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社会转型关头，挤兑出一代要么买不起房、要么被一笔跟收入不相称的巨额债务套牢的青年

　　这里说的青年，主要指尚未首次购房的新一代。他们受过良好教育，聪明上进，渴望城市生活。他们已经居无定所地奋斗过一段时间，有了最初的积蓄，或者集结了上两代的财富，拼凑了两成首付款，准备买房。房价飞涨给他们带来紧张和焦虑。在准备首付款的过程中，房价上涨的数额，大大超过了他们储蓄的速度，这让他们感到被剥夺。好在，国家一再承诺“坚决有效地抑制房价上涨过快”，他们在期待中。

　　终于，十一前夕，最受期待的又一“房产新政”来了。然而，这个政策却进一步把他们踢出购房者的行列：他们准备的首付款够不着购房门槛了——新政策把首次购房的现款支付，从二成提高到三成。

　　这等于是“有效地抑制”了最需要住房的人买房。于是，房子继续沿着资本的路线，进入投资者的名下，空置着。预计在将来，价格再涨以后，卖给目前被高房价抛弃又艰苦奋斗了一段时间的一代青年。其结果，是延长了青年们在城市漂泊的时间，推迟他们的人生计划，使资本对他们多一轮剥夺。当住房作为资本追逐的对象，“买的不住，住的不买”，资产闲置，财富聚敛，产生的另一个效应是，堆积了社会矛盾。

　　制定公共政策的人士，都是头发开始谢顶、内心充满毅力的社会中坚。他们对青年的痛苦不免陌生或者漠然。虽然他们的儿子或孙子也正是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但是，父辈和祖辈已成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其儿孙们断不会有住房的困惑。这些爷们是住房的既得利益者和涨价的获利者，他们不希望价格下跌或不涨。更兼地方的政府都渴望不断增收土地款和税费。

　　中国人口太多，城市化很迅速，城市住房需求是刚性的，因此有人说，住房价格上涨是必然的，一部分青年买不起，是必然的。不错，应该相信，在基本公正的规则面前，基层人民是能够接受转型期的种种痛苦的。具体说来，在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房价增长得稍快一步，也不一定会造成恐慌。但是，这不并意味着可以理直气壮地抛弃公正的规则，让房地产市场在政府、资本家、银行和各路炒家的层层分肥之后，让大部分青年痛苦不堪。

　　“住改”是中国新时期切割社会阶层的一把利刃，它把社会分割成各个层面的既得利益者和暴利阶层，而另一边，则是广大的无房户和无论怎样努力奋斗也买不起房的痛苦青年。各地“反腐败成果”证明，腐败官员通常有收藏住房的癖好。而一次又一次“房改”，一轮又一轮“集资建房”，使各级权力部门包括并非要害部门的员工，在同一城市占有几套房屋，并不需主动追逐而是顺理成章。住房痛苦的人们都在“体制外”。

　　权贵和资本都在争夺住房资源，轮到最底层的劳动者还有房子住，还承受得起房价，那倒有些意外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疯狂的房价也把一些诚实劳动的白领也卷了进去。例如，一位普通的银行职员或电脑程序员，目前可能同时供着三五套以上住房的按揭。因为他们吃定了政府不敢让房价跌，而只能让它涨。

　　周孝正教授在一次对青年学生的演讲中说：我享受了一份“红色收入”。台下的学生未必听得懂。周解释道：他在北京享受了一次福利房，学校分配的30多平方，现在价值70万。周教授对学生说，你们再也没这样的“好事”了。所谓“红色收入”，即公有制时代传承下来的，对体制内实行的特殊供给和利益分配。

　　也许你觉得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你却不知道现在的各级国家干部的住房如何取得，从县市级到省部级，分别住多大房屋，是否保持着，或者在什么程度上保持着公有制时代的传统，因为未见公开。不过，对周教授这样的原本在“红色收入链”中居于末端的分配，大致已经终结。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转型关头，挤兑出一代要么买不起房、要么被一笔跟收入不相称的巨额债务套牢的青年。

　　中央高层早就把房价当成政治问题看了。但是，房价却不向政治投降。据信，如果地方政府不与民争利，不那么依赖土地收入，少让房地产商承担一些征费；如果适当运用房产税，迫使空置房重新流通，抑制过度投资性购房，房价或可下降。

　　但是，同时人们也相信，这基本是不可办理的，因为政府不能没有这一项财源，而征收有实质意义的房产税，必定超出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但除此以外，还没有看到可以使住房价格回到令不断进入社会的勤奋而有能力的青年能够承受的范围的高招。（作者: 何三畏）

（责任编辑：卢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