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门诊里寻“后悔药”的人(图)

发布时间:2018-12-11 20:19 |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8-11-30 GA02版 | 查看:1044次

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阻断有效,越快越好,但专家认为事前预防最稳妥

预防艾滋病宣传进校园,学生们展示制作的红丝带。 新华社资料图

  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这一业已造成全球范围数千万人感染,2016年一年就造成了上百万人死亡的传染疾病,因其九成以上来自性传播的特殊传播方式,总容易为人讳莫如深。

  连日来,南都记者辗转市内多家NGO艾滋病检测点和艾滋专科门诊,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与前来检测的人群沟通。最直观的印象是他们只是患者,是疾病面前的受害者。他们或许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发生高危行为,可随着这一群体对艾防知识的知晓率提高,越来越多的他们会选择在高危行为发生后,前去艾滋门诊、急诊寻求“后悔药”(抗病毒药物来阻断)。

  A 未满18岁却已感染HIV

  11月21日这天,是艾防专家蔡卫平出诊的时间,前来就诊的人数较多。不过门诊很安静,几乎听不到病人聊天的声音。病人们戴着口罩,各自沉默着,只有时常有节奏地响起“请十八号××到四诊室就诊”的声音,以及围在咨询处的一点点嘈杂咨询声。

  有人的手机铃声响了,在比较安静的室内显得十分突兀,护士对他说,手机静音一下。

  年轻、爱美的徐波戴着黑色的口罩,头发卷曲,瞳孔有些发亮,在不太明亮的室内熠熠生光,有人夸他眼睛漂亮时,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戴了美瞳。”

  和这里大多数的患者不一样,徐波戴口罩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化妆,怕被人认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嘴唇下方有辨识度非常高的饰品。徐波掀开口罩面对南都记者时有几分犹豫:“这……有点太显眼了”。

  “原因是跟一个男的……”

  “跟一个男的”被徐波重复了几遍,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嗫嚅着吐出了三个字———“性行为”。

  徐波曾经有一个在一起没多久就分手的男朋友。分手后,这名前男友忽然来找他聊天,发了一些让徐波觉得“莫名其妙”的消息:“我可能一两年之后就会死。”又问徐波:“要是我死了,你以后会来看我吗?”徐波随口回答:“会吧。”

  徐波形容当时的感觉是:“我那时候完全不懂,根本不知道HIV是什么东西,当时觉得分了就分了,反正我也没什么感觉。”

  不久后徐波检测出了艾滋病。

  “就肯定是他。”徐波低声说。

  说这句话时,徐波的眼神有些失焦,他的眼球向上转动了好几圈,躲开了记者。

  “就……肯定是他呀。”徐波又重复了两遍。

  起初徐波检测出的是梅毒,确诊后徐波很害怕,在街道上边走边哭,徐波说,或许自己那时就知道了。以至于后来被检测出艾滋病时,他已经“不慌了”。谈到这里,徐波停顿了几秒:“反正我已经不怕了。”

  徐波迄今尚未满18岁,还在读书。白天读书,晚上教人跳舞,“再晚上”就会去上班,工作地点是一家酒吧,内容则是销酒,为了活跃气氛,有时他会在舞池中蹦迪。患病后,徐波需要定期回到这间门诊室拿药,开始是一个月一次,到现在是三个月一次,上午拿药之后,徐波会马上回到学校上课。

  结束采访后的第一个周日,徐波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是某酒吧,显然是正在工作中。下方的时间显示,是晚上10点多。

  B 那一次冲动后,他后悔了

  当记者注意到李叶并且取得其同意在诊室外沟通时,这个年轻小伙子的双手一直在颤抖。时不时用颤抖的手指解锁手机,好像是在看不断变动的时间,李叶的手机墙纸是一位英气勃勃的少年将军,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这位少年将军的面孔出现了很多次。

  李叶说自己30小时之前,刚刚发生了一场危险的性行为,但他不确定“算不算高危”,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否患病。

   “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他就被我推开了,我们有用避孕套,但是我身上有伤口。”李叶佝偻着身子坐着,双目茫然地盯着自己的掌心。

  “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自己,谁都怪不了,都是因为我自己,最大的责任就是我。”

  过了一会,李叶用有些哽咽的声音小声地补充:“这是我第一次……”

  “所以我真的是……”李叶说不下去了。

  李叶说,唯一能想到的外部原因便是那个人有1.86米,而李叶身高不到1.7米,从体力上来说,李叶没有办法推开他。

  那场30个小时前“危险的性行为”发生在外地,那时李叶在旅游,距离乘飞机离开只差几小时,李叶还是因为好奇打开了社交软件,“约”了一个男生。

  “我有抑郁症,社交能力也不强,平时就想不开,这也是我当时会约的原因之一吧。”

