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西安钟楼书店内，家长带领孩子阅读。新华社发

在浙江杭州临安区高虹镇举行的“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清廉家风”亲子朗诵比赛上，一对母子在朗诵好家风故事。新华社发

在北京举行的红色家风故事接力宣讲活动上，小代表诵读题为《写给1921》的一封信。新华社发

广西柳州柳江区穿山镇高平村，志愿者为村民书写家训家规。新华社发

  【一线讲述】

编者按

  家与国，自古就是一个整体。有国才有家，家和国兴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优良党风涵养红色家风，以优良家风强化党性修养，在凝聚党心民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自我革命……在鲜活的红色家风故事中，这些宝贵经验清晰可见、亲切可感。

  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重视家教家风，以身作则管好配偶、子女，本分做人、干净做事。”新征程、新起点，定会遇到许多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关头，如何让优良家风赓续相传，并在全社会凝聚成一股提振信心的力量？我们邀请四位亲历亲闻者为您讲述。

“滴水穿石”的家训鞭策三代科研人

讲述人：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之子 童时中

  我的父亲童第周是一位生物学家，他曾多次与人说起爷爷写给他的座右铭：滴水穿石。这四个字后来被装裱起来，挂在他的卧室中，几十年过去，一直作为我们的家训，成了铭记于后人心中的一份传家宝。

  父亲17岁离开了偏僻的小山村来到宁波，考取宁波效实中学，成了洋学堂里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由于他没有英语基础，上课时面对英文授课方式，就如同坐飞机一样晕晕乎乎。那时，他每天早起晚睡，常在路灯下苦读。几年如一日，毕业时，他由全班倒数第一跃升为正数第一。

  自此，父亲带着“滴水穿石”的座右铭和“我不比别人笨”的信念，踏上了攀登世界生物学高峰的历程，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

  父亲深知，基础理论研究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如果不掌握基础理论，应用科学就没有“根”。于是，他将研究细胞内的核质关系作为主攻方向。1956年的全国遗传学会议上，他在肯定“摩根是一个大遗传学家”的同时，认为“摩根学派太强调细胞核的作用，忽视了细胞质”，提出“遗传中的物质，细胞核与细胞质都有关系，细胞质的作用很大”这一观点，从而成为世界上首个敢于对摩根学说提出疑问的科学家。当然，他也因此陷入了学术争议的漩涡之中。但他不为此所扰，继续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孜孜以求，在大量实验中采用细胞核移植、细胞融合、分子生物学的核酸注射技术等，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条种间“核质杂种鱼”，证实了细胞质对遗传的作用，从而成为“表现遗传学”先驱。此后，他的研究为渔、牧业开辟了一条高效、快捷的育种新途径。

  1978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时间流转，“滴水穿石”的家训成为对我们后人的一种莫大鞭策。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工作。这些年，在模块化与标准化、机械结构与造型等领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有了一些探索与成果。退休后，我曾被华为公司整机工程部聘为标准化、模块化顾问，还主编了4本书，参编了2本专著。

  我的儿子童和钦也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从事通信网络开发工作。他曾经告诉我，2017年年初，刚开始研发电网和通信网半实物联合仿真平台时，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一度遇到不少障碍。就是凭着滴水穿石的韧性，他最终攻克了技术难题，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现在，这项技术正在向更广阔的应用空间推进。

  我们一家都是科研人，为党和国家的科研事业上下求索；滴水穿石的家训将铭刻心中、始终不渝。

两把冰镐激励儿孙勇攀高峰

讲述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登山运动员 侯生福

  在我的家里，珍藏着两把冰镐。它们承载着我登上珠穆朗玛峰，把中国人的足迹留在世界之巅的宝贵记忆。一看到它们，我就会回想起那段不畏艰苦、勇攀珠峰的岁月，想起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与嘱托，想起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履责、团结拼搏、敢于斗争的精神。这些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时常对儿孙说，这两把冰镐寄托着咱们的家风，你们一定要牢记在心，好好地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对于登雪山的人来说，冰镐作用巨大：攀雪、挖冰、搭帐篷……它就像一双臂膀，又像一把武器。47年前，正是一把冰镐救了我的命。

