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由“郭美美事件”为导火索，引爆了一轮公众舆论对“官办慈善事业”强烈的质疑和诘问。矛头所向，先是中国红十字会，后是中华慈善总会。使这两家在中国可算是鼎鼎大名的慈善机构，陷入了百口莫辩乃至越描越黑的窘境。随之接踵而来的是，社会捐款大为减少。传说中，有些地方的红十字会接受的捐款数已经为零。

　　中国的慈善事业到底得了什么病？实际上，去年围绕“巴比夜宴”的舆论走向，就已经开始显露出一种逆反的思潮。可那时的锋芒所及，主要是针对不愿慷慨解囊的“大款大腕”，关键词是“裸捐”。可到了今年，风头一转，公众舆论拷问的焦点，则成了追究捐款的去向了。从力挺富人“裸捐”到质疑善款去向，公众舆论试图把公益慈善的整个“生态链”都推到阳光下去晒上一晒。其背后的逻辑，则是对拥有权力的政府和拥有金钱的市场的深度的不信任。

　　在中国，慈善事业差不多就被等同于社会捐款，而被看重的也正是这笔“预算外收入”。计划时代，慈善事业是被打入冷宫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下，“慈善”成为“伪善”的同义词。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洪水灾害连年肆虐。处于回归前夕的港澳同胞，出于人道主义大力捐款，支援灾区抗洪救灾、重建家园。当时，境外、国外募集的民间善款之巨，可以和财政拨款相媲美。这使在财政上正左右支绌的中国政府打破了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开始到民间募捐。正因为这样，从一开始，慈善事业相当于社会募捐，就形成了思维定式。再后来，就越加变得主动利用与灾害相关的社会募捐，甚至将其看成是一笔自然灾害救助的预算外的“后备基金”。通过“官办慈善事业”把持了整个“捐款”市场，把接收民间捐款变成了少数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的特权。

　　另一方面，出于政绩或其他方面的考虑，一些地方政府进一步把募捐变成了“派捐”。通常的做法是这样的：党政一把手先拿一笔钱定标杆，然后逐级稍作累退参照执行，一直到所有的平民百姓。领导拿钱，问题不大，至少不会影响生活。但要普通百姓也照样拿钱，虽说金额少一些，但大多会影响其基本生活。但是领导一“自愿”，百姓也只好跟着“自愿”。这种形似自愿实质强迫的“爱心”的结果，是政府收到了钱，却失去了民心。

　　更令人无奈的是，社会捐款到了政府手里，就归入预算外的“基金”里了。山高皇帝远，百姓只能望洋兴叹，捐款人的权利自然而然就被漠视。在财政预算都不向社会公开的现行体制下，“基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当然更没有更必要让民众知情，而成为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最多是自己对自己有所“监督”而已。

　　于是，“慈善”成了一个旗号：社会捐款——政府派捐——政府基金，政府又多了一笔额外的收入，老百姓又多了一道额外的捐税。有人说，这笔钱终归是用到了灾区，用到了灾民身上。其实，灾害救助本来就应该是政府的职责，是财政应该掏钱干的事情。有了“慈善捐款”，就省下了这笔该花的钱。省下的钱花到哪里了呢？——“三公”消费！？

　　批评之后要有建设性意见：现代慈善事业究竟是怎样的？简言之，现代慈善事业就是民间的社会行动。首先要有明确，要干什么事情，要帮助哪些人（社会群体）。要帮人要办事就需要成本，那就去进行募捐，但募捐必须是有目标、有限制的。做慈善的人要能够持续地募捐，持续地做事帮人，就必须很公开，很透明。要不，就没有人捐款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按慈善事业的本意，让民间、让老百姓去做，其实一点也不难管理。但只要官员们一动心、一插手，事情就会复杂得多。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