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

参与基金会工作之前，曹红梅在企业担任职业经理人。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和相关政策的鼓励下，有着金融和商业背景的曹红梅发起创办了苏州市第一家个人捐资设立的慈善基金会——爱心达人慈善基金会，担任秘书长。

　　从金融行业到全职公益人，曹红梅被问及最多的就是为什么选择做公益。而说起她与公益的结缘，还要从儿时说起。

　　曹红梅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过国家的资助以及来自他人的帮助。小学二年级时，因为学校离家路途遥远，中午无法赶回家吃饭，父母就为她在学校附近找了个“五保户”搭伙。

　　小时候的曹红梅并不理解什么是“五保户”，令她记忆深刻的是她好几次来到“五保户”奶奶家吃午饭，奶奶都会给她做一碗面，里面会加上青菜和一颗鸡蛋。“但奶奶的碗里每次都只有面条和青菜，奶奶总告诉我是因为她胆囊不好，不能吃鸡蛋，那时的我信以为真。”

　　“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却一直都在帮助别人。”这在小小的曹红梅心中种下了爱的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颗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芽。

　　由此，六年前曹红梅辞职，租下了600平方米的场所，开办了留耕堂中医诊所，向有需要的患者提供免费的中医诊疗服务。三年间，接受免费诊疗的患者达上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免费的中医诊疗服务的运营成本三年共计超2000万元，而这些支出都是曹红梅自掏腰包。

　　“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做了三年多，但个人的资金是有限的。为此，苏州市民政局建议我们成立一家基金会，让有能力的爱心人士加入到这个组织里，一起帮助他人。就这样，2019年5月我们注册成立了爱心达人慈善基金会。”曹红梅说。

　　让公益就近就便降低参与门槛

基金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慰问服务对象

　　《公益时报》：目前国内外有不少基金会都是个人出资成立的，为什么你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以“爱心达人”命名，而不是以你的名字命名？

　　曹红梅：我们希望爱是无差别的，能够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希望受助人未来能反哺社会，也变成达人，有一个爱心的传递。另外，也是希望给捐赠了时间和金钱的志愿者和捐赠者一个“爱心达人”的称号，把基金会变成所有爱心人士的家。

　　虽然现在国内有很多基金会是由个人出资成立的，但我们是苏州市第一家个人捐资设立的慈善基金会。2019年５月，基金会经苏州市民政局批准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致力于降低公益门槛，让爱心款100%送达，100%透明，让公益可被监督、可供选择、就近就便，让更多人成为爱心达人。

　　《公益时报》：从最初埋下公益慈善的种子到后来发起成立爱心达人慈善基金会，两年之后再来看这件事，你如何评价自己当时的决定？

　　曹红梅：我们创始人和创始团队大部分都有金融和商业背景，跨入公益领域也是机缘巧合。但进入这个领域后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感触最深的就是，公益好像谁都会做、能做，但是做好公益是非常难的，需要很多专业化、职业化技能，也需要社会创新的想法和勇气。就比如谁都会做饭，但要想开个饭店就不容易了，全国餐饮业有70%的比例每年要洗牌，如果想成为成功的餐饮企业那就更难了。

　　所以我们就想沉下心来挑战一下，希望爱心达人慈善基金会能成为一家职业化做好人好事的机构，围绕基金会的核心功能做一些工作，降低公众参与公益慈善的门槛，增强公众参与公益慈善的意愿和能力；解决公众不知道上哪做公益、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做了公益后会有什么后续的反馈和结果，不知道谁可被信赖等等一连串的“不知道”，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爱心达人。

　　《公益时报》：“把基金会变成爱心人士的家”这个愿望如今来看你觉得实现了吗？

　　曹红梅：今天来看离我们的愿望还有一段距离，但幸运的是我们一直在路上，一直在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不断往前走，并获得了社会及企业的认同。分享一组数据：截至目前，有16754人作为爱心达人参与到我们的公益活动中，帮助了371444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感染了很多人，也让更多人得到了帮助。

