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以社会学专业为主的北京高校学生，他们帮猝死的农民工家属，与建筑商谈判赔偿；帮工资过低的农民工谈判合理薪酬，在谈判成功后唱起《讨薪之歌》。他们看到了以前所无法想象的农民工生态……

　　“五一”劳动节后的一周，2009年5月8日晚，北京近郊“西山华府”马连洼工地的8名工人拿到了44天的工资。欠薪、讨薪、妥协，这是一出在建筑工地长盛不衰的戏。不过，在马连洼工地上，戏的主角除了工人外，多了20名大学生。

　　张慧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三学生；林自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三学生；徐洪业，北京科技大学大四学生；刘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在和香港“大学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合作之前，他们就开始了对北京建筑工地进行了一年多的探访。

　　探访结果和SACOM针对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商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发布的报告《建筑业民工，21世纪的“包身工”》基本一致。在一年多的调查中，他们和马连洼工地的三次“交锋”最为引人关注。

　　农民工猝死，大学生帮助索赔

　　西山华府，这个位于北京近郊西北旺镇的房地产项目将要建成高档住宅区，市场售价约在1.8万元/平方米。从远处望去，工程主体已经初具规模。工地旁边的一排活动板房，就是工人的宿舍。

　　该工地57岁的民工潘志源在3月22日这一天猝死了。死前一天，他还在和弟弟潘志胜在工地里砸石头。他每天至少要砸11小时，35天来从未休过假。死前那天，“他还在咳，喊心口疼。”潘志胜事后回忆。

　　潘志源是工伤死亡，还是自己身体突然发病死亡？这类死亡事件在工地上向来是糊涂账：

　　对用人方来说，民工流动性很大，连劳动合同都是罕有之物，根本不可能事先给他们做体检。对工人来说，工伤保险更是“只是听过，没见过”。

　　西山华府的建筑商泰州振兴公司认为，潘志源没有死在工地上，不是工伤死亡，只肯给家属2万块“同情费”。对潘志胜来讲，哥哥死之前，连续工作了35天，每天都要砸11个小时的大石头。这些在潘志源的记工本上记得清清楚楚。他认为：“哥哥是疲劳过度导致的死亡。”

　　潘志源的大女儿潘金芳赶到了北京。张慧鹏等大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介入，帮助潘金芳和公司项目部谈判。

　　张慧鹏、刘静和潘金芳回忆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谈判过程。

　　3月29日，一个星期天，已经是春天的北京忽然下起了雪。上午9点多，来自北师大的女生王婷陪同潘金芳等两名亲属走进了项目部。项目部大门外，张贴着大学生写给泰州振兴公司的公开信。20名北大、农大、北师大、北航、对外经贸的大学生站在大门外，手持白菊花，合唱《生命之歌》。

　　到下午两点多，潘金芳出来了，满脸倦容。下午另外两个学生陪潘金芳进去继续谈，一直谈不拢。到了傍晚，潘金芳口气硬了起来：“多少钱我都不要了，我就要讨个公道。”

　　最终公司妥协，将“同情费”增加到了6万元。

　　第二天，十几名学生写了封联名信递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劳动局。工伤科的人解释说，6万多已经不少了，北京工地上死个人（指没有认定工亡的）也就两三万的事。“他的话对家属打击很大。”张慧鹏说。此前，“公司项目部的人说了相似的话”。

　　公司最终拿出了6.4万元。令潘金芳不能接受的是，在父亲的死亡原因一栏里，医院注明的死亡原因是“猝死”。但父亲的猝死和他工作疲劳过度是否有直接关系，仍是个谜。

　　高唱《讨薪之歌》

　　潘志源死后，工友们从他身上只找到了1块5毛钱以及工地的一些“饭票”。他来工地35天，每天出的都是全工，但没见到一分工资。

　　潘的死，使公司方决意辞退19名55岁以上的“高龄”工人，工钱则要等到年底才能结清。3月24日晚上，19名工友在宿舍里开了一次会，大学生们列席其中，教他们统计工资表，并推选代表准备和公司协商工资事宜。第二天早上，“只有6个人敢站出来，其他人都退出了。”刘静说。

　　3月26日上午10点多，5个大学生和6名工人相约来到了项目部门口。经过和项目部管理人员激烈的争执，最后两名女生被允许和工人一起进去。

　　谈判在屋里进行，学生们在外面派发传单、名片，讲解劳动法，吸引了不少工人。“刚刚很凶悍的工地负责人也只能一句话不说，在一边看着”。一名大学生在《讨薪记》中写道。

　　工资标准从每人每天50元谈到60元，到了中午下午两点，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以65元“成交”。

　　虽然和先前约定的70元还有差距，但从项目部出来的工人们仍然满面春风。

　　签完字、领完钱，工人们和学生们走在工地外的大马路上，一个工人喊了一嗓子：“我们拿到工钱了！”然后大家高唱《讨薪之歌》：“打工可以炎热严寒，但不能没有工钱……”这是根据“打工青年艺术团”创作的《生命之歌》改编的。

　　欢快的歌声响起时，在脚手架上的工人们以口哨声做回应。

　　设计三种讨薪方案

　　4月30日，工地机电组的25名工人突然被要求“撤场”，原因是他们的包工头徐金来跑了，工人不需要那么多了，每人给700块的“撤场费”回家。700块远低于当初约定的工资数。17名工人已经回家了，剩下8人还在和项目部谈判。

　　5月6日，刘静等人带着打印出来的劳动合同法和工人们见了面。工人张保生认为公司的算法极不合理，扣除公司发放的生活费和“饭票”，他白干了活不说，还欠公司10块钱。

　　刘静等人给8名工人设计了3种谈判方案。按计工表算出的工资；按电工平均价格算出的工资；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加上加班费算出来的工资。

　　5月7日，工人与项目部协商时发生了冲突。“我们把项目部的人反锁在屋子了。”工人徐福成说，他和另外两名工人被带到了派出所做笔录。

　　下午3点多，刘静等大学生和其他的工人赶到了派出所，公司方也赶到派出所。之后3方共同去了马连洼街道办事处劳动科。最终公司和工人达成协议，定下了80至95元的日工资标准。

　　5月8日晚，8名工人拿到了拖欠的工资。

　　大学生们和马连洼工地3次“交锋”后，导致双方关系交恶。以往每个周六晚上刘静等人都会到工人宿舍探访，“现在一去就被赶出来了”。出于人身安全的担忧，大学生不再进入工地。

　　泰州振兴公司项目部经理钱文红（音）对南方周末表示，大学生的做法干扰了他们正常的施工秩序，讨薪应该让劳动部门讨，“不要你们学生讨”。但他“能谅解他们，毕竟是孩子”。

　　参与马连洼讨薪的大学生有20个左右，这个松散的组织连个名称都没有，靠每个高校的联络人维系行动。对刘静来说，以往工人死亡、讨薪都是新闻媒体上的事件，非常遥远。真正深入到工地后，“才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多么差，他们的要求有多低，一个是按时拿到工资，第二是能吃好一点”。（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黄秀丽）

（责任编辑：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