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李晗

　　2020年9月20日，全国科普日活动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手模墙”在北京中国科技馆揭幕，袁隆平、屠呦呦等科学家手模亮相，向公众开放。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说起科学家精神，有人说它离我们很远，有人说它就在我们身边。

　　一个多月前，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哲敏院士逝世，很多年轻人在网上自发缅怀老先生。他们传颂老先生在爆炸力学领域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之余，更为他那“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的传奇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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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郑哲敏学成归来之际，他的导师钱学森叮嘱他：“回国后，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一定是尖端的，哪怕是测量管道水的流动也可以做。”此后数十载科研生涯，郑哲敏一直践行这一教诲。在他的努力下，我国还诞生了一门新的力学分支学科——爆炸力学。

　　但当国家授予他最高科技奖时，他却连连表示惶恐：“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尽到多少责任？所以总有点欠了什么完不成的感觉。”年轻网友说，郑先生就是那些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科学家代表，他们都有一个强国富民梦，总想为国家做些实事，这些老科学家身上折射出的，正是当下年轻人需要弘扬的——科学家精神。

　　搞科研就是为了国家强盛

　　2017年8月，我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正式启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名誉所长姚檀栋说，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开展的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一次科学大发现，那么时隔近半个世纪，第二次青藏科考则延伸至泛第三极地区，关乎30多亿人的生存发展。

　　据他回忆，第一次科考更多是靠“两条腿”、四个汽车轮子。而新时代的科考，整个科考手段、科考设备、科考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芝到拉萨400多公里，现在一趟就几个小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则要一个星期。”姚檀栋说。

　　他告诉记者，现在的青藏科考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两条腿”、四个轮子，科学家带着无人机，无人机带着传感器，可以高效率地测冰川地形、雪冰层厚度变化；无人船则可以巡游冰湖，测湖深、湖底地形……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用直升机把科考设备从冰川末端送到冰川顶部，姚檀栋曾亲眼见证这一幕，“当时我就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哪一天我可以在我们国家坐上直升机，到我们自己的冰川上去考察。”

　　现在，他的梦想实现了，姚檀栋到黄河源头冰川考察，直升机从4000米一下拉到6000多米，只用了几分钟，远远高于当年“脚底板科考”的速度。

　　“这是因为国家有实力了，技术进步了。”姚檀栋说。他告诉记者，科学家精神不只关乎科学家群体，也事关整个社会层面。

　　在他看来，科学研究需要坚持和忍耐，真正要解决某个科研难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甚至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这就需要有长期的坚持，耐得住寂寞。

　　姚檀栋说，现在搞科研的条件好了，这离不开国家的发展，面对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科研人员更要坐得住冷板凳，努力实现更多的科学梦想。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在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03所，有这样一批老一辈计量专家：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203所原副总工程师、总计量师叶德培就是其中一员。

　　翻开叶德培的履历表，时光仿佛在那已经泛黄的纸张上流淌：1938年，叶德培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长辈大都是教师，家人也给她起了一个硬朗的名字——叶德培。

　　叶德培经历过旧社会，从苦日子中走来：亲眼见到上海棚户区的老百姓住在低矮阴暗的弄堂中，日子过得很艰难；看见公共汽车背着大气包，行动缓慢地在街上行走。当时幼小的她心中就埋下了一个想法：要学习本领，改变国家命运。

　　一次任务中，整批产品被认定为不合格。叶德培和同事分析查找，查明问题的根源是衰减器的校准曲线有误。问题虽然解决了，却引起叶德培思索。她意识到，计量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产品的性能，一个人的看似不经意的一次失误，就会造成一批产品的报废。

　　从此，她爱上了计量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超导约瑟夫逊电压标准”是203所经过近10年攻关取得的重大成果，它让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一样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直流电压标准。

　　不过，这套先进的标准一度被闲置，经济效益偏低。叶德培四处奔走游说，争取到一个仲裁机会。面对20多位评委，她只带了3个人，摆开“舌战群儒”的架势。最终，国家相关部门拍板确定，这套基准成为国家副基准，并于1998年下文正式命名。

　　经过数年的努力，叶德培先后将国际《测量不确定度表示导则》译为中文，并写成教材进行推广。她本人也成为国内研究“测量不确定度”的知名专家。

　　现在，叶德培希望在自己的晚年，静下心来做些研究工作，为计量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叶德培说：“研究计量名词术语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计量名词关系到国际名词统一的问题，我们要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这件事我还要继续干下去。”

　　甘为人梯关心青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认为，老一辈的科学家爱国奉献、淡泊名利、刻苦攻关、敢为天下先、攀登科学高峰，这些优良的品质给当代科学家树立起很好的榜样。

　　“科学家精神能够鼓舞年轻一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甘为人梯。”袁亚湘说，华罗庚、陈景润是老一辈数学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事迹、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科学家。

　　今年是华罗庚111周年诞辰。他最初只有初中文凭，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之后又成为教员，从剑桥访问归来后直接被提升为教授。在袁亚湘看来，这些成绩的取得就是因为有更老一辈的科学家甘为人梯。

　　后来，华罗庚自己又甘当伯乐，把陈景润从厦门调到北京，为陈景润后来的成就打下重要基础。

　　“老一辈科学家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家，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这一代更应该在当今社会弘扬这种甘为人梯、扶助后学的精神。”袁亚湘说。

　　叶德培也很关心青年人的成长进步，甘做铺路石。她的学生告诉记者，叶老总是言传身教，根据每个同志的自身特点，安排适合他的工作，发挥其特长。每次研究新课题，从主题、论证到成果鉴定，叶德培都事无巨细，严格把关，提出修改意见，并帮助制定切实可行、经济合理的技术方案。在她的指导下，很多年轻人已经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

