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领弃10万年薪

　　接管打工子弟小学

　　燕兆时说，不能有计划地制造农民工二代

　　北京北五环外的六里屯村，一个胡同口有个“燕京学校”的小指示牌，箭头指向胡同里的一片平房区，穿过一座小工厂里通往后院的昏暗走廊，传来琅琅书声。这，便是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下称燕京学校）。

　　小院落北侧，一排平房被改造成8间教室，隔着狭长过道还有三间低矮的办公室，一个七八十平方米的长方形的小空地，连做操的空间都没有。

　　“这以前是工厂的旧仓库，我们后改的学校。”校长燕兆时并不隐晦校舍的由来。

　　9月10日，北京小雨。三间办公室都漏雨，地上摆着大大小小的盆。燕兆时已经习惯了，“只要教室不漏雨就好。”

　　42岁的燕兆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北航毕业后从事自动控制研究，主要是做飞机结构试验的工作，在北京繁华的二环路上班。去年7月，他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很不靠谱的决定——辞去高薪工作，成为这所被弃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

　　这是一所没有盈利模式的学校，并且要以每年10万元左右的速度往里赔钱。

　　“我们不能有计划地制造农民工二代。”

　　他曾让学生们写下自己的理想，一、二年级的孩子想当“老师”、“科学家”、“县长”，可是到了五、六年级却变成“开小卖店”、“推销啤酒”……

　　9月9日上午9点，燕兆时在接待两家媒体记者，破旧的办公室里唯一算是有点奢侈的物品是一台电脑。

　　燕兆时，平头、小眼睛，一件素格T恤，显得温文尔雅。20分钟后，几个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到学校搞社会调查。随后，又来了3位社会科学院的学生来做调研……其间他接到两个电话，下午有来捐月饼和图书的。经媒体报道后，此类来访多起来。

　　9点40分是学生每天的集会时间。孩子们在小操场上排好队，由一个学生带领宣誓：“我是燕京学生，我是打工子弟……我要感恩父母……我要感恩社会……”稚嫩的脸庞一动一动，朗诵着学校老师设计的校训。教室及小操场的墙上挂着各种名言和弟子规之类的训诫，简陋而富有生机。

　　学校里200个学生都来自各地农村，父母在京城打工，家庭教育有所缺失。燕兆时当支教老师时，曾让孩子们写出他们知道的科学家的名字，结果三至六年级的30多个学生交上来的全是白卷。

　　这让燕兆时感到沮丧，“你不在这儿，一辈子也见不着这些。”燕兆时说，他要给学生真正的教育，在教学上向公立学校靠近，目前还不敢谈更大的理想。

　　当校长后，他偶尔也会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抽身给学生上课，主讲数学。

　　上课时，他告诉学生：“你是否算出答案，老师不在意，你们要学的不是怎么把题目算出来，而是学会一种思维方式。当你长大的时候，你更被需求的不是去模仿别人解决已有的常见问题的能力，而是解决新的问题的能力……”

　　然而，让燕兆时难过的是，在这个学校，没有人和他谈学生的奥数、竞赛、大学，更多的是品德教育、生存技能、职业培训……在所有人眼里，这些孩子未来最好的选择就是厨师、电脑维修工、技工，从来没人探讨过怎么能让这些孩子中的一些人考上大学。

　　“我的孩子以后上大学的概率超过99%，而这些我认为的好学生他们上大学的概率小于5%，他们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投胎不同。”燕兆时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不能有计划地制造农民工二代。”燕兆时说，“我希望在我们学校也谈论奥数、竞赛、大学、出国。”

　　他曾让学生们写下自己的理想，一、二年级的孩子想当“老师”、“科学家”、“县长”，可是到了五、六年级却变成“开小卖店”、“推销啤酒”……这让燕兆时很难过，后来，他把学校的名字改为“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努力成为一只天鹅，而不是丑小鸭。

　　下午4点，孩子们排着队向燕兆时告别。他举起一个撒娇的低年级小女孩，身边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

　　一位支教半年的志愿者说，燕兆时特别温和，从未见他发脾气，再棘手的问题最多也只是挠挠脑袋，做无奈状。

　　当初，燕兆时如果不来这里支教，现在仍可能是年薪十几万的科研人员。就在他41岁的时候，人生出现了一个转角。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打工子弟团体，产生了业余时间去给他们上课的想法。去年3月，他找到了这所学校，还把好友魏老师拉去。虽然不定时讲课，但是学生很爱听，渐渐地，他看到学生正向着他希望的方向变化着，有了一种满足感，甚至一点点成就感。

