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风

　　在西藏，十八军的威名可谓如雷贯耳。在这支解放西藏的英雄部队里，有许多浙江省常山籍军人，汪则瑞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援藏期间，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在《西藏日报》社工作的常山人汪晓华。说是常山人，可他不会说常山话，这让我颇感惊讶。汪晓华告诉我他父亲是浙江常山芳村人，早年加入十八军并参加解放西藏的战斗，他自小在西藏长大，是典型的藏二代。汪晓华这样一解释，我对他不会说常山话也就感觉不奇怪了。但我的兴趣却由此转移到了他的父亲汪则瑞身上，进而急切地想挖掘出那些被历史掩埋多年、载荷着常山元素、鲜为人知的“珍宝”来。

　　前些日子，我专程登门拜访了这位老英雄。见到我，时年83岁高龄的汪老非常高兴，拉着我说起了久违的常山腔。由于数十年一直在外，老伴又是四川人，子女们都不会说常山话，老人说家乡话的机会很少，因此很多方言词语说起来已经不够顺畅，中间常夹带普通话。

　　汪老深情回忆了当年参军离乡的经历。1949年5月4日，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四十七师一三九团进驻常山县城，宣告常山解放。当时年仅17岁、家住芳村乡前溪村的汪则瑞，正在县城读初中。5月9日，二野十八军五十二师接管常山工作，并发布招兵公告，汪则瑞就报名参加了十八军，当时与汪则瑞一块参军的常山青年有一百多人。6月3日，十八军五十二师奉命进军大西南，汪则瑞随军转战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1950年4月，他又跟随十八军进军西藏，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贡献。

　　西藏和平解放后，十八军就地转为西藏军区，汪则瑞转业到西藏地方工作。1959年3月10日，汪则瑞响应号召重新扛起了枪，参加了西藏平叛斗争。平叛胜利后，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汪则瑞此后留在西藏工作30多年，直到离休。

　　说起参军后的经历，汪老说其实他从参加十八军后到进藏前并没有打过大的战役，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已是军心涣散，几乎一触即溃，解放军的攻势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几个月就打到了西南。

　　说起十八军进军西藏，汪老的心情格外激动。他用略带颤抖的常山话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和平解放西藏这副重担落在了打过淮海战役的二野十八军身上。1950年3月4日，包括汪则瑞在内的十八军全体热血男儿，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带进西藏。经过艰苦行军，十八军进入西藏，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突如其来强烈的高原反应，成为这支部队首当其冲的“拦路虎”，许多战友因为高山反应引发肺水肿，永远安息在了雪域高原上。汪老说，但我们英雄战士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以战天斗地、不怕牺牲的精神，奋勇挺进西藏。

　　我问汪老刚进藏时有没有高原反应，汪老笑着说，他以前做梦也没有梦见过这种地方，但既然当了解放军，就要服从指挥。他当时什么也没想，西藏多高不知道，西藏多苦不知道，西藏多冷不知道，西藏多远不知道，他压根儿就没问过。可能是比较年轻吧，也许与十八军一样与“十八”有缘，那年他恰好只有十八岁，对高原反应并不那么明显，除了刚到时有点头晕外，也没有感觉对身体有什么很大影响。仔细打量年逾八旬依然鹤发童颜的汪老，我的确看不出在西藏艰苦条件下数十年对他的身体有什么损害，可能是多年部队生活锻炼的扎实底子，汪老身体非常硬朗，眼不聋耳不花，腿脚也很灵便，行走迅速，甚至上下台阶也不用搀扶。

　　我跟他谈起我们援藏干部刚上高原时，也曾多次发生过高原反应，有的甚至比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汪老感慨地说，虽然现在上西藏的同志工作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藏高寒缺氧的恶劣自然环境没有变化，也无法改变。我们那时吃苦吃惯了，到哪里都差不多。现在全国各地生活这么富裕，特别是我们浙江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你们能来到西藏工作，比我们那时候还不容易啊！

　　在我想象中，高寒缺氧应该是十八军进藏遇到的最大困难。但汪老却摇摇头说，高原反应虽然可怕，但最难的是部队补给跟不上。为了争取藏族群众的民心，毛主席指示部队：“进军西藏，不吃地方”，邓小平同志说“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部队要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环境下，进军、战斗、筑路、生产，在后勤保障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吃饭成为部队最大的困难。汪老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没吃的。部队进军时，每个人要携带大量装备，能随身携带的粮食十分有限，吃的是一种“代食粉”，类似“炒面”。没水就和着地上的雪咽下去，粮食不够野菜凑，凡是能吃的野菜，都成为填饱肚子的“宝贝”。到了拉萨以后，为解决供应难问题，军区政委谭冠三带领战士们自力更生，在拉萨西郊的一片乱石岗开荒种地，解决了部队的生存问题，在西藏站稳了脚跟，在藏族群众中树起了“菩萨兵”的形象，被藏族群众亲切地称为“金珠玛米”。

　　汪老说，当时进藏的整个部队都有困难，特别是修建川藏线的官兵更不容易。在那人迹罕至的亘古荒原、高寒冻土地带，在那寻常空手走路都头晕目眩，稍一劳动就难以呼吸、头痛欲裂的严重缺氧地区，十八军发扬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用血肉之躯打通了二郎山、折多山、罗锅山、海子山等十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征服了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怒江这样的天险急流，硬是靠血肉之躯，修建了川藏公路，成为民族团结的联心路、幸福路。可以说，川藏线是内地连接西藏的一条生命线，对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防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史料介绍：在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仅伤亡114人；但在进藏公路修建过程中，伤亡却达650余人。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将进军西藏的壮举，称为“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在川藏公路博物馆内，刘伯承元帅的这句话依然醒目。

　　汪老语气沉重地说，在进藏公路线上，每公里都长眠着一位筑路官兵，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我问起当年与他一道参加十八军的常山人的情况。汪老说，当年与他一起参加十八军的一百多名常山籍青年，在后来转战大西南的征程中，有的人倒在了进藏的路上，有的回到常山老家生活。

　　汪则瑞老人深情地回忆起阔别多年的家乡，不断向我询问家乡情况。我向老人汇报了常山县和芳村镇的发展变化，他由衷为家乡人民越来越好的幸福生活感到高兴。

　　离开汪老家后，我想，像汪老这样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但却鲜为人知的革命老人一定还有很多，他们是历史的实践者，也是时代变革的见证人，每个人都堪称是一部活着的传记。十八军战士创造的光辉经历，堪称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历史一定会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