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从司长到院长,慈善需要较真的人”(图)

发布时间:2010-11-27 00:00 | 来源:新京报 2010年06月25日 第22、23版 | 查看:1766次

  民政部慈善司原司长王振耀出任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称“为公益做贡献是最高奖励”  

  在民政部网站司局级领导的名单中,王振耀的名字已不见踪影。

  56岁的王振耀,本来还有三四年就要从民政部退休。但在退休前,他选择了离开。从民政部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位子上,“转身”为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没想到,他的离去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消息一公开,种种猜测便传出。有人说,他是因为觉得在官场孤独,选择离开;也有人说,他是因为要退休了,与其再干两年巡视员的闲职,现在离开反而是更好的时机;甚至还有人猜测,是不是他对媒体说了太多,受到批评所以选择离开。

  自称“工作过于认真”且“学者气太重”的王振耀笑着说,选择离开,为了实现理想。促进慈善的发展,这正是公民社会的巨大吸引力。他觉得,现在这种生活和工作,跟自己的本性更近一些。

  王振耀说,为了推动低保制度,他曾把各地的民政干部“关”在北京,让他们不仅表了态、还录了像,要一个月铺开。后来别人在背后说他,真是个“学者型官员”。言外之意是不懂实际。但他不在乎,一个月后,这事儿成了。现在如果听到有谁说“有困难可以吃低保去”,他能高兴一阵子。

  一位记者说,王振耀的“学者气”、“慈善心”以及“尊重媒体”的特点,与一些官场风气形成了对比,这或许是他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本报记者 吴鹏 王卡拉

  回归社会受屠童事件触动

  最近的极端性事件,让我感受到应该注意加强社会自身的建设,我回到社会,对加强社会建设更有作用

  新京报:卸任司长只有几天,现在别人怎么称呼你?

  王振耀:什么都有,王司长、王院长、王教授……大家都是朋友,称呼不重要。非要选的话,叫我老师吧。我的一个理想就是当老师,其实当兵前,我在乡村当民办老师。

  新京报:大家都奇怪,你做出了这么多成绩,为何选择离开?

  王振耀:我这个人的社会责任心可能过强了一些。说老实话,最近发生的极端性事件,让我感受到,现在应该注意加强社会自身的建设,我回到社会中,对加强社会建设更有作用。我,可能是个理想型的人。

  新京报:极端事件是?

  王振耀:比如一系列的杀童事件,我是做儿童福利的,那段时间对我的压力、心理的震撼……这是我递交调离申请的加速因素。对儿童进行的犯罪,对我打击是非常大的。看完这个报道,我就找同事们商量,加快我们的政策进度。我觉得社会应该加强公益慈善建设,现在需要出现中国的比尔·盖茨。

  新京报:在司长的位子上不是更容易达成目标吗?

  王振耀:不!大家要改变一种理念。你看国际的慈善组织,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内部有活力的,一旦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公民社会建设,那样建设起的公民社会,是不合乎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般规则的。对NGO公益事业来说,进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对他们的帮助更大。

  新京报:进部委的人很少有出来的,你却出来了。

  王振耀:对,你看民间对我的影响有多大。这种转变是个慢慢的过程,是最近半年开始成熟和完成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关键还是靠民间社会。有人认为公民社会是个开始,但我和他们的观点不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能调动的资源,在民间,在市场。对我来说,公民社会能把一个官员挖下来,这就展示出了它的说服力量。

  离开民政部也曾犹豫过

  待遇是身外之物,做了这么多年贫困人口的事业,我有一句话是,穷人5块钱的价值比富人的500块钱高

  新京报:离开民政部,听说填的是调离申请?

  王振耀:严格意义上说是调离。是从司长调为教授。人事关系都到了北师大。别人问,那司局级待遇还有吗?我说没有了,那他说不就是辞职吗?我一听,也可以这么理解。

  新京报:到公益研究院主要做什么?

  王振耀:主要有三个方面:项目、政策、理论。政策和理论要调整和提升,第三要真正的做项目。人才培养上,第一个培训班可能会开展媒体研讨班。

  新京报:院长有行政级别吗?

  王振耀:没有,现在就是教授。没有最后办完手续呢。

  新京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要放弃很多,比如待遇就没有了。

  王振耀:待遇,坦率地说,那都是身外之物,做了这么多年贫困人口的事业,我有一句话是穷人5块钱的价值比富人的500块钱高,我理解贫困人口的生活。应该保持一种活力,对人生和价值的实现会更好一些。

  新京报:听说李连杰游说了你好多次?