　　他们曾想过，这样的学校该怎么做？想来想去，结论就是“一定不做这样的学校”。要牵扯无数精力，必须全职去做，而且这样小规模的学校没有盈利模式。

　　当时，学校在三四公里外的唐家岭，正面临搬迁，2010年7月30日是拆迁通知的最后一天。能租到合适的地方很难，租到了再改造成学校，又是一笔费用。校长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向燕兆时求助，可是除了给了一些找房子的建议，他无能为力。

　　2010年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燕兆时和魏老师照常去上课，却看到院子里面停了一辆大的厢货车，工人正在把校长的物品装车，他真的要走了？

　　半个多小时后，车装好了，男校长押车回河南了。燕兆时去问女校长：“真的要走？”

　　“真的。”

　　“学校怎么办？”

　　“关门。”

　　“直到那天看到他把东西装上车之前，我都没认为他（老校长）能不做。”燕兆时说。

　　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两条路：要不看着这些学生散了，要不做点实际的事情。

　　没有计划，没有思考，燕兆时问魏老师，“最坏的后果是什么？”

　　“两三个月以后还是倒闭。”

　　“那比今天倒闭还坏吗？”

　　“没有呀，至少我们能好好教他们两三个月。”

　　“既然不比今天差，那有什么可怕的？”

　　“你不怕我也不怕。”

　　一个乐观主义者（魏老师）和一个悲观主义者（燕兆时），一拍即合。

　　燕兆时清楚地记得以上的对话，因为它短到只有1分钟，没有时间考虑，也没有必要考虑，因为你考虑了又能怎么样，就两条路——关或者不关，管或者不管。

　　“而且我们知道没有好的办法，要是有我们早就帮忙了。”能支持他们接下学校的唯一理由，就是两三个月以后关门比现在关门好，至少两个月还是能坚持的，或许能坚持半年、一年……

　　“我觉得有时，一个人需要有股豪气。”燕兆时笑了，“大不了，我们就顶了，败就败了，那又能怎么样？能顶半年顶半年，能顶一年顶一年。投入十万八万，也不会怎么样。”

　　那段时间，燕兆时也纠结过，孩子以后怎么办？怎么考大学？小学读好了，初中呢，高中呢？谁管？还有学校的前途……直到他在名片上写了那八个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自己才算放下了，感觉好多了，不是问自己的前程，甚至都不问这件事的前程，今天应该这样教，那就教；明天会怎样？想不明白，就先不去想。

　　搬迁是打工子弟校的宿命

　　“当我们搬到这儿的第一天，我就想着下一回，再一回搬到哪里去？”

　　去年接下学校后，眼看着8月底就要开学，燕兆时开始疯狂地找地方，差不多10天就签下了现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看过的唯一一个能装得下所有学生并且愿意租给我们的地方。”于是订合同、搬家、装修、盖厕所……8月20日报名，25日正式开学。

　　这次搬家，学生流失大约1/3，到现在学校一直保持200多人的规模，一年级两个班，2~6年级各一个班，还有一个学前班。

　　对打工子弟校来说，搬迁必导致生源流失，生源不足学校就要赔钱，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在燕兆时看来却很正常。

　　“当我们搬到这儿的第一天，我就想着下一回，再一回搬到哪里去？”

　　对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燕兆时的观点与别人不大一样。他说，所有人都认为搬迁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天敌，其实这恰恰是打工子弟学校的特点。打工子弟校就是针对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存在，学校就必须得随之流动。如果没有搬迁，没有人口流动，就没有打工学校。

　　目前，以北京市的发展速度和城乡结合部的拆迁速度，打工子弟学校平均4年拆迁一次，北京市大约200所打工子弟学校，每年拆迁50个左右，这个数字符合城市发展概率。

　　“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在进入这个行业开始的第一天就应该明白这个问题，就应该对此有考虑。”

　　一年赔10万还设奖学金

　　“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转亏的办法，我也维持不了多久。”

　　燕兆时接手学校后，将不足千元的老师工资涨了近一倍，导致人力成本大幅度上升。

　　学校房租8万，装修改造2万，12名老师，每人每月1700~2100元。

　　进账就是学生一学期700~750元的费用。

　　这道题怎么算，学校的收益都是负数。

　　业内人都知道，打工子弟学校通常400人以上才有盈利。如果非让这200人的学校盈利，只有低于行业标准操作。“可是我们想教书育人，不是为了赚钱。”因此，同类学校的盈利模式燕兆时不能用，也不想用。

