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几千年的礼仪之邦，现在为该不该扶起那些跌倒的老人而感到困惑，而全民讨论中的分歧更是体现了中国人面对道德崩溃之后的不知所措，这引起了恐慌和忧虑。

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是第一个公开的例子，一个好心搀扶摔倒老人的青年被反诬是肇事者，而法院也判决彭宇承担责任。这种“彭宇困境”与法院不公的判决引起全民忧虑和不满，因为它对抗的是一种善行。最新的例子是南通一名司机扶起受伤老人被诬肇事者，幸好有视频证明清白；而湖北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跌倒后因无人敢于救助最终窒息死亡。

事实上，这种反诬是一种非常偶然的现象，并非一种可以重复的诈骗方式，比如碰瓷。但他就如反咬一口农夫的蛇一样，令人愤懑。媒体与网络以不断宣传和讨论的方式警告救助别人的风险，这种广泛的传播导致人们遇到此类需要救助的对象变得小心谨慎，从而构成一种社会自我瓦解的过程，衍生对社会更多的不信任。从而确认社会是不可信的、需要重建。而社会重建才是媒体话题设置的最终目的，但他们却无法把握，从而在讨论中继续结构现有的秩序。

这些案例其实只涉及到两个方面，即信任与投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家族社会，即个人只需要向家庭承担责任与义务，而家庭之外是只有皇帝负责的“天下”。这种传统观念为中国进入现代公民社会创造了巨大的障碍，因为家庭起着核心作用的社会往往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就如马克思所说，整个社会就如一麻袋土豆，而那些自发性社团组织占核心地位的社会坚实如花岗岩。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公有制以及严密的社会身份划分，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非常高。但是这种信任是一种剥夺个人权利的产物，个人工具化且没有私欲。市场经济建立后，这种制度维持的信任土崩瓦解，社会信任半径越来越小，逐渐重新退回到家庭范围。

为什么中国人失去信任了？因为计划经济下的信任寄生于一切都是公有基础上的，当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这种信任基础就会消失。信任是一种道德资源和社会资本，在一个现代社会，他建立在以法治维持的信用以及众多公民组织之上的，这是信任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中国恰恰缺乏这些基础。

近些年的几起“彭宇”事件共同点就是要求医疗补偿。这种现象与中国频繁发生汽车撞伤人后继续碾死，以防对方不断索要医疗补偿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导致这些现象的制度基础就是中国人缺乏医疗福利保障，个人支付巨额医疗费用的结果是，在某些事故中尽可能的转移成本，就如杀人者药家鑫所认为的那样“难缠”。这是造成反诬救助者以及汽车重复碾压伤者的原因。

但那些被救助的老人反咬一口更多的是投机心理。根据中国人的经验，在生活中经常遇到被宰一刀的事实与可能，比如索贿以及敲诈等。在中国，太多人的财富获取的途径都不太光明，源于权力寻租、贩卖伪劣商品、欺诈勒索等。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与致富焦虑背景下，任何人遇到任何投机机会都有可能作恶。通过诬告得到补偿也是一种投机方式，只是他伤害的是恩人，但他的动机以及行为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非法所得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反诬是社会普遍投机的产物，他不是突兀而生。他是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异化，即 “笑贫不笑娼”，不管用何种方式，挣钱才是王道。非法敛取财富已经成为中国公开的秘密以及普遍的手段，这会鼓励那些老实人在某些条件下也会不惜以出卖良心去投机。

所以，社会信任资源的缺乏以及国人普遍的投机，不是市场经济导致人性堕落，而是制度的产物。缺乏应有的法治与公民组织，而且那些腐败行为与投机分子得不到惩罚。恶人活的更加富有与滋润，就会刺激好人也参与进这场社会抢劫活动中来。只是媒体惊讶和不满老人堕落，而对无法治理的坏人麻木了而已。

（责任编辑：杨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