  王振耀:2005年之后正式开慈善大会,跟慈善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多。去年11月,壹基金做“典范工程”时,李连杰提出来研究很重要,北师大也提出了这个想法。我想看看他们是真做还是假做,不过当时没想到要做研究院。今年3月以后,有了做研究院的想法。那之后我们就经常接触,加上我也一直在北师大兼职,这两家就一起来动员我。在离开民政部这件事情上,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以身作则来教育我。那天听说我要调动,他很高兴,拉着我去喝啤酒,他痛风病都犯了。

  新京报:从被游说到最终答应,你是怎么想的?

昨日,自称“工作过于认真”且“学者气太重”的王振耀接受采访。本报记者 韩萌 摄

  王振耀: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我现在退下来继续为公益做贡献,这是大家对我的最高奖励。但是你说没有一点犹豫,也不是。我是个理想型的人,为各大民间组织服务,随时被吆喝着,我也是心存感激,大家瞧得起你,使唤你,说明你当官员时,没得罪大家。你干了点活,对你的评价不错。还有,他们磨我说,教授待遇也不错。

  新京报:其间犹豫过吗?

  王振耀:主要是没有准备。我工龄40年,在体制内获得的最高荣誉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抗震救灾模范。按照这个荣誉,就是体制内退休,工资都是比较高的。我退休还可以享受一些待遇,比如公务员医疗,这些让我想了一下,突然一走,这就没了。后来他们对我说,(没有这些)我们教授都不活了啊?我觉得我要和大家在一块,太留恋了就不合适了。

  守不住底线,我会瞧不起自己

  在官场上奉行言多必失,是非常危险的。总有人要走得快一些,这是我的性格

  新京报:弃官为民,能适应现在的身份吗?

  王振耀:能适应。平时我就这样,我不就是个平民吗?

  新京报:报道说,你和很多司长不一样,有人不愿意跟媒体接触,对手下很严厉。

  王振耀:其实争论起来,我也比较严厉,但部下不怕我,有时候批评我时,我也说,你说的对,部下改变我的想法是正常的。

  新京报:你为什么对媒体这么开放呢?

  王振耀:我觉得这是现在官员必须具备的素质。一个现代的官员,必须要注意和媒体沟通。你们觉得我对媒体比较开放,有负面的效果吗?对中国政府有负面效果吗?

  新京报:对你个人有负面效果吗?比如有一篇报道,你说的话被传播出去,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王振耀:我觉得没多少。你坦诚的和媒体交换意见时,媒体的报道还是很客观的。偶尔一句话,也是有的媒体想吸引眼球,但具体内容一看也没啥,大家就是笑一笑。中国的媒体,我觉得你要坦诚的对待他们,大家都能互相体谅。

  新京报:有些官员不愿对媒体说话,很多时候是怕说错了话。会影响到自己的仕途。

  王振耀:在我的业务范围内,我应该主动和社会沟通。我的工作是涉及千家万户的事情。做救灾、公益,不和媒体沟通行吗?媒体是在帮你。

  新京报:有传言说你离开的一个原因是对媒体说的话太多了,引起了不满。

  王振耀:(哈哈)起码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新京报:曾经有一次,你关于“八成捐款流入财政”的回答,引来不少网友的异议。

  王振耀:我都看到了。但现代社会不让老百姓说话,是不对的。当然,每个人听到不同意见时,会有不同程度的恼火。我受的批评多。不过部里新闻办还把我当成正面榜样,让我讲课。有缺陷的回应比不回应好。遇到疑问,管这个事情的官员不吭声,就完了。

  新京报:可是在传统官场上,中国人奉行言多必失。

  王振耀:那是不对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是不同意的。总有人要走得快一些,这是我的性格。如果我的性格改变了,我会瞧不起自己的。我努力守住了这条底线,所以最后社会来挖我,包括很多朋友,都是你离开了才给你打电话,这才是价值的充分体现。

  说我是官场另类的都是好朋友

  为了500元免税的事情,较真过一次,前后两个月才拿到免税单。慈善需要一个较真儿的人

  新京报:你觉得你孤独吗?是官场的另类吗?

  王振耀:有人当面开玩笑,说你是个官场上的另类。主要是我做的都是小事情,比如订书钉怎么装订,表格怎么打,都是基本制度的建设。说我另类的都是好朋友,包括下级。但我觉得我不孤独,因为在体制内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新京报:那为什么给你的调离贴上了“孤独”的标签呢?

