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公益朋友说，在公益行业里，一荣不能俱荣，但是一损肯定俱损。”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在论坛中说道。作为公募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上世纪90年代末即进行了去行政化改革，成为中国公募基金会转型的重要样本。

　　继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在舆论的漩涡中越陷越深，从捐款去向到商业机构，从信息公开再到郎咸平“三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11日，南方都市报携手中国政法大学举办《蓟门决策》第17期活动。

　　“一位公益朋友说，在公益行业里，一荣不能俱荣，但是一损肯定俱损。”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在论坛中说道。作为公募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上世纪90年代末即进行了去行政化改革，成为中国公募基金会转型的重要样本。

　　王行最认为，公信力主要体现于组织的执行力和透明度两方面。公募基金会的执行力体现在履行和完成捐赠人的捐赠意愿，理顺组织的体制，构建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进行团队建设。谈及透明度，在他看来必须注意三个问题：透明内容是什么？向谁透明？如何透明？透明的途径有哪些？

　　目前红会做到的公开透明只是最基本的结果透明，而项目方案制定和执行过程、实施结果的全过程透明则是更高水平的公开透明。“一个机构如果能做到全程透明的话，我相信老百姓是理性的，即使其中有一点瑕疵，他们也会原谅。”王行最说道。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葛道顺认为，红会系统与其他公益组织不同，它还承担一些政府职能，因此有内部的保密条款，要做到全部公开透明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在公益事业领域，透明原则比保密条款更重要，可以在涉及公益方面时将信息公开透明做得更好。”葛道顺认为，目前的情况下红会系统之内的政府职能和公益功能可分开讨论，但是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将是大势所趋。对于公募基金会整个行业的发展，他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要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其二，要建立自律、互律、他律和法律问责的四级问责机制。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法研究院副教授吴丹红认为，红会对危机的处理技巧也有待提高，微博能在两小时之内将信息传遍每个角落，红会的危机处理必须抓住这黄金两小时，以尽快的速度、完整的信息和谦虚的姿态及时出现在公众面前并从容应对危机。

　　■事件

　　中国红十字会风波又起

　　8月8日，博客天下杂志副主编吴晨光发微博称，“9年前揭开希望工程黑幕的一代名记”方进玉向他爆料：位于北京北新桥三条8号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的车库里，停着若干豪华公车。红会司局级以上领导每人两辆。此举是为应付北京限行而为。约6个小时之后，吴晨光继续爆料：1．红会总会原副会长孙柏秋因经济问题已经下台，但此事一直没有对公众宣布，原因何在？2．红会总会多名副会长退休后，出任下属红十字基金会领导，月薪5000元。这笔钱来自财政拨款还是捐款？3 ．关于公车，报料人称是否豪华不确定，司局级每人一辆以上。

　　红十字总会政策法规处处长丁硕最早在其微博上回应“豪车门”：“总会公务车是国管局按照国家标准配的，总会领导才有工作车辆，给秘书长配的是荣威750自动低配。”他表示，不是总会领导的司局级是没有专用工作车辆的。

　　8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官方微博发表声明：“我会在职和退休的副部级干部每人配备1辆专车，其他会领导每人使用1辆一般公务用车，这些车辆均由国管局统一配发。”声明中明确指出，“司局级以上领导每人两辆豪华公车”纯属谣言。

　　同一天，经济学家郎咸平专访郭美美之后发表博文《请红会回答三个问题》，炮轰红会。

　　8月11日，本报报道天津红十字会向各机关职工募集一日工资，质疑天津红会存在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现象。

　　■精彩言论荟萃

　　葛道顺（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我们发现红会有很多问题，一方面是办公经费紧张，一方面却是万元餐费引公愤；一方面是内部优秀人才留不住，一方面却是外部“郭美美”们争入“红会籍”；一方面被指依附公权垄断，一方面却感叹还不是民政部门的“亲儿子”；红会此次遇到的形象危机，要是在国外，会长至少要出面向公众解释相关问题，但至今还没有相关决策层领导出来与公众沟通。

　　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公募基金会要向民间的机构学习。民间机构在法治体系里的身份像“小三”，如果小三做得比你还好，那就要反思自己。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