　　《公益时报》：在坚守的过程中，你觉得遇到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曹红梅：首先是在核心的定位中帮助更多人成为爱心达人，在这个过程中去做透明。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每年的年报、每个月的月报、每日的日报就明确了发布时间。年报是每年的1月10日经过审计后对外发布；月报是每个月1日上午9时准时发出，雷打不动。从2021年6月1日开始，除了月报和年报，我们又增加了日报，每天上午9时准时发布。

　　设定这样的固定发布时间也是倒逼我们所有内部建设工作的日常推进。无论是年报、月报还是日报，每个数据都是精确到每一个人的。这一过程中的难度同样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其次是降门槛，我们把现在的门槛都放到了社区，针对每一个想做志愿者和捐赠的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挑战也是很大的。

　　通过“基金会+”的模式激发更多人的爱心

助农扶贫社区公益市集

　　《公益时报》：刚刚你提到把项目门槛放到了社区，可否详细介绍下？此外，也请介绍一下基金会项目的落地模式。

　　曹红梅：我们的运作主要是通过“基金会+”的模式：

　　一是“基金会+社区”。我们在社区做了一个幸福公益站+门口公益活动，主要针对那些想等到有时间、有钱了再去做好人好事的人，促进这群人就近、就便做公益。我们重点推动的群体是儿童，鼓励他们在社区附近利用自己的技能参与公益，比如帮爷爷奶奶上一堂智能手机运用课等。大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带小一点的孩子进托班，帮他们读绘本，做手工，以此来鼓励孩子通过实践活动去帮助他人。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以买代帮的方式，基金会与农户直接对接，通过严格的检验后将优质水果、农作物输送到社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购买到农产品，同时也随手做了公益。这种方式既打破了以往“直接给”的模式，帮助山区的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的积极性。此外，我们还在办公场所开办了慈善超市，把适合办公场所的吃的用的放在慈善超市，所有的利润我们全部用于捐赠，超市的工作人员目前都是无薪资的志愿者。

　　二是“基金会+社会组织”。比如像公益助农、环保类的项目进社区时，我们就通过孵化幸福驿站的一些社会组织去做，我们把标准制定好，目标就是让受益人在得到帮助后生活发生变化。　　

曹红梅主持基金会一年一度的慈善拍卖会

　　《公益时报》：在实践和探索“基金会+”模式包括运作基金会过程中，你有哪些经验和感悟？

　　曹红梅：首先，这种模式是可复制的，社区的最大诉求是服务社区内的居民，我们这种模式可以很好地与社区的诉求相结合。

　　其次，在需求上要有共建机制。想要更多居民参与进来，首先要带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我们更多是通过授予他们志愿者光荣称号的方式，给予他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鼓励。在这个过程中去激发更多的社区人参与到社区贡献中来，因为共赢才是合作的基础。

　　在公益行业，遇到问题通常的解决思路是分头分工，不同机构各司其职，各管一边。这种专业化的分工模式有一定好处，但同时也会造成资方及项目方的内部分裂，使两类机构越走越远。这其实就是外部两个群体的需求认知隔阂，内化成了行业内部的分工隔阂，核心的矛盾没有变化。我们这两年的感受是，要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来整合，拉近双方的需求和认知距离，在这个点上多下功夫。这也是爱心达人追求的公益“专业化、职业化”。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共赢”的概念，为了激发更多的社区人参与到社区贡献中来，要给予他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鼓励。怎么理解这一说法？

　　曹红梅：首先，我们在苏州市区各大核心地段洽谈了近三万块大屏的滚动传播合作。同时，跟苏州电视台合作，每个月选出一名表现突出的月度爱心达人，由他们来拍摄爱心达人志愿者的公益故事或事迹，在近三万块的大屏上进行滚动传播，从而让更多的人看到志愿者的好人好事。只要志愿者做了好人好事，我们就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放大志愿者个人的善。其实物质需求并不是第一位的，爱心被看到、被尊重才是最重要的。

　　从今年开始，很多家长让孩子来社区做志愿者，因为孩子的慈善行为有输出。我们的日报每天上午9时会公布前一天的爱心达人，包含志愿者和捐赠者的名字、做公益的时长、服务的内容以及感受等，这样可以让他们的家人以及身边的人都能看到。

