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福布斯与胡润同时发布了2011中国慈善榜，7天后的26日，由《公益时报》编制发布的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也隆重揭晓。一时间，富人捐了多少钱再度成为坊间话题。而因数据的不一致造成的上榜名单各不相同，也向捐赠数据的制度化管理进程提出了挑战。对此，民政部有关官员表示，争取在五年之内建立一个比较全面的慈善信息平台。

　　三榜并发排名各不同

　　虽然同为2011年慈善排行榜，但三个榜单中的排行情况不尽相同。

　　在胡润2011慈善排行榜中，曹德旺家族以45.8亿元的数额位列“首善”，而因去年豪捐10亿元修建南京大报恩寺的王健林则以11.8亿元的捐款数额名列第二，其后依次是朱孟依家族、卢志强、周泽荣夫妇、黄如论、高乃则、陈光标、侯昌财、黄向墨。

　　据胡润排行榜显示，2011胡润慈善榜上有23位慈善家的捐赠额超过一亿元，人数超过去年的两倍；而总计上榜的100位慈善家上榜门槛也达到了1350万元，总计捐赠121亿元；平均捐赠额达1.21亿元，是2004年胡润首创慈善榜时的5倍。

　　在福布斯榜单中，王健林以12.8314亿元的捐款数字拿到“首善”，曹德旺则以10.2801亿元位列第二，其后依次是卢志强、朱孟依家族、黄如论、高乃则、段永平、杜双华、许家印和董文标。

　　据福布斯榜单显示，100位上榜企业家现金捐赠总额为81.2亿元，同比去年增长214%。第100名的入围门槛也由去年的500万元大幅提升至1400万元。其中上榜捐款过亿元的企业家有16位，捐赠总额占总金额的64%。

　　而与胡润排行榜相同的是，在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中，前十名分别是：曹德旺以去年捐赠10.282896亿元的数字拿下了“首善”。其后按捐赠数额排名依次为王健林、高乃则、李兆基、陈德勋、李嘉诚、黄如论、许家印、牛根生、段永平刘昕夫妇。

　　在各种导致排行结果不同的原因背景下，曹德旺拿下两个榜单的“首富”，而中国的另一公益名人陈光标则在胡润排行榜中以2.2亿元的捐款数额位列第八，在福布斯排行榜中以7171万元位列第22名，而在中国慈善排行榜中则根本没有出现陈光标的名字。

　　“承诺捐赠”态度各异

　　制作榜单最关键的是捐赠数据的准确性，但是数据的采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国都有一定的难度，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所说“要采集得十分准确几乎没有可能性。”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则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数据难以准确的原因：“每年有慈善排行榜我们都会提供信息，但有的捐赠人愿意我们把他的捐赠信息提供出来，有的捐赠人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公布的人大概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很多人匿名捐赠，第二，跨国公司每年不止给我们一家捐款，还给很多基金会、很多的项目进行捐赠，我们征求这些公司的意见时他们总是特别担心地说，你这里的数据不是我年度工作的全部，要提供的话我自己提供。所以，这也说明了排行榜所产生的数据难以全面、准确。”

　　而在以上原因的基础上，数据来源不同以及对于“承诺捐赠”的不同态度也造成了各自统计数额的不同。

　　胡润方面表示，他们的数据来源于本人申报部分、媒体公开报道部分、基金会档案几个部分，而2011排行榜统计的不仅是去年一年的捐赠，而是一直到今年4月14日，因此，相对来讲数额会多。而早在2006年，胡润就称“我们将个人承诺金额这一指标纳入统计。”对此，胡润百富传讯经理潘小英表示，今年的排行数据仍然包括“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捐款”。与此同时，对公司控股达到50%以上的民营企业家，企业的捐赠也计入个人捐赠数额。

　　福布斯方面表示，他们的排名依据是2010年度企业/企业家对慈善公益事业的现金捐赠总额，数据来源于Forbes China Research以及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还有各大捐赠企业提供的数据。同时，承诺捐赠不计入数据统计。

　　《公益时报》的数据来源则分别为民政系统提供的个人捐赠数据、捐赠者自己提供的捐赠数据、各公益机构提供的接受捐赠数据、上市公司年报公布的捐赠数据、各种公开媒体报道的捐赠数据、《公益时报》的公益档案数据。《公益时报》执行总编、中国慈善榜编制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赵冠军表示：“对于承诺捐赠，我们对当年有相关票据证明落实部分会算入统计。”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表示：承诺式捐赠不宜放入数据，因为承诺更多代表了一种愿望，而不算是一种实际行为。

　　陈光标排名挑战核实

　　在数据来源不同的基础上，对于数据的核实，是对排行榜的另一个重大考验，最有典型代表性的核实挑战来自于陈光标式的“直接捐款”。

　　据胡润研究院慈善榜显示，搞“高调慈善”的陈光标最近一年捐赠2.2亿元，位列该榜第八名；同一天发布的福布斯慈善榜中，陈光标及黄埔投资捐款数额为7171万元；而曾经在2008年让陈光标获得“首善”称号的中国慈善排行榜今年则没有出现陈光标的名字。

