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杨振宁（左）与邓稼先合影于美国。资料图片

1986年，邓稼先（左）逝世前与杨振宁在医院合影。资料图片

邓稼先（左）与同事在杭州岳王庙“尽忠报国”墙前留影 资料图片

邓稼先的西南联大学籍卡

杨振宁的西南联大学籍卡

  有的人，前面加什么样的缀饰，都不如直呼其名，更具万钧之力，显其伟岸身躯。

  简单的三个字：邓稼先，在国人心中，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某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改变山河的霹雳光照。

  2001年夏，我带摄制组走进邓稼先家，邓夫人许鹿希说，这是她首次接受采访拍摄。

  2002年春，我采访杨振宁，这位科学的巨子侃侃而谈，但当说到邓稼先时，神情立刻凝然。

  今年9月22日，杨振宁发表了百岁生日演讲，在其中以恳切的深情向国人再提“稼先”：“……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稼先会满意的”，这位科学巨子的灵魂里有着一座圣坛，让人们更加理解了他。

  这对旷世之友的最后一张合影是在医院病房的走廊上，离邓稼先离世没有几天了，杨振宁带了花束去探望。邓稼先对妻子讲：“这是西方的风俗，振宁是来送我的。”

  照片上身患绝症的邓稼先嘴角渗血，但他依然微笑着。

  邓稼先嘱咐夫人将家中一块古砚送给杨振宁，说：“他对我的帮助和情谊太大了。”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留下遗言：我死而无憾。

  杨振宁在给许鹿希的信上说：“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回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今后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

  现代人说“极简”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可是每听到这个词，我却总是想起邓稼先的家。

  那个家，在许鹿希的北大医学部职工宿舍楼里。一所平民大院，进大门毫无遮拦，见到院子里有小孩在玩石头，老太太买菜回来。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对这位“两弹”功臣住所的想象。

  上楼，是那种老的单元房子。房间毫无修饰，卧室贴着朴素的壁纸。

  许鹿希女士，高个子，短发，戴眼镜，从事医学研究，像老北京人一样，穿着朴素的夏装，令我想起“荆钗布裙”这样的传统。她说：“你们拍吧，这个屋子的东西都没有动，还和邓稼先生前的时候一样。”

  那天，她特意在那张双人床上铺上了邓稼先亲自挑选的床单，印着白底蓝花的“首都十大建筑”图案。这是邓稼先为了欢迎杨振宁到家里来，专程与妻子到百货大楼买的。“首都十大建筑”，曾经是令中国人民自豪的成就。在自己的寒舍里，接待国外来的老友，这就是一种表达：虽家徒四壁，国富强已为慰。

  在床的旁边，一张圆桌上，有一部老式电话。许女士说，安装这部电话，当年是为邓稼先有时回到家里，指挥罗布泊那边的工作。有一次他刚回家，那边就出了事情。邓稼先就通过这部电话镇定地告诉人们，关哪里，开哪里，读什么数据，从而避免了一次事故。

  邓稼先用过的眼镜、笔筒、茶杯，一一摆在了我们面前，都是有些破损的，像某个中学教师案上常常见到的寻常物件。笔筒是竹节的，茶杯是一个玻璃瓶，用塑料线编的套套着，那时的人们都这样用。许鹿希说，邓稼先带着这个杯子在基地和家之间来来回回。

  在客厅的另一面还放了几把镀镍的折叠椅，与沙发相对，围成一圈。许女士说，当年邓稼先的同事们来了，就是在这里开个小会，研究工作。

  许鹿希回忆起邓稼先接受任务，与她彻夜倾谈的事。

  1958年8月，邓稼先34岁。任务是秘密的，他对妻子交代：我要调动工作了。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以后这个家就全靠你了。他坚定地说：“今后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那一晚邓稼先再次对她提及昆明，在那个以鸣炮报时的古朴之城，西南联大学子邓稼先，曾亲身经历了日本飞机轰炸时的惨状。当时中国毫无防空之力，人民任人宰割。这使她意识到，这个任务与国防有关。小家庭的甜蜜岁月从此结束。

  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核试验中，发生过一个偶然的事故，核弹头没有爆炸。为了迅速查找出事故的原因，邓稼先坚持亲自进入实验现场，并且禁止同行者跟随。他只身走进了辐射密集区。

  “我不能走！”这是每逢遇到危险时，邓稼先的话。

  在许鹿希的相册里，存有两个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的照片，左边，高大的就是邓稼先。

