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陈华 通讯员 施院生

　　编者按

　　医学界将捐赠者的遗体称为“大体老师”。通过解剖大体老师，医学生们第一次划开了人体皮肤，第一次分离神经，第一次看到血管和骨骼的模样。

　　沉默的大体老师不仅为这些未来的医生们上了临床课，也上了一堂生命课，诠释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每一位“大体老师”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都有一个值得尊敬的家庭。

　　事实上，尽管遗体捐赠者逐渐增加，但相对于医学教学和科研来说依然有限，国内许多医学院是十几名医生用一具遗体，窘迫的院校只能老师解剖学生看，而理想状态则是4到6人一组，有的医学院甚至需要购买遗体标准或模型才能完成解剖课。

　　社会尊重每一位逝者及其家属的选择。不过，人生一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化为一缕青烟。在有限的生命结束之后，再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也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第37名、第38名！吴荣坤手中的遗体捐赠志愿者花名册里又多了两人。像往常一样，他一笔一划地在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等栏目里认真填好信息，3页纸的表格快填满了，他相信，这个表格还会继续延长。

　　吴荣坤是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邮电新村小区红十字爱心社的“社长”。从2001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里，小区里已有38名老人办理了遗体（器官）捐献的申请登记手续，其中4人已经实现了遗体捐献承诺。

　　安徽省红十字会安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副站长付杰从事遗体捐献工作30多年，据他介绍，对于一个常驻人口约2100人的小区来说，这样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吴荣坤心里则十分清楚，这个结果看起来在情理之中，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外公外婆和爸爸都是好样的”

　　2002年，原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吴朗去世。他在实现遗体捐献承诺的同时，也成为邮电新村小区里的第一个遗体捐献者。

　　去世前一年，病房里的吴朗决定捐献遗体，家人都很尊重，“我们一家都是党员，没人反对。”在吴朗的老伴马毅兴看来，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都应该算清楚的“明白账”，“火化了不也是消失不见了？捐出来还有点用处”。

　　吴朗的遗体捐献，现场没有隆重的追悼会，只有病房里简短的告别仪式。马毅兴说：“就像滴进生活里的一滴水，一丝涟漪也没留下。”因为，当年遗体捐献太过“前卫”，大家心照不宣地没有张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场“集体遗体捐献”的开始。

　　2006年，马毅兴签字申报了遗体捐献。“光荣嘛。”每当有人问她为什么，她都这样回答。受吴朗夫妇的影响，远在北京工作的女婿，也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外孙女经常说：“外公外婆和爸爸都是好样的！”

　　吴荣坤是和马毅兴在同一天登记捐献的。吴朗去世后，马毅兴找到邻居吴荣坤提及，吴荣坤也有捐献的念头，便一起前往安医大接受站打听情况。“我们都受吴朗的影响，我向他学习。”吴荣坤说，工作时的吴朗是他的领导，但没有架子，有苦累的活儿往往带头上。

　　2013年，邮电新村小区红十字爱心社正式成立后，吴荣坤担任小区遗体捐献联系人，被老人们尊称为“社长”。吴荣坤的老伴汪桂兰退休前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明白遗体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不仅自己申请捐献，还发动很多同学加入进来。在他们的印象中，2012年以后，小区里捐献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而遗体捐献也逐渐被更多人谈论。

　　“正视生死，没什么可怕的”

　　陈清秀和老伴朱秀芳，在2009年签字申请捐献。2013年陈清秀去世，实现捐献承诺，但这却为老伴招来一些闲言碎语。

　　小区里有人议论朱秀芳“太狠心”，怎么舍得捐献老伴遗体，她假装没听到。她曾一步不离地在医院陪伴老伴一年多，当时老伴几乎没有意识无法进食。医生劝朱秀芳放弃，但她坚持给老伴注射流食，吸痰，两小时翻身，伺候排泄，一直到最后。虽然两个女儿也经常过来，但她既心疼老伴也心疼女儿。“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有一堆事”。

　　陈清秀晚年患上老年痴呆。两个女儿一再劝说不要捐献遗体，甚至让步说同意捐献眼角膜。“我没同意，研究老年痴呆患者大脑出了什么问题，只捐眼角膜没法研究大脑啊。”朱秀芳也理解女儿们，“谁会看着父母捐献而无动于衷呢？”最终，女儿们同意了。

　　登记捐献的老人们，大都有和朱秀芳类似经历。邻居的议论、亲人的反对，一度让他们只敢私下讨论。

　　吴荣坤见证了遗体捐献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变化的过程，“有人不想捐，也有人想捐不知道怎么捐”。为了便于让人知晓这件事，他设计了宣传单，张贴在宣传栏里。

　　今年81岁的张润芳年轻时就患有心脏病，44岁安了心脏起搏器。她是捐献的坚定支持者，“如果对我的身体进行研究，让心脏病患者少受罪，那就算我做了贡献。”67岁的叶伟真考虑除了捐献遗体，还要捐眼角膜。“小孙女哭着问我，为什么奶奶要把眼睛给别人。我哄孙女，奶奶去世后才捐，你看奶奶眼睛这么亮，能救好多人。”

　　今年92岁的周凤翼是邮电新村小区爱心社成员里年龄最大的，他说：“如果能正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

　　从1个到11个：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了

　　安医大接受站于2002年12月25日成立，在那之前，付杰一直在从事遗体捐赠相关工作。他见证了遗体捐献“从无人问津到每年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增长的变化”。

　　“类似邮电新村小区这样的红十字爱心社在安徽已经有了11个。邮电新村小区是第7家，也是捐献人数最多的一个小区。”付杰说，关键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了。”有的人捐献是为了“给国家省土地”“给医疗事业做贡献”，有的人是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还有的老人填表后如释重负，感觉“身后事”安排好了，心情轻松很多。

　　如今，安徽全省每年遗体捐献在100例左右，安医大接受站实现接受捐献约在60例。2012年以后，青年人捐献的比例在上升。合肥市大蜀山文化陵园内有一块专门为全省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者设立的纪念碑林。纪念碑林里有一个塑像，红色大理石中镂空出男人和女人的身形，从塑像镂空处看过去，透明人形后边就是填满捐献者名字的石碑。石碑展开几页，上面的姓名密密麻麻，排列整齐。

　　安徽医科大学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去这里祭奠。在每年的开学典礼上，学校都会特别强调，师生在解剖课上要向大体老师三鞠躬。“现在流程要完善得多，相关手续要求也更规范。”付杰说，“随着思想观念改变，我相信未来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