　　对此，胡润百富传讯经理潘小英表示：“对陈光标的捐赠，是按照他自己提供的材料统计的”，而对于陈光标直接捐钱给难以计数的灾民，这种捐赠总金额如何核实时，潘小英表示：“有相关的部门负责，具体方式不太清楚。”

　　中国慈善榜方面发言人赵冠军称，在中国慈善排行榜的数据核实中，能够提供捐赠发票等凭证，排行榜办公室不会再进行核查。没有发票等凭证，办公室会让工作人员分区域核查，去年陈光标声称捐款有3个亿，但其中有票据和政府依据的不多，陈光标的很多钱是直接发送到受助人手中，而且涉及地域较多，尽管安排了3名工作人员参与核查，但毕竟不可能一个村一个村跑过去进行逐一核查，所以最后无论是按照陈光标自己申报的数据还是按照实际核查到的数据来说，都不够准确和妥当，所以最后陈光标没有上榜。

　　而在整体数据的核实上，三个排行榜的主办方均表示会对所采集数据进行类似于互相印证的交叉式核实：即如果个人申报捐款至某基金会，主办方就会通过在基金会报道的数据中寻找是否存在这笔个人捐款。但基于这种交叉核实难以对直接捐赠，即不通过第三方的捐赠方式进行核实，因此，对于“陈光标式的直接捐款”难以进行准确的核实。

　　唯“善”不唯“榜”

　　慈善榜一年比一年吸引公众关注，而中国的慈善家个体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走进公众视线，对此，究竟“谁最慈善”成为榜单背后的话题，而对此，很多业界人士均表示出唯“善”不为“榜”的态度。

　　此前对于王健林10亿元捐赠南京大报恩寺是否属于慈善之说一度引发争议，而在此次三个榜单中王健林均因10亿元之巨而上榜。对此，赵冠军表示：虽然这笔捐赠的性质究竟是否属于公益范畴仍未有定论，但10亿元由于确实落实到了慈善总会，从捐赠行为来说已经实现了，因此此次“排行榜只是一个捐赠数据的体现”。

　　而邓国胜则从平民参与的重要性上说明了排行榜有其局限性的特点，“榜单对营造中国的慈善文化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可以促进慈善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富人慈善文化的形成，但是肯定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公众要理性去看待排行榜，不要过分追逐。第一，这种排行榜的数据很难绝对的客观公正。第二，富人慈善也不仅仅是做捐钱的一种方式，他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第三，这种榜单更多的只是富人慈善的排名，其实这个社会不仅需要富人慈善，也需要全民参与的慈善。对于全民的引导，我们也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引导。”邓国胜说。

　　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表示：排行榜可以看作是对富人的一种善意的压力，激励他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到慈善中来，但公益事业最终是要靠全民推动的，而不是仅仅看富人的作为。平民慈善发展起来，才是一个国家慈善真正的进步。

　　而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则称：排行榜只是一种数字的表达，但慈善行为的最终效果不是能以数字来衡量的，捐钱越多并不意味着收效越大，中国目前的慈善事业还缺乏第三方评估，除排行榜外，更需要评估哪些公益项目、公益行为是最富有成效的。结果的评估远比数字上的排行意义要大。

　　五年或建统一数据平台

　　无论是对于慈善排行榜，还是对民众对慈善的关注，能够方便地获取一个统一、全面、准确的数据都非常必要。

　　在中国目前的慈善系统中，除有基金会、红十字会、慈善会外，还有各种草根公益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种身份不同的组织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从事着公益事业，而在这个大的组织网络中，善款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流向不同的去处，如何把这些信息整合在一起，让公众有一个明确的参照平台，方便公众将自己的善款投入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机构中去实现自己的公益愿望，是近年来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机构都在探索的方向。

　　2010年7月，基金会中心网成立，由于中国目前的基金会成分复杂，背景不同，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难以实现真正透明，因此，虽然已初具雏形，但距离公众可以一键式寻找到自己理想的基金会意愿，基金会中心网仍有较长的路要继续探索。

　　而在慈善会和红十字会系统中，由于分别自成系统，因此，虽然系统内有数据统计，但却止步于系统内信息公开，公众尚难以通过便捷的渠道看到这些慈善数据。

　　对于以上种种慈善信息“壁垒”，民政部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表示：“民政部一直对慈善信息的整合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实现对数据的统一整合。”虽然民政部慈善和社会捐助处负责慈善信息的整合，但由于除民政部外，在下面的省市区以及基层区域内，尚无与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对应的下级部门，因此，还难以实现由下自上逐级整理上报。“我们一直在研究信息采集方法，并在逐步健全制度和相关部门建立，还有部委之间的信息互动，最快可能会在五年内，可以有一个平台实现这种慈善信息的统一整合功能。”郑远长表示。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黄英男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胡雪柏 王海欣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三个慈善榜发布 数据不一导致名单各异 捐赠数据平台有望五年内建成》）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