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看到一名年迈的老人倒地受伤，他将车停稳后，下车将老人扶起。这对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公司驾驶员殷红彬来说，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举。而这样的好事却一度让他很郁闷，因为将老太扶起后，自己竟被人误认为肇事者，还惊动了公安部门。好在车内有监控录像，将他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这才还了自己清白。事情经中央电视台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真相大白后的老人全家备感内疚。(《扬子晚报》8月30日)

　　司机殷红彬好心做好事，扶起跌倒的老太，还有乘务员郁维贞在场，但他还是只能依靠车载摄像头讨回“清白”。而摄像头上次“立功”则是在2009年。当时，南京的郑先生赶车时扶起一名跌倒的孕妇，却被孕妇咬定是他将其撞倒。一旁的“证人”和赶来的孕妇丈夫都认定是郑先生的责任，并提出2000元钱作赔偿。郑先生只得报警，最终民警用监控录像证明了他的清白。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摄像头，殷红彬和南京那位郑先生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像南京的彭宇一样，搀扶起老太却被法院判决赔偿老太，或者像最近天津的许云鹤一样，说不清道不明。

　　对于司机殷红彬来说，做好事无端被猜疑，这肯定是一件坏事情，让他郁闷了好些时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证据意识，从破解“彭宇困境”的角度上讲，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摄像头密布的时代，当我们做好事被冤枉时，我们就应当增强证据意识，尽可能寻找一切能证明自己的证据。

　　当然，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恰巧遇到摄像头，但循着这个证据意识，却可以自己设置摄像头。比如，可以用手机摄下做好事的全过程，包括与跌倒者的对话过程；再比如，在做好事前，可以请路人做证明。有证据在身，我们就不怕我们“被彭宇”。

　　破解“彭宇困境”，当然不仅仅依靠当事人本身的证据意识，还要通过惩处诬陷好人者等措施，来减少做好事的风险。对于诬陷者，法律也当出手惩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恶乞”扰人，法律断然出手，甚至处以“五日以下拘留”。那么，那些试图诬陷他人以得到赔偿的人，其性质比“恶乞”更恶劣，涉嫌敲诈勒索；其社会危害也比“恶乞”更严重。因此，对诬陷好人者，如果证据确凿，法律就应当规定对其进行警告、罚款甚至拘留；如果勒索得逞，视其金额大小和情节的轻重，可以用敲诈勒索罪来治罪量刑。

　　通过政府、社会和民间组织设立基金会和奖励等方法，鼓励人们做好事，不怕“被彭宇”，解除他们在“被彭宇”后的后顾之忧，也是破解“彭宇困境”的途径之一。像深圳市奖励两名搀扶跌倒老人的学生各一万元，像广州民间公益网站拟成立“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为勇于搀扶老人却被冤枉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必要时还会提供经济救助等做法，都能最大程度地促进人们做好事。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