  直到离开人世，他没有疗养过一天。

  1964年夏，一张“母病危”的电报当时没有交给邓稼先，因为核试验马上就要开始。

  爆炸成功了，这时电报送到他手上，一辆吉普车已经停在门口，送他上飞机，飞往北京。

  北京已经沸腾，大街小巷在争抢那一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号外，蘑菇云高高升起的图片，激动着国人的心。

  当走进母亲的病房，看到床旁放着一张海报，邓稼先知道，家人已经明白他所承担的秘密任务是什么了。

  听到这些讲述，摄制组凝然了。小屋里回荡着那一股天地之气，民族魂魄，如明镜高悬，可以照见人心，那天的每一个在场者，都泪如雨下，这是一次精神的净化。

  拍摄结束后，我与摄制组雇用的司机结算费用，他突然激动地说：“不，我不要钱！”第二天他又说：“让我去呀！我替邓稼先去死，让他活着。”

  邓稼先的伟烈气概，高尚无华，可以折服世俗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有一颗中国心。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2002年，春和景明，我终于要与杨振宁见面，在清华园一幢优雅的别墅里。

  在访谈中，杨振宁贡献的内容太多了，从童年时的清华园讲起，到他的导师，到美国教育。而邓稼先，无疑是他讲述最动情的部分：

  邓稼先比我小两岁，我是1922年出生的，他是1924年出生的。他父亲跟我父亲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不过我们小时候在清华园，我不记得见过他。

  1936年到1937年我在崇德中学，当时的崇德中学，这个中学现在还在，叫作北京三十一中，在绒线胡同。我在那儿高一念书的时候，他也来了。他比我低两班，他是初二。他来了以后，我们很快就变得非常之熟，他是我最熟的几个朋友之一。

  依照他的回忆，我们摄制组到绒线胡同，拍摄了那一幢老的教学楼，紧邻围墙。他和邓稼先经常在大考前，爬到高高的窗台上，用脚顶着对面的墙看书。

  “七七”事变以后，我的家搬到昆明去。后来在1941年，他来了。我们在昆明，他也进了联大，所以我们在昆明又同学了一些时候，然后，我们当然立刻就非常之熟。

  他们先后都到美国去留学，邓稼先念得很快：1948年去，1950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就回国了。许鹿希说，在美国时邓稼先曾得杨振宁的资助。

  看年轻时候的合影，邓稼先是一个高大挺拔、英气勃勃的青年人。他们后来又有了另一些合影。这时候的邓稼先看起来仿佛是一位老者，白发苍苍，面有病容，高大的个子显得有些吃力，而杨振宁依然精悍，目光炯炯。

  杨振宁是否预感到，邓稼先严重透支的身体与生命，正在迅速地滑向黑暗的那一边？而祖国的强大，正如日东升。

  个体生命的透支的同时，是一个民族站起来了。

  那天早晨在清华园的采访，有很多话题回应了许鹿希的介绍。我已胸有成竹。许鹿希讲了一半的故事，须得由杨振宁来讲那“另一半”。

  1971年，邓家的小客厅里摆着两只单人沙发，也只能够摆两只。那是为杨振宁来访增添的。几十年阔别，跨洋而来，老友重逢就在这里，他们相对倾谈。

  最为激动的是杨振宁，他说在1964年中国试爆了原子弹以后，他立刻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

  1971年我来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的时候，我到了上海飞机场，那时候我父亲在医院里头，我母亲跟我弟弟妹妹接了我。在飞机场贵宾室里头，就有一个统战部接待我的人问我，杨教授，你这次回来中国探亲访问，你想要看见什么人？所以我就开了一个名单，其中当然就有邓稼先。

  终于见面了，原来老朋友住在这么一个狭小简陋的地方，只比上海的亭子间略大一些，和很多普通的人们住在一栋楼，一个院里。

  钦佩之情令昔日友谊升华。当杨振宁坐在这简易的沙发上时，他知道这种简洁生活的分量。为了一个从贫穷“挨打”中走出的民族，邓稼先什么都愿意承受。

  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因缘跨越时空延续着：

  那以后，我每次来都看见他。当然，渐渐地我就知道，他不只是对于最早的原子弹的设计，后来对于最早的氢弹的设计，也有重大贡献。而且中国试爆原子弹，氢弹，有不止一次他都是亲自在试爆的地方主持的。

  杨振宁是这样评价的：“邓稼先他们的贡献，改变了世界地图。”