  王振耀:你说得对,可能是借我批评官僚主义吧。可是我们是公务员,为公众服务,公众批评你不应该吗?连批评都受不得,还怎么能为大家服务呢?这是很自然的。

  新京报:你当司长时,采访你最多的时期是捐款公示。

  王振耀:对。现在大家把公示定在贪污不贪污。这是一个最低标准,最重要的是看捐赠者满意不满意。要扭转社会这种思想特别难。捐了一万两万,你说公示了,为什么不能给人家写封信?我想这方面一定要努力,要多做培训。

  新京报:公众注意力集中在贪污不贪污上,其实是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存在疑问。

  王振耀:就是捐款人不满意。说到底还是这个问题。现在汶川地震捐款公示的有不少,但这种公示是零碎的,没有统一的平台。民政部发布了一些慈善信息公示标准,但是实施起来还需要社会经验。

  新京报:公众另一种不满意是很多慈善制度还没有形成社会氛围。

  王振耀:我曾为了500块钱免税的事情,较真过一次,当场捐了500块钱,前后两个月才拿到免税单。慈善需要一个较真儿的人,现在北京全通了,税务所也知道捐款免税。当月捐款,下个月就能免,你捐给单位,就要主动找财务去要求。这并不是为了自己,捐了1000块钱,那要这100块钱或者50块钱的免税干什么?这主要是为了把这个制度激活。类似于这样的规定,包括公示,需要更多的冲击。

  任院长首日号召富翁年捐100万

  慈善不要让政府来给社会压力,更重要的是社会压力

  新京报:你出任院长的第一天就号召亿万富翁每年捐100万?

  王振耀:这是对巴菲特、比尔盖茨的一种响应,但这种响应不应该照搬美国,因为中国的富人刚刚起来。提出这样的目标,既要给富人压力,也不能给过大的压力。一百万,能捐100年,这样对他们的压力也不大。亿万富翁啊,大家想想吧。能不能拿出100万?

  新京报:你觉得响应的人会多吗?

  王振耀:关键要看社会内部压力有多强。

  新京报:社会压力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吗?

  王振耀:那当然,千万不要搞政府压力。我常说机关批评你了,你回来心里也许就过去了,但是邻居批评你,家里批评你,你会很在意的。所以,慈善不要让政府来给社会压力,更重要的是社会压力,当然这是善意的压力。是社会责任的压力,不是恶斗,指着鼻子骂,这就不好了。

  新京报:如何形成这种社会压力呢?

  王振耀:媒体的作用是很大的。这需要我们共同来探讨。比如一年捐几个亿的人,能不能通过各种方式展示出来,让他们赢得社会的尊重。

  新京报:陈光标被称为首善,他是否达到了要求呢?

  王振耀:这是一种类型。

  新京报:有一张照片,他前面摆满了钱,像小山一样。

  王振耀:我看过那张照片。很多慈善组织公信力不强,项目不好,最后人家着急了,就直接来做,自己拿着钱去发。

  新京报:有人说他作秀?

  王振耀: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在慈善上,他拿自己的钱给穷人,这种秀,如果大家愿意,就做吧。这是给穷人的好处。咱们作秀的定义是人民得不到实惠,但是他这个是给穷人的,也是好的。

  新京报:也有些秀,比如慈善晚会上,有些企业打出来牌子,但最后不给钱了。这种行为怎么规范呢?

  王振耀:规范上应该走国际化道路,在国外是反对这种举牌的形式的,有广告之嫌。并且法律是禁止的。大灾时你到底是捐款还是做广告?

  新京报:你的离开,会对现行制度的制定有影响吗?

  王振耀:不会有影响的,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这些年确实推进了一些基本制度建设,没有出现人在政绩在,人亡政息的现象,我在的时候建立起来了,我走了它仍在运转,这让我特别高兴。

  新京报:有人说你离开了体制内,是上岸了,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王振耀:其实这是他们的幽默,说的是我到了公益界,成了他们的一员,这是与经商的比较,经商是下海,但他们则说自己是上岸。但不管怎么样,都说出了事实,我和大家成为了公益群体中的一员,大家都欢迎我,我觉得我很高兴。(本报记者 吴鹏)

  人物简介:王振耀

  生于1954年,河南省鲁山县人,先后任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在他任职期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建立;“平民慈善”、“以善促善”的理念被首度提出。今年6月21日,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从司长到院长,慈善需要较真的人”》)

(责任编辑:孙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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