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目前中国的心源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每年有50多万左右，居全球之首。比起头被护栏夹住，人群中心脏骤停的比例大得多。但遗憾的是，在大城市中，抢救成功率还不到3%，而在落后地区，成功率更低。

　　近日，陕西榆林市米脂县一商场附近，一位孕妇头颈意外卡在交通防护栏中。根据现场视频显示，多名男性试图掰开卡住女子颈部的交通防护栏，但未将防护栏掰开更大间隙。施救未果后孕妇当场死亡，她肚子里的双胞胎也同时死亡。

　　悲剧发生，原因当然应该被探究。

　　根据记者的测量，事发护栏较大缝隙宽度为17厘米左右，较小缝隙宽度为7厘米左右，确有可能伤害到人的头颈部。实际上，这样的悲剧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在北京也有一女子脖颈被卡在护栏处，南京也曾有类似的事情，一位老人心脏病发，本想借护栏站稳，昏倒后脖颈卡在护栏里死亡。

中关村南公交站台，护栏间隙比苹果手机略宽一些。此前，北京一女子脖颈被卡在此处 图片来源：新京报

　　有护栏生产的专业人士表示，交通护栏的国家标准只是对材质、钢筋的直径有要求，对具体怎么设计没有要求。厂家不会就这种极其偶然的事件去重新设计产品。

　　住建部曾在2011年8月通过了《住宅设计规范》，对阳台护栏间距做了明确规定，即护栏间距应该在11厘米以内，以免造成成人和儿童由于头部伸出而引发的危险。但是，在北京2012年公布的《公路护栏设置规范》中，并没有对护栏缝隙提出明确标准。

　　预防所有偶发事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但这种妥协是建立在成本上的。更精确的说，是成本太大，就没有必要。但是，生产模具总会淘汰更新，这个时候，更改设计，就是重新制作几张图的事情。既然悲剧发生了，既然新产品并无太大成本，修改标准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护栏标准仅仅是表面性的、甚至偶然性的东西，毕竟，头颈部被护栏卡住的事件非常少。

　　此次孕妇死亡，最大的原因是颈部受到压迫。人的脖子上，有一个颈动脉窦，负责调节人体血压与心跳，不需要很重的压力，就会引起的血压骤降休克致死。曾经就有过新郎吻新娘脖子致死的新闻。孕妇死亡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颈动脉受到压迫，心脏供向大脑的血液减少，晕倒后，仍然持续受压，最终致命。

　　解除受压状态很简单，脖子毕竟较软，只要一人抬头，一人抬腿，是可以慢慢退出来的。实际上，根据店铺人员所说，120急救人员和公安赶到后将女子头部扶起。“现在卡住女子的栏杆还是完好无损。”这就表明，根本不需要破除护栏，就可以直接施救。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人这么做，仅仅只有几个人试图掰开栏杆。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采用一人抬头一人抬脚的方式施救？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另一个东西说起，AED。

　　去年3月份，微博名为“唐神医”的中国人，在美国一公园抢救美国游客的照片走红网络。这位唐医生是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在美国公园遇到老太太晕倒后，经他初步判断，颈动脉已无搏动，呼吸也已停止。在跟家属说明自己是急诊科医生，征得家属同意后，他开始做胸外按压。大约按压了10分钟左右，就有人拿着AED过来，使用AED除颤之后，患者慢慢恢复呼吸。

　　AED，中文名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或称傻瓜电击器等，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的医疗设备。在这类猝死患者的急救中，AED的使用，能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就通过了相关法案，实行了“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在美国的公众场所安置AED，要求在十分钟内即可获得自动体外除颤器，并训练普通民众，在遇到有人心脏骤停时最快地进行现场除颤。日本于2004年开始推广安装AED，平均每十万人约有234.8台。在东京的地铁站和电车站，都会有一个细长的铁柜，上面有醒目的AED字样。这些设备并不是摆设，日本社会积极普及AED的使用方法，一般人在考取驾驶执照时，都必须学习使用AED。在中国台湾地区，自2000年开始推动AED的安装，迄今为止，台湾的AED安装总数约4000台，每十万人约17.4台。

　　配备AED的结果是，美国每年有大约40万心脏骤停的患者，抢救成功率约为10%，个别大城市成功率能达到30%。

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英文：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缩写：AED）

　　反观中国，目前中国的心源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每年有50多万左右，居全球之首。如果说头被护栏夹住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人群中心脏骤停的比例就大得多，猝死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但遗憾的是，在大城市中，抢救成功率还不到3%，而在落后地区，成功率更低。

　　这里面，有设备配备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的普及率非常低，仅有北京首都机场、上海一些地铁和极少数的奥运体育场馆，以及杭州、大连的一些公共场所配备了AED。但设备的问题，只是原因之一。AED设备并不贵，对城市财政没有任何压力，但即便配备了AED，普通民众不会使用，安装了的AED也形同虚设，这就会反过来削弱了配备AED的动力，所以，阻碍AED普及使用的，有技能培训的问题。