  两位老友的初次重逢中，有一个重要情节。这就是杨振宁的一问，与邓稼先的一封回信。

  我到北京来，1971年见到邓稼先，我起先没有跟他谈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我想，我知道是秘密的。不能随便乱谈的。最后我要上飞机，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忍不住了。快上飞机的时候，我回过头来，跟邓稼先说，我说：“中国造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帮忙？”

  他说他的印象没有，不过他说，当然这个组织很大，他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他说他去了解一下再告诉我，后来我就离开了。

  一个明知“不当问”而忍不住，一个是深知此问并非一般好奇心，乃是一名华夏子孙的叩问，一个高端华人科学家的关切所系。

  离开以后，我到了上海，上海市委请我吃饭，我立刻就要离开上海飞回巴黎。吃饭的时候，忽然有人送了一封信来，这信就是邓稼先写的。因为他回去研究了一下之后，给我写了封信。

  邓稼先郑重对待，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后，及时回答了杨振宁。这是由专人乘机送到上海的。

  他写了封信，说是他已经向有关当局问了，中国的原子弹除了最早有苏联的少数的帮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我是突然收到这封信的，这给了我精神上一个很大的激动，所以我当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个宴会上的主宾突然泪流满面。杨振宁当即离席，到洗手间去了。感动之中，也包含了老友与祖国对他的坦诚与信任。他满载而归。

  阔别多年后，老友还是老友，祖国已经振兴。这第一次归国的交锋，就使杨振宁与邓稼先之间敞开心扉，进入了最深层的交流。从此，他们的默契，铸成后半生情谊的相互支持。

  古语曰：英雄惜英雄。像这样的知己体贴之情，也只有杨振宁能够写出：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多年后再次登门，杨振宁的心中克制着一个世纪的情感风暴。他又来到这间小屋时，友人走了，人去楼空。他手执张爱萍所书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白布，站在小屋的中间，留下了一张照片，倾注了他的崇敬追思。

  为什么杨振宁要这样执着地思念并不断地来到老友身边？

  我以为，杨武之先生是一直在期待儿子归国的，而在父亲之外，邓稼先成为他与祖国联系的重要纽带，精神血脉与归途指引。“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对老友的赞誉，是发自深心的，这也成为杨振宁用来要求自己的楷模。

  那次在清华园的采访，大大地延时了，从九点半直至中午十二点。杨振宁说：“继续，只是要给夫人打个电话，让她先吃饭，不要等。”

  结束时，已经是一点半了。杨振宁与我们摄制组的成员一一合影，显然他心情畅快。

  对于这次采访，他自己也很满意，曾通过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沈克琦转达，让我在整理出来后，给他一个备份。

  以上的故事情节，我都编入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于2003年4月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反响强烈。

  通过沈先生，寄了《西南联大启示录》光盘到美国，杨振宁复信：

克琦兄：

  感谢寄来关于西南联大的电视片，是很好的，有意义的纪录片。会有正面影响。

  匆祝

  近好

  振宁

  2003年5月16日

中兴业，须人杰

  “人杰”这个词，因李清照《夏日绝句》而流传：“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溯其源，有几个出处。《文子·上礼》：“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史记·高祖本纪》称张良、萧何、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

  “生当作人杰”，李清照气贯长虹的一句诗，照耀中华千古史，激励世代英雄才。

  1937年夏，日寇进北京。“一代文化托命人”陈寅恪的父亲，为抗国耻，绝粒而亡，“死亦为鬼雄”。屈原辞赋中早有“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名句，古人认为，一种坚强的精神是不会消亡的，它将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传递下去。

  众多大学学者教员，则怀着“国破决不苟安”的情操，告别安谧校园与家庭，义无反顾地撤出北京，南下建校。撤至昆明后，西南联大一面弦歌不辍，一面又选择了四川边地上的一个穷乡僻壤——叙永，作为撤离地。这表明了联大人与日寇不共戴天的气概，和“不肯过江东”的志节。

  在联大校歌中唱出了“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从此将“人杰”定位于能够洗雪国耻、振兴中华的具有雄才大略的人。

  人杰并非圣贤，“古来圣贤皆寂寞”。中国古来的圣者只是“立言”“诲人”。而“人杰”则是行动者，是成大事立大业的人。他们有轰轰烈烈的、改变无数人命运与历史的大作为。中华对于人杰，无论过去、现在，都远比“无过失”的圣贤更为渴切。

  西南联大的“人杰观”，是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在渴望用“现代化”拯救中国的战火耕读中形成的，带着民族生存的紧迫感。因此，强大的行动能力与紧迫感，是人杰的又一品格。