  事后那个男子对李叶说他“没有问题”,李叶则要求那个男子提供自己的艾滋病检测报告,那名男子说:“两周后我去检测再告诉你。”李叶急了,因为两周后“如果真的有”,李叶自己就已经没救了,他要求对方马上用出结果更为迅速的试纸初筛,那名男子就再也没有回复过他。

  李叶慌了,想找后悔药。

  他下飞机后,马上乘车赶到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艾滋门诊。他挂的是专家号,此时已经焦灼地等待了一上午。

  “我已经用最快的时间赶来了,可是还是等很久。”李叶说。

  李叶去咨询室和医生诊室问过,他说自己情况紧急,但是医生和护士都让他继续等待。

  李叶失望地瘫坐在座椅上:“我不知道还有多久,可能还要很久…….没有办法,我知道就是这样的,其实都怪我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不想为自己狡辩。”

  屏幕上的预约信息显示,包括蔡卫平在内的两个专家号都还有十几位病人在等待,而普通号则只有五名病人等待。换成普通号后,李叶等待了20分钟左右就进了诊室,他在诊室中待了十多分钟,出来时手中捏着药单和检验单。

  李叶先去拿了药,拿药后医生已经下班,他于是等待到了下午,排在第一个检验。

  几天后,南都记者和李叶再次取得联系,李叶发过来他的检测报告,在“HIV抗原抗体定量”一栏中,写着“阴性”(无反应型)。

  紧急阻断治疗期间,几乎所有的紧急干预治疗的副反应都出现在了他的身上。“上吐下泻头晕恶心全中了,而医生说本来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可能是自己的心理问题。”

  李叶坦言,自己算是群体中“这方面知识”较为丰富的,获取知识的渠道并非学校演讲或是公开的学习活动,而是“自己了解”,但是不久前那段危险的经历发生后,李叶还是非常慌乱,他觉得网络的信息真的太少了,特别是关于哪里领阻断药。

  网上的信息显示,珠三角地区只有广州和深圳有门诊可以拿到阻断药。对于李叶来说,高危行为发生后,他只能从所在地城市坐最早的一班车来到广州拿药。李叶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圈子(男同)不乏一些混乱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成为圈子中艾滋感染的源头。这些人自己负主要责任,但是也不全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很多人从小或多或少有家庭问题,从小教育上就缺失了很多。

  “自己把自己想得不同,就容易放纵自己的欲望。因为看似不受异性的道德或者婚姻法律约束。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乱约的人缺乏教育,道德、法律、安全等教育都缺乏。”

  这一次服用紧急抗病毒药物的代价太大了,李叶说:“我以后再也不会约了。”

  C 怕父母失望 一个人坐在大街上哭

  位于天河区一个小区内的岭南伙伴是一个NGO组织,提供艾滋病检测,也提供多种多样的同伴教育、心理辅导。相当部分害怕被暴露隐私的男同群体、潜在感染高危人群或者不愿意去公立检测机构检测的人,都会选择各类NGO检测点。

  在检测点,20岁的王弘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死亡。

  发现自己有患上艾滋的可能后,王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母。他和李叶一样,也在发生高危行为后进行了紧急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且刚刚接受完为期28天的治疗。这一次来检测点,他是来确认自己到底是“中”还是“无”

  “我要是患了这个病,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父母解释,也没有办法解释。”

  在高危行为后的检测窗口期,王弘在抖音上反复观看一段视频,这个这么多天来让他“最有感触”的视频,其实只有两行文字:“很怕我给不了他们更好的生活,反而成为他们最放心不下的牵挂。”

  王弘回忆起第一次挂急诊拿阻断药的经历,那一次在感染科看到真正的艾滋病人时,王弘就慌了,他强忍着不安自己挂号、看医生、拿药,最后出来时一个人坐在大街上哭了,他实在忍不住,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王弘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告诉妈妈自己没什么事情,只是想回家了。

  王弘的父母仍然不知道儿子一度活在恐惧感染艾滋病的阴影之下。

  “我没经历过什么大事,也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大的挫折,这次我真的扛不住了。”王弘说,最怕看到父母失望没有办法的样子,他希望自己千万不要患上艾滋,即使是少活十年也可以。

  王弘在等待艾滋病窗口期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检测。事实上,目前王弘的检测结果已经可以基本确认没有感染,但是王弘依然不敢松懈。“我知道我感染的几率很大。”是王弘常常说到的一句话。在王弘的眼睛下方,有一圈明显的青黑色,王弘说自己“最近睡也睡不好,头晕,恶心,总是在想这件事情,上课也听不进去,根本就是浑浑噩噩的”。

