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1-02-05 09:12 | 来源:中国红色文化网 2010-5-27 10:07:38 | 查看:1703次
党员领导干部能否管好自己的亲属,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铁面无私,为全党干部树立起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
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儿起名满妹。按理说,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备受宠爱。然而,胡家兄妹从小就是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满妹也不例外。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满妹当时正在上小学,也吃不饱饭。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最让人激动的事就是能吃到东西。”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有这样刻骨铭心的感受。
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也定下了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个儿子平时都住校,只有满妹一人是走读,在家里吃饭。炊事员老张自己有五个儿子,可一个女孩都没有,特别疼她。每当有客人来打“秋风”时,总是偷偷留下一点好吃的,给满妹回来吃。
那时走读,中午要带一顿饭在学校吃。有一次,老张给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问:
“你给满妹带米饭了?”
老张不回答。
“不是规定一天只有一顿细粮吗?你怎么给她吃两顿呢?”胡耀邦接着说。
老张涨红了脸,强辩着:“谁说的,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出了门,他自言自语地嘟嚷,“家里就她一个,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学们都带细粮吃,咱们家老带粗粮,怎么好意思!”
在满妹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
1966年,“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满妹的母亲境况更惨,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就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后来,满妹每当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在满妹的印象中,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次家庭会;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他们谈话。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
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个专业,拿个学位,满妹也动心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一直戴在头上的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找到满妹,问她:“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
满妹考虑了很久。可想到那次家庭会和父亲多年的要求,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胡耀邦在任职期间,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都自觉做到“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共产党人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胡耀邦说过:“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注意维护总书记的形象和党的声誉,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亲属谋取过任何的利益。
1981年,胡耀邦的侄儿胡德资(其胞兄胡耀福的二儿子),经县里的一个领导帮忙,在岳阳轻化公司安排了工作。按常理,侄子安排了工作,是件好事。尽管不太符合原则、程序,只要自己装作不知道也就过去了。但胡耀邦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绝不允许家人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半点私利,马上责令那个县里的领导将侄子退回农村。
这事刚过了几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儿子工作的事。
一见面,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你在下面开后门!”
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
胡耀邦怒气未消,继续斥责说:“谁这样搞,我就开除谁的党籍!”
胡耀福渐渐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叫冤枉,发起脾气来:“耀邦,你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在北京当总书记,我在家里当农民。要是在过去,我就是皇亲国戚。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当农民,日子不宽裕,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难道我的儿子就不能当工人了?”
结果,两人互不相让,大吵一通,不欢而散。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能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下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事。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
这些小事,当时并没有见诸媒体,但却不胫而走,广为传颂。
胡耀福老人病逝之后,浏阳有人送来一副挽联:
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
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上世纪80年代初,浏阳县委托胡耀福到北京找胡耀邦给家乡批点化肥。其实,为家乡办点实事、解决点实际困难,是许多领导干部津津乐道的事儿。家乡需要化肥,县里领导派哥哥来说情,当时只要自己不反对、不表态,手下的人也就给办了。但是,胡耀邦态度非常鲜明,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甚至不惜与哥哥闹翻脸。他嚷道:
“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胡耀福听后,也急了,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是老区人民要我来的,又不是为我自己!要是我的事,绝不来找你。”
胡耀邦仍坚持说:“那也不行!”
胡耀福一气之下走了。
后来,胡耀邦经常对希望他在家乡建设上给予帮助的乡亲们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该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然而,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988年冬天,胡耀邦在长沙休息。浏阳县委的几个同志来看望他,谈到家乡一些地方还不富裕时,胡耀邦心里很不安,表示未能替家乡人民办点实事,常感歉疚。
浏阳的同志诚恳地宽慰他说:“你是中国的总书记,心里想的是10亿人,浏阳130万人是包括在内的。”
客人们走后,胡耀邦还在想着他们的话,感慨地对妻子说:“家乡的人民这么理解我,令我十分感动。”
(责任编辑:吴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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