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下午，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首任会长梁从诫先生因病在北京辞世，享年78岁。梁从诫先生因显赫的家世——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后半生献身环保而为公众所知。他被誉为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

自然之友志愿者带着儿子一起悼念民间环保“第一人”梁从诫。 （CFP/图）

　　世间已无梁从诫。即使他不发声，人们也习惯于从他的存在中寻求力量。

　　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全社会都在为他的离去发出悲鸣。学者、政府官员、环保人士自不必提，很多企业家、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百姓都在参与悼念。人们本以为，老人晚年的影响力主要在环保领域。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曾经，他的讲座只有5个听众。今天，当全中国都是他的听众，他却不再开口了。

　　2006年，梁从诫遭遇交通事故，从此病卧在家，逐渐思维模糊。逢年过节，当他的追随者们来到面前，他已认不清每个人的身份，但嘴里依然说着：“你是自然之友的，你是自然之友的……”

　　自然之友建立之初，发起人还没有“NGO”的概念，随着对中国环境问题和社会现实的深入，它打破了血缘、地缘、业缘这些传统的组织脉络，开始真正通向不设边界的现代公共生活。

　　但它收获的挫败感，远多于成就感。梁从诫曾经每天接无数电话，电话的另一端，环境投诉从四面八方涌来。日复一日。

　　1998年，打击盗猎、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在赴京演讲后突遭解散，稍许高调招致了灭顶的命运。亲自协调演讲事宜的梁从诫，陷入了沉默。他对伙伴们无力地说：“怎么会这样？我心里难受。”

　　他一次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封建主义的鬼魅，依然游荡在这个千年大国的上空。他私下里质疑：“我们到底能改变什么？”在执掌自然之友的最初几年里，梁从诫空前谨慎。作为缔造和保护这个稚嫩机构的人，他彼时的孤独几乎无人可诉。

　　多年之后，当我们的国家在现代道路上走得更稳健之时，无人了解他那时的落寞。然而，这就是他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价值。

　　我们不能想象，在并不久远的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凭借名门之后的特殊影响力，自然之友这样一个试图以民间行动贡献于社会的机构，怎么可能掀起一定的社会波澜；我们更不能想象，如果不是凭借政协委员的特殊影响力，“保护滇西北原始林”的呼吁书，怎么可能送达国务院副总理的手中？滇金丝猴的生存困境，又怎么能得到缓解？同样不能想象，如果不是梁从诫本人过硬的家学素养、极佳的英文和国际交流能力，英国首相怎么会回信赞同禁绝藏羚羊绒贸易？今天，当成龙在公益广告中一遍遍地说着“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之时，人们难以想象：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念。

　　后人将更难想象，在政治上刚刚解禁的那个时点，如果不是这样的特殊身份和特定影响力，中国民间公共参与的第一步将如何迈出。

　　历史无法假设。西南联大避居重庆李庄时，林徽因女士曾对幼小的梁从诫说：如果李庄沦陷，就证明中华大地已经倾覆，自己就跳江而去，绝不当亡国奴。可就在战事难测、颠沛辗转的途中，梁思成先生依然要求学生每天削好铅笔，对功课不得有丝毫马虎。

　　不问他人如何，做自己应该做好的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素养。梁从诫曾经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他同时体会着最强的生命能量和最深的无力感。直至今日，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

　　中国公民社会的初生和幼年，也许在客观上依靠文化的传承，也许要在特殊的佑护下呼吸，却也必须在某一个时刻斩断依赖，突破自身，有勇气和能力与童年作别，靠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真正站立起来。

　　梁从诫的独特影响力，正是他运用个人影响、高层私交撕开了公民行动的一角，但同时他也必须将自然之友推离这样的行动模式。这是梁从诫遭遇的悖论，是民间环保运动遭遇的悖论，也是中国现代性道路上的强大悖论。

　　我们祈祷：世间再无梁从诫，祈祷中国不再需要以强烈的个人色彩，来推进现代精神的奠基。祈祷日后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来自你我这些普通人的思维和行动；我们向先生的背影深深致敬，并且彼此勉励。（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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