　　AED的操作并不复杂，对多数人来说，只需要几小时的培训就能操作。用美国心脏病协会的说法就是，学用AED比学心肺复苏更为简单。技能培训的落后与观念有关。事实上，AED只是一种硬件，它的目标使用者，除了专业人员，更是普通人，在理念上，提倡的是由现场目击者最早进行有效急救的观念。

　　不过，这种观念，中国人并不熟悉。

　　根据上海一项针对12000名市民的调查显示，面临突发情况需要急救时，74%的人选择报警，18.4%的人选择大声呼救，96.3%的人完全寄希望于医生。不过，医生往往是远水解决不了近渴。根据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大城市急救体系反应速度均超过十分钟，其中，广州和北京都是12分钟，上海是11分钟。

这种观念的形成，与落后的急救理念有关。

心肺复苏术训练搭配AED使用，维基百科

　　在此次悲剧的报道中，在建议遇此类似情况应该如何办的时候，一些专业人士就给出了错误的说法。报道引用了两名不知名医生的建议。一名急救医生说，脖子被卡入护栏的情况十分罕见，不建议路人施救，事情发生后应该尽快拨打120，请专业医生到现场，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呼吸科医生的表示，强行把女子从护栏里拉出是很危险的，因为人的颈部有许多神经，强行拉拽很有可能造成身体瘫痪。具体受伤的部位和程度都应该请专业医生到现场查看，看是否需要将护栏破除，救出伤者。这个意见，看似有道理，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但实际上，却大错特错。

　　有这样一个故事，故事虽然不见得真实，但其中揭示的道理却非常明显。两个人在森林中遇到意外，一人心脏骤停，另一人实施体外心脏复苏无效后，用小刀开胸直接按摩成功。时候有人质疑这个人不懂常识，野外开胸很容易感染。那人是这样回答的：只有活着才会被感染。

　　悲剧发生后，急诊医生、美国心脏协会急救培训导师，微博ID“急诊夜鹰”在微博上说：孕妇颈部卡在栏杆，急救的关键是，怎么卡进去的，怎么拔出来。切记：不是拉开栏杆，不是打120，不是打119。他还进一步表示：脱离危险环境第一，而脱离的方式要衡量风险和获益。很明显，孕妇面临呼吸循环两大致命威胁，此时托住身体托住头部，同时上移脱离，是现场最佳方案。至于局部的擦伤和可能的颈椎损伤是必次要问题。

　　心脏一旦停止之后，大脑皮层细胞维持生存的时间只有4分钟，超过4分钟之后，大脑皮层细胞开始不可逆死亡，如果超过10分钟，一个猝死的病人没有得到现场早期抢救的话，就有可能处于脑死亡状态，这样挽救希望非常小，即使救过来，也可能是植物人。因此，对于一个人没有意识、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处于临床死亡状态，这样的人需要立刻进行心肺复苏，其他损害就是一个次要问题。

心肺复苏急救步骤图例

　　所以，早期急救，进行心脏复苏除颤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有了AED，还得破除落后的急救观。

　　这种落后的观念，除了培训技能、宣传要跟上以外，还与法律有关。

　　法律可以促成观念的形成，比如，建国之后的婚姻法，在男女平等与婚姻财产关系上，就迅速地削弱了陈腐的封建观念，迅速地促成了男女平等与现代婚姻观念在中国的普及。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附近店铺的人的描述：“因为不敢随意触碰女子，很多人都去掰栏杆，想把栏杆掰开，但是太牢固。”向两边掰开栏杆，不碰触孕妇的身体，是一种不可能产生次生危害的行为，路人下意识地采取这种方式来施救，是因为这种方式不会担责。这种行为方式反映了急救中的法律问题。

　　美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有自己的《撒玛利亚好人法》，即《见义勇为法》，通过法律规定免除一个人（非专业救护人员）在救助极度危险中的人的过程中，因疏忽加重危害的责任。施救者合理的施救行为如果造成被施救者伤残甚至死亡，可免于刑事责任。当然，《撒玛利亚好人法》保护的是采取“合适的措施”的救助者，如果因救助过程中有严重的疏忽导致被救助者伤病情况加重或死亡，救助者仍要承担民事伤害责任。

　　加拿大各省也都有自己的《好人法》，各省叫法不一。《2001年安大略省撒玛利亚好人法案》第2章规定，如果救助者不收取任何报酬或奖赏而志愿提供救助，则不对救助中的疏忽造成的伤害担责，但严重疏忽除外。

　　法律的影响有时候比想象中还要直接。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就因为公众现场实施AED除颤救治的法律问题未能解决，最终放弃在世博园区内设置AED，在世博会期间，发生的10多例猝死病人未能及时救治。与之相对比的是，在日本上届爱知世博会期间，曾发生5例猝死，成功救活4例。

　　所以，此次孕妇死亡，除了护栏标准外，更深远的问题是，培训、观念、法律上的障碍阻碍了人们施救以及正确施救。而对于心脏骤停，这些障碍所造成的损失则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