　　燕京学校的招生简章很简单：1~2年级700元，3~6年750元，饭费1~2年级60元，3~6年级70元，此外还有一条：你的孩子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学校的奖学金。

　　在小学设奖学金，倒挺罕见。今年6月，燕兆时用此前一直给贫困学生减免的费用，设立了两万多元的“燕京小天鹅奖学金”。这是一位志愿者提议的——把资助改为奖励，让孩子们更有自信。

　　此前，学校一直坚持为20%的贫困学生减免学费。现在，还有近一半的学生享受奖学金。这对原本就亏损的学校又是一大笔支出。所有亏损的部分，到今天为止，都是燕兆时一个人在扛着。

　　他接管学校一年多，个人贴补了10万元左右，如果再算上他一年不工作损失的十几万元的收入，他是以每年20多万元的速度在亏本。

　　他也明白，“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转亏的办法，像这样一直贴补下去，我也维持不了多久。”

　　如果没有外援，这个学校可能用不上一年就要挺不住了。对燕兆时来说，最有力的支持是他身后的一群志愿者。

　　一群不拿薪水的志愿者

　　“这个事情早已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事情了，这是一个群体，一个一群理想主义者组成的群体。”

　　“每当我看到那些学生，我是欣慰的，我知道他们现在能得到比以前好得多的学习氛围，但是当我面对那些被我影响而来的不要工资的魏老师、王老师……我是有巨大的压力的。”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事情早已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事情了，这是一个群体，一个一群理想主义者组成的群体。”

　　这是燕兆时写在博客里的一段文字。

　　这所只有200多名学生的小学校里，除了有9个全职老师外，还有5名一分钱不拿的全职志愿者和100多个周末教课的志愿者。

　　负责后勤采购、开校车接送学生的王海龙是格桑花西部支教公益组织的成员——一个不拿薪水的全职老师。还有当初与燕兆时一起支教的魏老师，今年年初辞职来上课的李老师、郭老师都是全职义工……

　　“刚来学校做志愿者的日子是非常辛苦的。”李老师说，今年3月，乍暖还寒，那破旧、昏暗的教室，四面透风的厕所，冰冷刺骨的自来水……

　　“晚上，当我开着车回到自己那温暖、宽敞而又舒适的家时，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从那天起，我每天在这两个不同的世界穿梭。”

　　渐渐地，新鲜感退去，她有着更强烈的不适应，她想到了“逃跑”。

　　她给燕兆时发信息：“我很爱我们这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大家庭。但是它又破又小又穷，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离家出走……”

　　“燕兆时校长理解我的感受，并没有挽留我。”李老师说，有一天她问燕校长，你这样拼命，不觉得累和辛苦吗？他半开玩笑地回答我说：“我爱孩子们已经到了忘我的地步，不觉得苦。”

　　后来，李老师和其他几位志愿者一样，走过纠结，一道坚持下来。

　　9月10日，教师节，周六，北京小雨。

　　早上八点半，四五十个学生顶着雨来到学校，十几位志愿者也赶来给学生补习。

　　几个早到的孩子在教室里神秘地准备教师节的礼物。半小时后，孩子们把所有的老师和志愿者请进教室，黑板上出现了一幅漂亮的粉笔画，上面整齐地写着“教师节快乐”几个大字。

　　还有学生把自己画的贺卡塞进燕兆时的手里。

　　今年年初，有人提出补习班的想法，于是燕兆时想到了免费，想到了志愿者，想到了发帖子，想到了QQ群……于是他们开始招募志愿者。

　　今年3月，首先开设了两个数学提高班，后来又开了英语补习班和作文班……都是免费的。

　　关注打工子弟学校的人很多，燕兆时每发一次帖子，就多100多志愿者，现在他们的志愿者群已经有300多人，现在他们都不敢轻意发帖，否则就得给QQ群扩编，但随着媒体的报道，每天还是有志愿者和学生找上门来。

