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烜 发自北京

　　尽管人们依旧对红基会有着种种不满，但无奈的是，在中国，似乎没有比它透明度更高的公募基金会。

　　“‘郭美美事件’积极效应已经显现，关联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迅速推出了‘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公众可先期查询青海玉树地震的捐赠数据。虽然查询数据中尚有瑕疵，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是《福布斯》中文版对它的评价。

　　“我们欢迎对红基会的工作做出评价，事实上这几年红基会的透明度在公众的监督下是不断地进步的。”红基会秘书长刘选国这样回应本报记者。

　　但事实上红基会的“进步”并未令人满意，《福布斯》中文版所赞赏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到目前依旧只是一个试用版，关于舟曲泥石流、盈江地震、日本地震等多项捐赠信息，在这个平台上也是阙如。

　　据由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今年12月7日，基金会总数达2528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199家，非公募基金会1329家，非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悄然超越了公募基金会。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他们所掌握的基金会历年年报中，项目信息的覆盖率，还只有24%，而绝大部分的基金会运作情况依旧难以跟踪。

　　慈善组织获捐赠下降八成

　　也许可以认为，红基会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直接由“郭美美事件”促成。7月8日，全国各基金会近300名负责人联合发出了《公益基金会“晒账单”倡议书》，当时，“郭美美”走红不到两周，人们正饶有兴致地猜测“郭美美”的男友身份。但这些基金会的负责人显然已经感觉到，“郭美美事件”能给予整个慈善事业致命一击。

　　“没有透明，慈善就会缺少公信力，因此，一点流言蜚语就可以引爆整个网络，一件小事情几乎抹煞中国几代人做的所有善行。”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费约翰在上述倡议聚会中说道。

　　这得到了许多人认同，也包括漩涡当中的红基会。7月30日，红基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试运行版发布，将青海玉树地震的捐赠收支情况予以详细公布，只要输入捐款人信息，即能查询捐款的去向。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杨团说：“玉树地震各个基金会拿到的捐款都被一纸通知全部收缴，划归到青海省来使用，实际上变成了地方财政，社会对慈善捐赠的热情一下就冷下来了，钱都给了地方，到底做了些什么，最后谁也不知道。”

　　在玉树地震后，红基会收到的社会捐款钱物总数高达206亿，选择在一年后公布账单，显然是希望填平红基会与捐款人之间的信任鸿沟。但事与愿违，据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3-5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款62.6亿元；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的6-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降幅达到86.6%。

　　捐款数字多少居然成谜

　　红基会的官方网站对《福布斯》的榜单十分认可，在其网站新闻稿中还特意提到，在《福布斯》杂志2009年11月首次公布的“中国慈善基金榜”上，中国红基会位居全国公募基金会排行榜第一名。

　　“如果非要在基金会中进行透明度排名的话，我觉得将红基会放在前列并无不妥，但跟中国所有基金会一样，红基会要补的功课还有很多。”杨团评论说。她向时代周报介绍，中国慈善界真正开始走向透明化还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

　　“2007年全国的慈善捐款是差不多310亿元，2008年由于地震一下子攀升到1000亿。”杨团说。她每年都在为社科院主持《慈善蓝皮书》的编撰，但对于2008年的捐款数字一直并不清楚，“民政部先告诉我500亿，后来告诉我700亿，最后告诉我800亿，因为各个口径的统计非常不容易，最后我跟民政部商量一下我们折中，我们发布了700亿，后来又有说法说其实2008年捐款就突破了1000亿，由于在财务上无法统一，捐款数字是多少居然成了个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介绍，在2008年汶川地震前，红基会的国家拨款占到90%，民间捐款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在这种结构下，对捐款的管理必然是行政化的，中国红十字会按照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对红基会进行审计，主要目的是满足国家宏观财政预算管理的需要，但汶川地震后民间捐款井喷，才有了对捐款进行社会监督的要求。”

　　在2008年5月，时任红基会副秘书长的刘选国曾在人民网上与网民交流，没想到一上来就被不断求证各种关于红基会滥用捐款、虚开发票的传闻。刘选国的回答是“我们会主动接受国家的审计和司法监督的”，并没有提及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但在压力下，红基会不得不做出改变，包括设立专项基金管委会、建立资助评审制度、引入第三方监督等一系列新举措开始推行。2009年，中国红基会又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聘请23名知名人士和专家担任社会监督委员，公开招聘了15名监督巡视员，巡视、回访、监督重点公益项目的执行情况，及时督办改正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两年多来，社会监督委员会共发出50多期监督巡视报告。

　　杨团也应邀担任了红基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但实际上也就是挂个名字而已，”杨团说道，“要跟踪每一个项目账目、每一笔捐款的使用情况，谈何容易。成立监督委员会有必要，至少态度上表明我愿意接受社会监督了，但真正要起到效果，还是要给委员适当的权力。”

　　借慈善之名进行经营

　　除了公募基金会的行政体制惯性之外，非慈善的利益角逐对慈善透明的阻力更不可小觑。“中国目前有2000多家基金会，其中1300家基金会没有网站，800多家电话联系不上，有的甚至称基金会的信息是商业机密，不能提供。”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曾对媒体说。

　　在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宣称，在当时全国2270家基金会中，信息采集的完整度已达到了92%。“大家通过基金会中心网，搜索和检索到的基金会信息是基本完整的，是可信的。去年7月8日，我们只有520家基金会的887份年报信息，到昨天为止，已经有2009年的1717家基金会年报信息，财务信息的总数量已经达到了4855份。”

　　正是通过基金会中心网汇集的数据，人们才了解到，净资产规模最大的不是红基会，也不是青基会，而是名不见经传的河南省宋基会，2010年捐赠收入高达10亿，公益的支出却仅为1.39亿元。据新华社报道，原因在于河南宋基会通过“公益医保”项目，在农村地区向农民吸金，涉嫌变相进行高息揽储。专家认为正是由于外部监督的缺乏，才让借慈善之名进行经营的公募基金会得到了存在的空间。

　　民政部在8月也公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希望从政策层面推动慈善的透明化。其中提出，“日常性捐助信息应在捐赠接受机构收到捐赠后的7个工作日内披露捐赠款物接收信息；重大事件专项信息应在捐赠接受机构收到捐赠后的24小时内披露捐赠款物接受信息或按有关重大事件处置部门要求的时限披露。”

　　这对基金会而言将会是不小的难题，但如何监督，谁来监督，意见稿语焉不详。“由政府进行全程监管的思路不会有很大成效，目前我国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执法力量均不健全，”王名分析说，“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慈善组织可以由政府直接监管，规模和影响较小的组织则可以由专业民间监管机构监管，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审计公司，其余的依靠公众和媒体进行监督。”

（责任编辑：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