　　其次，我们正在推进的一项工作，就是针对每个孩子做一个公益账户，从孩子第一天做公益开始，积累的志愿时长、捐赠的零花钱、通过义卖创造的价值、帮助了多少人等都将记录在这个公益账户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向学校发一封推荐信，证明孩子一年的公益行动。这样可以帮助老师和校长看到孩子在学校和班级除学习成绩以外的另一面。同时，也让孩子在个人成长和品德方面有所提升。

　　随着公益账户时长的增加，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不同层级的服务，比如我们会为孩子申报市级优秀项目，或者市级好人，给孩子入学升学以及未来的就业加分，让更多的群体看到孩子多维度的一面。

　　设立公益账户和企业公益基金是下一步重点

资助公益项目

　　《公益时报》：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推动下去很需要人，爱心达人慈善基金会现在有多少专职人员？基金会的项目设计和执行主要依托专职人员还是志愿者？

　　曹红梅：我们现在有专职人员15名，志愿者超12000名，项目设计是专职人员、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共同参与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项目框架设计出来后，会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听取捐赠人的意见。基金会每个月20日是开放日，这一天探讨的就是前一期所执行的项目情况，也会听听大家的意见，从捐赠人角度了解他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公益时报》：目前基金会重点开展的项目以及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哪些？

　　曹红梅：我们的项目分慈善项目和志愿项目，其中有两个项目比较有代表性。一个是“我们一起上大学”，项目主要资助中西部偏远地区学习意愿强烈、家庭困难、学习成绩优异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并持续跟踪孩子的成长变化，直到孩子考上大学。

　　在这个过程中，每两个月我们必须要跟踪孩子在学习、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记录在孩子的成长档案中。我们每两个月要向捐赠人进行一次汇报，等学期结束后会将孩子的学习报告单包括班主任的评语、家长对孩子的评价等一并向捐赠人汇报。同时，捐赠人会在孩子每一学期开学也就是助学金发放时，以及学期末做两次实地走访。这个过程中，捐赠人可以带自己的孩子走进山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个项目是“监护缺失儿童帮扶计划”，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帮扶：一是结合社区做的爱心小屋，这些监护人缺失的孩子基本都是由爷爷奶奶或是邻居照顾，很多时候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为此，我们跟社区联合做了爱心小屋，定期会有志愿者加入做一些兴趣培养活动，比如运动、魔术、画画等。二是联合具体家庭，为孩子打造一个学习空间，由我们配备书桌、书本等，帮他们制定学习榜，为孩子营造学习的空间和氛围。三是联合学校班主任，在学习的过程中多鼓励孩子举手发言，培养孩子自信心。四是联合爱心志愿者，为孩子找一个“爱心妈妈”，固定且定期跟孩子进行沟通，负责孩子学校、社区以及家里日常的生活，就像代理妈妈一样。

　　《公益时报》：基金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2020年的收支情况如何？在增值保值方面是怎么做的？

　　曹红梅：我们基金会还比较年轻，年平均收入在1200万元左右，支出为70%左右。截至2021年10月31日，共接收捐赠3100万元，支出约2200万元。主要捐赠来源是企业和个人，目前主要是私募的方式。所有进来的款项我们是不扣一分钱手续费的，也不扣管理费，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目前都是定向捐赠。

　　在保值增值方面，基金会的初始资金是200万元，2019年我们的投资收益是12万元，2020年投资收益超过30万元。

基金会疫情期间为社区捐赠防疫物资

　　《公益时报》：2021年，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能否谈谈你对新形势下公益行业未来发展的预测和看法？

　　曹红梅：这两年的疫情和经济形势影响到了各行各业，改变了公众的生活状态，同样也影响到了公益行业和基金会的生存发展。作为一家新生的基金会，我们也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感觉变革的时代也蕴含着很多发展机会，公众对“第三次分配”等概念需要深刻认知。这其中，公益行业和基金会有很多可以切入的工作机遇。

　　基金会目前重点推出了两方面工作：一是针对6到12岁的孩子设立公益账户；二是针对企业推出公益基金，在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建立公益基金，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让其可持续化，这样每年都会有保值增值空间，然后双方共同约定保值增值部分的用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更好地去定义我们要服务的对象。基金会存在的价值是让更多人在有钱有时间投身爱心事业时，能够找到一家值得托付的基金会。这是我们确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