　　由志愿者主讲的补习班课程，分为主讲老师和助教，比如主讲老师要有一段相对固定的时间，接下相对完整的大题目的课程，时间不固定的可以做助教。

　　周末，时间比较富余的志愿者可以连续来讲课，没时间可以不来，燕兆时不想让这件事给大家带来压力。

　　被包围在这里等待外援

　　为了解决学校的经济问题，燕兆时一直在与基金会沟通，但目前还没有对接成功。

　　午餐，照例由志愿者自己买菜，自己做，全部AA制。

　　午餐过后，志愿者于芮慈把一个红包交给燕兆时，燕兆时欣然接受。今年5月，于芮慈所在招商证券公司要举办摄影比赛，她趁着在学校当志愿者时拍了一些照片去参赛。前几天，接到公司通知，她的照片获得铜奖，奖金1000元，她决定将这笔钱赠予学校。

　　“这是学校接受的第二笔捐款，这1000元钱就汇入了学校的奖学金。”燕兆时笑得很开心。学校之前也曾接受过一笔1000元的捐助。其实，群里一些志愿者很想为学校出一份力，但燕兆时拒绝了，“大家都活得不容易，能在业余时间教教课就好，接受这样的资助，我会内心不安。”

　　“如果换作企业资助或基金会的资助，我会更坦然一些。”燕兆时说，事实上，为了解决学校的经济问题，燕兆时一直在与基金会沟通，但基金会做项目程序也很复杂，目前还没有对接成功。

　　还有一位志愿者在FT中文网举办的公益活动中，写了一篇关于她在学校当志愿者的事，结果获了一等奖，得到1万元资金，同样，她也将把奖金转赠给学校。

　　“这笔钱可能用来改善老师的工资。”燕兆时开心地说。

　　“我们之所以能拿到这两项奖，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件社会和公众希望我们去做的事。”燕兆时说， “如果这些孩子只有我们想教，其他所有人都不感兴趣，我们也就弹尽粮绝。我们相当于被包围在这里，等待外援，如果所有部队都被消灭了，只剩这几个人，可能从内心就垮了。”

　　朋友经常问燕兆时，这事挣钱吗？不挣钱你做它干什么？

　　有一天他被问烦了，“你为什么抽烟？抽烟挣钱吗？”

　　燕兆时喜欢从不同角度去考虑问题。

　　他认为，打工子弟学校，如果从一个经营者角度看，困难重重，一定是赔钱；如果跳出来看，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地方，所有的国家都在办教育，就为了社会的良性循环。

　　这种学校也需要有人来做，一种新的模式的探索，也是需要有人敢于去试的。必须得有一批人冲上去做各种尝试，最后99%的人失败，某一个模式成功了，就可以生存、推广下去。

　　这个社会上一定要有几个另类的人去做一些另类的事，“就算这学校失败了，我死不了，有本事不愁找份工作，也饿不死。”

　　因此，他一定要亲眼看到这所学校的生死，或者找到一种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

　　对话燕兆时——

　　要蹚出一条路，活下去

　　新文化报：可能很多人问过，但还想再问一次，你为什么要接下这个学校？

　　燕兆时：我希望每一个在北京的打工子弟不会因为没钱交学费而失去上学的机会。作为一个北京人，有责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的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新文化报：你接手后的学校与原来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多了很多志愿者吗？

　　燕兆时：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我们想教书，把教育学生放在第一位。志愿者为什么来？记者为什么来？都是为了这群孩子而来，大家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们做的这件事，这是最根本的。

　新文化报：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是搬迁吗？

　　燕兆时：是生死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担心哪天它突然死掉了。比如，钱赔久了，支撑不下去，或几个全职志愿者支撑不住，有一个垮了，就走不下去了。

　　新文化报：以每年10万元的速度亏下去，你还能坚持多久？

　　燕兆时：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也只能说，我会坚持，直到我们做不下去为止。不过，至少我觉得现在我们不会死，这学期没问题。

　　新文化报：接下这个学校后悔过吗？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有点意气用事？

　　燕兆时：没后悔，如果回到一年前，还是这样的选择。留下来，既冲动也是理智的，之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事想到了，如果想做就必须专职去做，不是坚持一年就走人，而是要留在这里与外界建立联系，要蹚出一条路，活下去。

　　新文化报：家人对你的选择持什么态度？

　　燕兆时：我母亲觉得这是个好事，她教了一辈子书，她没反对。爱人那里，基本持反对态度，她觉得太不靠谱，匪夷所思，她也认为我们去教，会比从前的学校更好，她不相信这个学校能生存多久。

　　新文化报：你想把这个学校办成什么样？你的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燕兆时：我的梦想是打造一所硬件简陋、软件豪华的高水准的打工子弟学校。我对硬件没太多要求，最理想的是配一些优秀的老师。

（责任编辑：肖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