  王弘还说,自己出现了一些症状,拉肚子,脖子上起了三个小红点,他认为这些症状一定是感染艾滋的前兆。

  抗艾公益组织岭南伙伴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王弘是典型的“恐艾症”患者,“他不相信这样的结果,恐艾的人,除非真的阳性了,否则一直恐惧”。

  在35天前王弘有一次高危行为,源头是他的男朋友,王弘和男朋友通过某社交软件认识,那时他和男朋友才交往一个月。那一次,男朋友在性行为过程中突然取掉了安全套,心生疑惑的王弘要求男朋友去做艾滋检测。

  男朋友的检测结果让王弘傻了眼:阳性(有HIV抗体)。

  王弘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阻断药等保护措施更是一无所知,直到高危行为的73小时后(黄金阻断期为72小时),才服下第一粒阻断药。

  “不混圈子,平时也不关注这方面信息,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患艾滋的可能,也不知道可以通过药物阻断。”王弘说。

  一天之前,王弘在某APP上问诊了一位北京的医生,医生告诉他,吃阻断药后可能会影响艾滋抗体的检测结果,建议王弘在停药后四、六、八周再检测,检验结果最为可信。

  这个消息让好不容易放心一些的王弘又陷入了恐慌。

  “医生说我的行为是最危险的行为了,我阻断药吃晚了,做的检测又会被阻断药影响,那我现在做的这些就没有意义……”

  王弘只有一两个朋友知道这件事,朋友们都不是“同志”,他说认识相同取向的群体只能通过社交软件。

  无可奈何之际,王弘祈求的不是任何人,而是有些虚幻的“上天”和“老天爷”:“这都是我的报应,是我错误行为应受的惩罚,我只希望老天爷能给我一次机会....”

  “你说我会有事吗?”王弘反复问南都记者一个问题,像是求助他人,又像是在扪心自问。而记者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告诉王弘,检验结果已经显示他基本上排除了感染风险。

  “那我只能祈祷我这次没问题了。”王弘低头看着地面,好像在喃喃自语。

  D 他采血完成后甚至没留下电话

  回到岭南伙伴艾滋病检测点,这里的下班时间是傍晚6点,在大约5点50分左右,最后一名检测者来了。

  这是一个皮肤有些黑的大龄男子,目测50多岁了,此时检测点已经无人,他无需排队,马上就进入了检验室抽血,抽血后,工作人员告诉他:“你稍微等待一下。”他并没有回答,只是自顾自地将止血棉签扔进了垃圾桶。

  “是不想等待吗?那留一下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

  “……”

  他走向出口,开门,关门,没有回头。

  (注:文中涉及的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专家声音

  寻求紧急干预的人正在增多

  “来我们门诊领取紧急抗病毒药物进行事后干预的,越来越多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李凌华告诉南都记者,这一留给高危群体的“后悔药”提供门诊从2013年开始服务,去年每月服务量四五十例,发展到今年,每个月提供的紧急艾滋病阻断服务,达到七八十例,接近翻了一倍,“关键是人们对艾滋病防治的意识提升了,也有诸如岭南伙伴等民间公益组织在高危群体间大力推介的功劳。”

  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在医生群体如出现职业暴露后,比如护士给艾滋病患者、感染者打针,扎破了自己的手;外科医生给这些人群手术时,割伤了自己,这时立即进行紧急抗病毒治疗,并坚持服用药物28天,能够达到很好的艾滋病阻断效果。

  蔡卫平表示,至少从国内现有的数据来看,迄今没有发生一例紧急干预的职业暴露医生因此感染艾滋病的报道。这说明这一干预是成功的。只是干预的时间节点是暴露后的多长时间而已。

  发展到后来,艾防领域发现这一方案对于高危行为后的紧急阻断艾滋传播也有效。于是有了提供给那些高危群体后悔药的门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李凌华表示。

  “关键是时间窗口问题,以前的资料是根据动物试验来的,发现灵长类动物在高危行为发生后72小时内进行紧急干预,有效率能超过80%。”李凌华表示,现在业内的观点是高危行为发生后越快进行药物干预阻断越好。“最好是高危行为发生后的2小时内,次好是1天时间内,最差也要求在72小时内。”

  从2016年负责管理这一块工作以来,李凌华统计发现的紧急阻断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能够随访到的,坚持用完药物阻断后,最后的检测结果基本都是阴性。“只有一例,那是一个频繁、多次发生高危行为的年轻人,每次高危后就来自费购买阻断药物。最后一次服用了4天阻断药物后,就擅自停药了,结果最后感染了。”

  药物的副作用集中在消化道反应上:恶心、呕吐,精神萎靡……如果选择三种药物联合阻断,28天的药费在4000元左右。

  “其实,与其事后来长周期地服药,何不做好事先预防,使用安全套来保护好自己呢?”李凌华表示。

  AⅡ02-03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实习生 易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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