  1975年3月，我和中国登山队其他8名队员一起进山，开始了登峰征程。

  整个过程困难重重，最大的考验就是缺氧。到7500米~8000米左右时，空气中含氧量已经不足陆地上的三分之一。头疼、恶心、四肢无力、食宿不安……各种不适反应全上来了。可队友们没有一个退缩，都咬牙坚持向上攀。随着海拔升高，风力升到十级左右，人根本站不住，只能趴在雪地里慢慢往上挪，一小时最多前进十几米。气温低到了零下40摄氏度，一位队友的耳朵、鼻子、手、脚趾全都冻伤了。可是，大自然再怎么无情，我们还是要往上攀，因为肩负着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宁肯前进一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

  一次，当攀到海拔7200米左右时，我一不小心向下滑坠了好几米，两侧就是万丈“冰渊”。紧急关头，我立刻将冰镐插进雪地稳住身体，其他队友很快通过结组绳将我拉了上来。可以说，险象环生中，冰镐救了我。

  1975年5月27日早上，我们每4人一组用结组绳绑在一起，从突击营地向顶峰进发，14时30分，终于站在了世界之巅。

  我立刻向大本营报告好消息，并拍下了队员们站在山顶高举五星红旗的一幕。随后，我们又给女队员潘多做了人体心电遥测图，并将红色金属觇标竖在顶峰，协助测绘人员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当时的海拔高程——8848.13米。

  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物资紧张，下山以后我就将登山装备全部交还国家，包括那把救过命的冰镐。后来，条件好一些，登山队又给了我两把冰镐，被我珍藏在家中。

  如今，当年我与战友们在珠峰的合照被摆在家里显眼位置，我常拿起来端详，给儿孙们讲那段故事，时时提醒他们：现在生活好了，但不能忘了当年吃过的苦，不能忘了那种为履行职责而不顾一切的拼劲儿。

  我的儿孙们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几个孙辈学习都很好，有的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的还在读大学。新时代了，有了知识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我的心愿就是，儿孙们能牢记家风传统，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继续攀登更高的山峰。

“永远跟党走，把咱家的光荣传统传下去”

讲述人：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孙咀村村民、抗美援朝老兵 孙绪海

  报告！我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80师战士孙绪海，今年90岁，党龄67年。

  1953年5月，刚刚参加完新兵集训，任务就来了，要求我们紧急入朝作战。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写了决心书，保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入朝后，在一次战斗中，一双大手拍在我肩上，原来是首长过来问我：“小孙，你怕不怕？”我说：“不怕，我必须听党话。”首长说：“这是党对你的培养，对你的考验。”

  战斗的惨烈程度超出了一个“新兵蛋子”的想象，我们坚守在阵地上，一直打到天亮。全班8位战士，一位负重伤，腰眼都打穿了，还有一位牺牲了。

  我因为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好，荣立三等功。1954年5月，入朝一年后，我火线入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是，那位首长姓甚名谁，是健在还是牺牲了，我到今天也不知道。

  1957年3月，部队撤离回国，我也复员回老家务农，只带回了三样东西：一枚军功章、一份立功证明书、一顶军帽。

  回来以后，有人说我应该找组织安排这、安排那，我说多少人都牺牲在战场了，我们班最后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我凭什么要求那么高呢？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所以我从来没找过，民政局在哪里我都不晓得。

  带回来的三样老物件，就是我们家的一套“宝贝”，始终珍藏着。老伴在世时，也常叮嘱我：你把它们洗干净好好放着，叫子孙们多望望，把咱家的光荣传统传下去。

  1995年2月，我的大儿子孙长云为抢救同村落水青年光荣牺牲了，年仅30岁，留下了两个小孩。社会上两位好心人一人负担一个，资助他们到了十八岁。我为儿子自豪，他是个汉子，死得光荣。

