《母亲》。画中的母亲，满脸沟壑，头顶白布，上书一个大字“冤”，眼神充满苦涩与不屈。每位上门的访民，都会被于建嵘带到油画前拍照。同样的背景、格式，不同的人物，这样的照片他已拍了几千张，“这是社会历史档案。”于建嵘说。

　　谈到创作油画《母亲》时的心情，于建嵘说：“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怆。我还来不及记下这位母亲的名字和地址，也不知她被那些截访人员带到了什么地方，以及她后来的命运。但她那平静的诉说，那忧郁、不服和无奈的眼神总显现在我的面前。”

　　除了访民，黑山黑水，则是于建嵘创作的另一主题，发布在网上，很有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味道。其实那是油画。他的油彩，总是黑色用得最多、最快。凝重的大山，油彩色块凝成一块块，天边是一轮将出未出的明月，抑或太阳。

　　“为什么总画山？”记者问。“这可能是一种心境吧，总感到天还是没完全亮。”送走了访民，一天只睡四个小时，早上五点就起床去上课的于建嵘此刻终于能够休息片刻。他靠在躺椅上，看着对面墙上黑山黑水间的一点白，缓缓地说：“再多问题，还是有希望，天终究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