  华人物理学家任之恭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所长，由于战争的影响，研究取得成就甚微。他写道：“我常常为没有获得直接的成功而沮丧，然而，由于看到昆明经历了战争的青年科学家的力量和潜能，我觉得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丰富经验和深深的极大满足。”这一段话，预见到了在日寇欺凌下的中国人民与战时大学，必定会培育出一代新人，强者，将会使这段悲惨历史，化作一股强国的力量。

  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表彰23位对“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杰出贡献者，在这23名元勋中，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

  在日本人狂轰滥炸昆明的20多年后，新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爆炸原子弹的命令书上签字的，就是当年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子邓稼先。

  火箭专家王希季曾回忆说：“当年我们还要学跑警报，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跑警报那个地方，上课是不上的，回来补。自己跑警报，你带的东西可以做作业。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上学，就是为了要打赢日本人。因为中国的弱，被日本人一炸——云南挨炸的惨象你们可能根本不清楚，简直非常惨。所以就加强学习，要自强。那个时候跑警报，电灯也没有，有时就断电，但是学习不间断。”

  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昆明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景：一开始，昆明的老百姓们没有见过飞机，人们扶老携幼，仰头观望。天空传来狰狞笑声，飞行员拉开舱盖，点射人群。

  父亲惨痛地说：“就像打苍蝇一样啊！”

  一声声痛叫，一个个人倒地，血流遍地，人们惊吓万分地散去。但飞机低飞，追逐人群，甚至追逐个人，在惊呼惨叫声中不断射击。日军把射杀中国人当作玩游戏，发出得意忘形、疯狂邪恶的笑声。直到“玩”累了，才拉高飞起，去完成投弹任务。

  大街小巷，地上躺满了死去和受伤的人们，一家家亲人围绕哭泣，凄惨无比。

  父亲说，凄惨的不只是人死了，而是死得如此可怜，在日本人面前真如蝼蚁一般。痛恨啊！痛恨的不只是日本人夺去同胞性命，更是不拿中国人当人，在屠杀之前要把你捉弄够侮辱够，要灭绝一个民族反抗的斗志。

  这种点射式的杀人，意在恐吓。凡是看见过这个场面的中国人，无不痛恨得咬牙切齿，这是要灭绝我们这个民族啊。

  抗日战争的惨烈，给西南联大的学子留下了终身影响，从而奠定了他们的毕生志向，为什么而读书？为什么去奋斗？这种志向是那一代学子身上最珍贵的品质，使他们成为这个民族可以依靠的栋梁之材。

  杨振宁说：“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

  在1986年之前，国家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在现场主持过15次。为了追赶时间，让中国获得强大的国防实力，以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们舍其一生。这才有了杨振宁在文章《邓稼先》中写到的那些改变民族历史的时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在邓稼先那间小屋里，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邓稼先出差杭州时，站在“尽忠报国”的古墙前拍的。许鹿希说，邓稼先一向不喜欢拍照，可这张照片却是他主动拉着同事去拍的。站在那古意盎然的四个字前的邓稼先，显得苍老甚至有些龙钟。他的青春与智慧，生命与年华都融入了这四个字——“尽忠报国”。

  中华民族的存在与发展，是与它的文化精神凝聚力密不可分的。它是靠着历代的人们对这个民族的挚爱和信念，自觉地付出与献身，来维持前行的。

  杨振宁比较过中美两国的“原子弹之父”：

  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人杰”具有强大的中华文化含量。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之所以能成功地领导各阶层许许多多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人才”与“人杰”之间，有很大差距。“人才”，有可与“市场”接轨的价值，有一技之长，或数技之能；而“人杰”须有顶天立地的人格、百折不回的气概、宠辱不惊的气质、洞察时代穿透历史的慧眼，更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铮铮铁骨。

  苦难的中国，是人杰辈出的国度。这不是用金钱可以换来的。

  邓稼先所代表的，是整整的一代人，那一代人不会想到要向国家索取什么条件，只要允许他们为这个民族完成伟大复兴的心愿，他们就会满足，而得其所哉。

  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非常时期，从事核试验，意味着没有任何科学研究的成果记载，从科学界中消失；意味着不能与家人团圆，不能与亲友联系；意味最彻底的奉献。

  金风送爽，蓝天是如此美丽澄明，看着蓝天下儿童们欢乐地嬉戏，人们是否能想起邓稼先他们那一代英杰的大爱？

  作为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中国人，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与那些伟大的献身者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选自《聆听——西南联大学人访谈》，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张曼菱，系作家、制片人，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文中资料来源：中华书局线上《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及杨振宁文章《邓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