  我总跟子孙们念叨过去的事，给他们看我用生命换来的一套“宝贝”，就是想告诉他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一定要好好听党话。只要能吃苦、肯坚持，不管在多平凡的岗位上，都能干出个名堂来。

  以前孩子们还小，讲这些，他们不懂。这些年他们长大了，就都知道了——这不只是我们一个小家的光荣，更是国家光辉历史的一部分。

  只有跟党走，中国才有前途，人民才会幸福。除了从战场上带回来的那些老物件，我给子孙们留下的“传家宝”就是一句话：听党话，感党恩，永远跟党走。

拓荒精神薪火相传

讲述人：大陈岛帆板运动创始人、浙江省台州市体育总会原办公室主任 李勇

  我的父母珍藏着两枚光荣垦荒三十年纪念章，这是父母大半辈子工作的见证，也是大陈岛垦荒精神的生动写照。

  早年间，父母都是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响应团中央号召，来到大陈岛参加开发建设。由于历史原因，大陈岛的基础设施一度全部被炸毁，满目荒芜、毫无生机。要生产自救，许多困难超出想象。

  上岛后，父亲被派去创办养牛场，带着十四五个队员养了三百多头奶牛。那时候，一长排牛棚，一边养着牛，一边住着人，中间用竹帘子隔开。夏天臭得很，蚊蝇到处都是；冬天北风呼啸，冷风钻进骨头里。队员们从来也没养过奶牛，算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现学现用。海岛气候变化无常，遇上大风大雨，山上泥泞难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风刮下山。

  我出生那年，一场强台风登陆，父亲忙着转移职工和奶牛，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在家等父亲归来。幸亏垦荒队同事发现了我家房子摇摇欲坠，冲进屋里帮忙，我们才赶在房子倒塌前跑了出来。在躲避台风的坑道里，我们遇到了正在赶牛群的父亲。事后，我带着几分怨意和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不顾家人的安危，却忙着看护牛群呢？父亲沉默不言。

  转眼间，到了1979年，我考入了临海师范学校，兼任临海二中（现临海市回浦中学）篮球教练。一次备课，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国外的帆板比赛。这个项目的操作方式和父辈撑小篷船的原理是一致的。自然而然地，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大陈少年们站在帆板上，踏浪前行、冲向赛场的样子。那一刻，我决定毕业后回到大陈去。

  1981年夏天，我到大陈中学任教。不久，就从学生中挑选出七名运动员，组建了帆板队。那时条件有限，只有两块帆板，没有经费，也没有海上训练的保护设施。我们就用玻璃纤维布覆盖三夹板，打上玻璃胶制作板体，用毛竹竿代替铝合金制作桅杆，还尝试用油桶浸泡晒干布，制作风帆……渐渐地，帆板队从零起步，终于组建成立了。

  1984年，帆板队即将去杭州参加省里的比赛。由于爱人身体不好，临行前，我送她和孩子去岳母家住几天。就在我叫车时，她晕倒了，被紧急送进医院。岳母劝我别耽误比赛，爱人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肯定不愿我离开。可一想到二十几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学生，我就觉得，一定要把他们亲手送到赛场上去。这时，我突然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沉默，这份沉默是对家人的亏欠，也是他的工作责任。在同样的沉默中，我感到一种情感在流淌，一种精神在继承。如今，这支队伍共向浙江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输送了40多名帆船帆板运动员，其中入选国家队的就有10多名。

  我的父母都不是文化人，平时很少讲大道理。但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为人处世要诚恳、有担当，尤其是对党的事业要高度忠诚、无怨无悔。耳濡目染间，老一辈的垦荒精神深深印在我心里。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李晓、陈之殷、丁一鸣、刘艳杰、张哲浩、陆健、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于北辰、吴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