　　叶德培曾说，年轻人也要坐得住冷板凳，不为外界的喧哗所迷惑，要有定力，埋头苦干，做真正有价值的工作。

　　重大成果背后往往离不开集智攻关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在淀粉人工合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所所长马延和说：“这也意味着，我们所需要的淀粉，今后可以将二氧化碳作为原料，通过类似酿造啤酒的过程，在生产车间中制造出来。”

　　据他预计，如果未来该系统过程成本能够降低到可与农业种植相比的经济可行性，将可能会节约90%以上的耕地和淡水资源，避免农药、化肥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人类粮食安全水平，促进碳中和的生物经济发展。

　　这一重大原创突破，再次凸显出集智攻关的重要性。

　　“我们不同团队聚在一起，为一件事、一个目标、一个任务共同努力，协同攻关，才实现了这一原创性重大突破。”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副研究员、人工合成淀粉项目经理蔡韬说。

　　在他看来，除了科研团队多年的努力和坚持之外，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功不可没。

　　“我们集聚所内外创新资源，实现各方科研力量的有机融合和高效协同。研究所根据项目研究需求进行人才布局，组建了当初平均年龄30周岁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团队。”蔡韬说。

　　他告诉记者，自该项目立项以来，他和同事已试验了很多年，尝试了无数次，但其中有两年的时间，都以失败告终。

　　“最坏的结果就是失败，科研中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大不了从头再来。”蔡韬说。

　　马延和说，淀粉的车间制造，是科学家团队提出以生物技术推动“农业工业化”的一个标志。6年前项目开始设计时，谁也没有把握，他们也作好了长期奋斗的准备。

　　“我们成立了项目制的总体研究部，资源由研究所保障，不必申请竞争性经费，不计较一时胜败，团队成员的绩效薪酬一般高于同等水平科技人员。”马延和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反复强调，整个团队一直在弘扬科学家精神，培养家国情怀，逐渐凝聚了一批有家国情怀、勇于创新、甘于坐冷板凳的优秀青年科学家，他们宁心静气、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潜心攻关。有了这些人，才能产出这样的大成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中彰显时代特质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去年5月，党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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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科学救国”到“向科学进军”，再到“科学的春天”，一百余年来，中国几代科学家矢志报国、前赴后继、接续奋斗，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形成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不仅承载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品格。追寻中国科学家的科学家精神，理解这一精神的时代特质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是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百年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

　　科学救国

　　清末，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下，科学被当作富国强兵的利器引入中国，近代科学开启了曲折的中国化进程。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立，中国历史上首个现代的综合性民间科学团体由此问世，它标志着近代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初步形成。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任鸿隽，正是中国最早提出“科学精神”的人。在写于1916年的《科学精神论》一文中，他称科学精神为“科学发生之源泉”，认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更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先贤们提出，科学不仅是自强之本，更是反封建、反愚昧的武器，是唤醒人民的号角，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科学精神的提出、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这三者在中国几乎同时发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科学精神就是得到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同的规范和精神信念。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把公有性、独创性、普遍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称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在近代中国，“求真理”的首要目的是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以求从思想观念上改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挽救内忧外患的中国。因此，在那个“觉醒年代”，科学家精神与“科学救国”的理想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的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同的信念，首先是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的科学家精神在形成之初，就是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

　　以身许国

　　20世纪50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果断决定研制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两弹一星”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中国科学家们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1958年，邓稼先义无反顾地投身核武器研制事业。在接受研制核弹历史重任的那个夜晚，他对妻子许鹿希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了它死了也值得！从此，在公开场合，邓稼先的名字连同他的身影都销声匿迹。他还动员年轻大学生说，干我们这个工作，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做出的科学成果又不许发表论文。1961年，当祖国希望王淦昌放弃原有的研究方向去参与和领导原子弹研制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愿以身许国。”每每读到这两段史料时，我都会为邓稼先、王淦昌牺牲小我、无私奉献的精神而感动。然而，作为科学家，邓稼先、王淦昌所作出的牺牲意味着什么，一度并不被某些人所理解。从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而言，发表论文确实是科学家得到科学共同体承认的主要手段，换句话说，不能发表论文，还能获得国际同行广泛认可吗？还能成为科学家吗？科学研究还需要对一个领域的某些问题锲而不舍地长期钻研，转换研究方向意味着放弃前面若干年的努力，哪怕其研究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诺贝尔奖的量级和水准。对于邓稼先、王淦昌这些顶尖科学家而言，名利早就是身外之物，但为了大国重器而不惜放弃一般科学家发表论文、率性探索的天职，这可能才是中国科学家最为特殊也最难能可贵的牺牲精神，真正体现了“以身许国”。

　　创新强国

　　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数学家陈景润家喻户晓，“爱科学、学科学”一时蔚然成风，也拉开了“科学的春天”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论断鼓舞人心。2012年，党的十八大决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做出新论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中国的科学家正在续写新的历史篇章。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北斗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高铁、人工智能、移动支付、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金融科技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更深刻的变革在于科学文化，从强调“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差距”到重视“推进原始创新”，是科学家精神的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的。”在新时代，中国的科学家终于有条件回到“求真理”的本原，“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全身心地对未知的、不确定的科学问题进行不懈探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科学家的历史使命。创新精神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主旋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和担当。爱国精神、牺牲精神、创新精神，是中国科学家的科学家精神一以贯之的三大时代特质。在新时代，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能够弘扬科学家精神，不惧流俗、敢为人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顾超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博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