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立生

强求一个喝了酒，本就不宜下水的人，去跳水救人，其误导效应更应引起人们充分的警惕。

曾引发广泛关注的“18岁学生救同伴溺亡未被认定见义勇为”一事迎来新进展。日前，河南濮阳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撤销清丰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的先前决定，要求重新评定。

去年12月14日，清丰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不予认定王亚威见义勇为。相关人员称：当天王亚威等五人饮酒；对于共同饮酒人的安全，以自我防护为主，其他人义务保障为辅，义务同行人有提醒、劝阻、护送等义务；他下水救人是在履行共同保障义务，属于具有法定义务的救助行为。

众所周知，酒后下水不宜。之所以不宜，在于处在酒后神志模糊状态下，下水具有高度的危险性。但王亚威也是喝了酒的，若说他具有跳水救人的“法定义务”，岂不是陷入了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逻辑悖论之中？

在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按“第二十二条军规”理论，飞行员飞满25架次就能回国，但同时强调，必须绝对服从命令，要不就不能回国。所以到头来，上级可以不断地给飞行员增加飞行架次，飞行员还是回不了国。清丰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则不啻是在说：酒后下水不宜，生命安全应有保障，但面对喝酒同伴溺水，喝了酒的人也必须跳水救人……强求一个喝了酒的人，对另一个喝了酒的人，负有跳水救人的“法定义务”，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需对行为自我负责，这是通行的规则。包括在聚饮这样的民事活动中，也是以自我负责，对他人无义务、不担责为常态；而以有义务、需担责为例外。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当事人对喝酒同伴有义务、需担责的情形，大致为以下几种：

一，不应让明知患有不宜喝酒疾病的人喝酒，否则，出了事要担责。

二，不应劝不会、不能、不愿喝酒的人喝酒，否则，出了事要担责。

三，对过量喝酒要提醒，防止同伴醉酒，对醉酒或濒临醉酒状态的同伴，要照顾、护送，否则，出了事要担责。

四，对酒后驾车、游泳等危险性行为，要劝阻，否则，出了事要担责。

由此可见，一，当事人对喝酒同伴有义务、需担责，是以自身存在过错为前提的。

二，当事人对喝酒同伴需尽的保障义务，也仅限定在诸如提醒、劝阻、护送之类合理范围内。毕竟，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并不握有进行强制的权力。若要求把醉酒或酒后不听话的同伴，必须拿绳子给捆绑约束起来，那就是在强人所难了。

三，如果未尽好保障义务，对于出事的喝酒同伴，当事人应担负的责任，也是有限度的，通常只是民事赔偿责任；而且，往往是由出事的人自负主责，其他有过错的人分担次责。

这和见义勇为认定中，所要排除的基于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救助行为，在所应尽义务的强度要求上，和未尽义务的责任承担上，都是大相径庭，不可等量齐观的。

譬如，警察对遇险民众负有救助的法定职责和义务，见死不救，会被追究玩忽职守罪；夫妻间负有相互扶助法定义务，如一方溺水一方消极对待，消极一方对溺亡后果，也要承担不作为形式的，间接故意杀人罪刑事责任……

王亚威遗物手机中的视频显示，当时他说：“看这2B在下河游泳”，言下之意他是不赞同下水的。如果他在刘某某发出下河抓鱼提议时，已明确反对，作出劝阻了，那他就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保障义务，对于刘某某的溺亡后果，不负任何责任。毕竟，刘某某是成年人，对于酒后下水行为的危险性，应有明知。

即便没有明确劝阻，对于刘某某的溺水，如果纯以利害关系考量，王亚威所要承担的最大责任，也是和其他同伴分担刘某某溺亡的次责，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是各赔偿几万元；他也并非必须以命相搏的去跳水救人。何况，他有着酒后不宜下水的正当理由。他也可以采取报警、呼救等其他救助方式。

但他一发现刘某某溺水，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就立即奋不顾身的跳水救人，那当然是种高尚的见义勇为行为。

清丰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不应生吞活剥“法定义务”，把当事人对喝酒同伴负有的诸如提醒、劝阻、护送之类限定在合理范围内的保障义务，无限放大、拔高到必须跳水救人的程度。何况，强求一个喝了酒，本就不宜下水的人，去跳水救人，其误导效应更应引起人们充分的警惕。

目前，濮阳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已撤销清丰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的先前决定，要求重新作出评定。这是纠错的前奏。从事实判断层面来说，对于王亚威奋不顾身跳水救人的见义勇为行为，该认定就要认定，该给家属的抚恤，就要照给。

而从价值判断层面来说，鉴于酒后下水救人，本就不宜，具有高度危险性，很可能导致白白搭进一条宝贵性命的悲剧性后果，对于王亚威的见义勇为行为，也应有所保留，注意不宜进行全盘接收式的表彰弘扬，以免给社会带来误导效应。

栏目主编：朱珉迕文字编辑：朱珉迕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苏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