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道岚广州大道中的公交车站旁，马先生骑自行车把小伙子撞倒了，随后，他将小伙子搀扶送院。挂号时，“家属索偿”的顾虑顿生，他选择了悄悄离开，但之后他整晚辗转反侧，良心难安。昨天在记者的陪同下，他重返白云区人民医院，但那位“善良的小伙子”却已不知所终，或许已出院回家。马先生提着搜遍口袋买来的一袋苹果，只希望能当面道歉。因为，他“不想让年轻人对社会失望”。

　　文/图 记者何道岚

　　前天下午的广州，昏天黑地，狂风暴雨，在公交车站前的自行车道上，马先生骑着自行车，在大雨迷蒙中匆匆赶路。一辆公交车进站，站台上的乘客们冒雨冲出。意外的是，马先生来不及刹车撞上了一名20来岁的小伙子。自行车的前轮扭曲，橡胶内胎冒出。马先生爬了起来，双膝擦伤并无大碍，抬头望，小伙子挣扎着站不起来。“赶快送院！”在围观群众的呼喊声中，他踏前扶起伤者，便往马路对面的白云区人民医院去。

　　想起只有10多元的口袋，马先生坦白地说“我没钱”，得到的回答是“不要紧”。小伙子告诉马先生，自己叫黄宇彦（音，很可能有误）。急诊医生为他验伤时，马先生从旁观察，对方的腰部至胳膊等多处流血，看起来“伤得不轻”。小黄问他，医院在何处，接着便拨通了家人的电话。

　　“撞你的人还在吗？”“在。”马先生联想起从媒体或朋友口中听到的索赔纠纷，便不由得紧张起来，“家人来了，肯定很愤怒，到时就不由得他（小黄）怎么说了。” 没时间多想，借医生让他代办挂号的空隙，马先生偷偷走了。

　　43岁的马先生是甘肃天水人，在老家上学到初中一年级，此后便四处流浪为生，18岁时来到广州，25年来都在广州大道和黄埔大道一带捡垃圾。昨天中午，他提着19.8元买来的7个苹果，出现在白云区人民医院前，把全身上下翻遍，仅剩6元。算上换过轮子（捡垃圾时备下）的自行车，“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请你先上去问问他们，能不能别向我追讨赔偿？”在医院大门，马先生踌躇不前，“我是迫不得已才逃走，因为实在没钱”。

　　从傍晚6时起，马先生经历了一番思想的斗争，一边是没有能力承担起赔偿的责任，另一边是良心的拷问。前晚8时多，他打通了本报报料热线，最后在记者的说服下，答应第二天同往医院，“起码要说声对不起”。马先生说前晚辗转难眠，因为内疚，到了天亮才迷糊睡着。他还是如约出现了，因为“不想每天都活得不安”。

　　昨天中午，马先生来到白云区人民医院，他按提示转而咨询护士站和挂号处，结果在登记表和联系人栏上依然没发现“黄宇彦”或相似的名字。医生和护士对此推测说，如果伤者确认无需住院后，便可以不留个人信息而直接离开。由于缺乏更多的特征描述，医护人员都表示没有印象。

　　对话：这该让他的心灵多受打击

　　记者：下一步怎打算？

　　马先生：留着这袋苹果，希望他在看到报纸后，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

　　记者：如果找到他，想对他说什么？

　　马先生：首先说对不起，然后会解释自己是迫于无奈。我怕的不是他，而是害怕他的家人索赔，所以也希望得到他家人的原谅。

　　记者：想过自己的选择对他会有何影响吗？

　　马先生：他是受过教育的人，我是捡垃圾的，这（逃跑）可能会让他从此看不起捡垃圾的人。我希望让他看见底层人的好形象。

　　记者：最让你内疚的是什么？

　　马先生：那个年轻人一直很信任我，我却偷偷走掉了，这该让他的心灵多受打击。我不想让年轻人对社会失望。

　　记者：以前有过类似的体验？

　　马先生：有。不过不是我撞人，而是被一辆的士撞，结果那人跑了。我知道这会让一个人对社会的观感有多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