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资料图）

　　李荣融为自己寻找国企出路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但中国国企改革仍然只是一个逗号

　　本刊特约记者 程明霞 | 文

　　打造一支立足于全球市场的强大的“中国企业国家队”——这究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还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吗？这是国资委成立的使命和职责吗？

　　刚刚卸下首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主任一职的李荣融，将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

　　从2003年3月国资委筹备伊始至今，李荣融在很多从事国资报道的记者面前呈现的是一个真实、丰富、完整的人，但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形容，则是“坚定”。坚定不是李荣融性格的全部，却决定了他的工作成就和国资委的功过。过去七年，作为国资委主任——中国国企改革的“总工程师”，他在信仰、立场、目标和行为方式上的无比坚定，让中国国企改革经历20多年曲折征程，最终到达目前的状态和方向。

　　国资委成立之初，即有未来职责是“管”还是“卖”的争论。但李荣融内心对此从未游移——他是“国企可以管好”的坚定的信仰者。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前(1944年)出生的一辈人，李荣融心里装着一个大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所谓“企业强则国强”，是他认为实现这一梦想的信仰和路径。他认为中国能否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最直接的指标就是：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有多少来自中国。

　　正是怀着这一想法，七年来，李荣融以“教父”般的姿态，力图通过各种制度建设和奖惩约束，将国资委之下近200家中央企业，最终打造成一支由80家到100家企业组成的精锐而强大的“国家队”，与那些“巨无霸”的跨国公司对抗。

　　至卸任之时，李荣融的这个目标远未实现——仅从央企数量上来说，还在100家以上，但他至少已给继任者打下了相当不错的基础：国资委成立七年多来，随着央企数目减少，央企资产总额从3万多亿元增加到20多万亿元；而且在中国经济各个产业链条中，国有企业牢牢把控着那些最重要的上游领域。

　　慈父铁腕

　　出生于江苏的李荣融，身材不高，吴侬软语，举止文雅而温和。仅从外表来看，他更像慈父，而非铁腕人物。

　　李荣融确实有慈父一面。他曾亲自敦促国资委食堂改善饭菜的营养结构，因为他发现国资委官员们的体检报告显示很多人的健康状况不理想，“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所以你们要吃好，休息好，咱们才能把工作做好”。在一次年终央企负责人会议上，他还关切地提醒在座几百位央企大佬们，“你们做企业，更辛苦，生活没有规律，更要注意身体，少饮酒”。

　　有一年年末，李荣融还通过国资委新闻处特别表达了对记者的新年问候。几位长期报道国资委新闻的记者，有幸每人获赠了一张CD，里面既有《敖包相会》等经典民族歌曲，也有邓丽君的甜腻情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国资委一位官员说，这些曲目都是李荣融亲自挑选的。

　　但在柔情细腻的一面之外，李荣融同时又是非常强硬、坚决甚至固执的。成立七年多来，国资委饱受公共舆论的指责，同时承受着企业层面的不理解、不合作，面对这些，李荣融都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和钢铁般的意志力。

　　早在2003年7月，国资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央企负责人大会上，李荣融就宣布了自己的很多想法和工作计划，比如：让央企收缩链条，将公司层次减少到三层之内，因为那些鞭长莫及的孙企业，往往是国资流失的通道；让央企集中主业，退出那些没有竞争力的领域，每家央企只专注于两三个领域；面向全球为央企公开招聘高管；与央企老总签订业绩考核合同，并每年向全社会公布考核结果；在全部央企建立起完整规范的董事会。

　　李荣融的这些工作计划和安排，在当时无一不遭到巨大的批评和怀疑：科学吗？可行吗？有用吗？伸手太长！对企业管得太多太细！

　　这些批评和质疑都不无道理，在这些工作计划的具体执行中，莫不花费了国资委巨大的精力、脑力甚至财力。据说，全球招聘高管，以及设计对央企负责人的考核方案，都花费颇巨。仅在各大媒体买下整版版面刊登央企高管的招聘启事，支出就达百万元。

　　但是，无论外界有多少质疑，无论企业有多大抗拒，李荣融都毫无疑虑、毫不退缩地一一兑现了他在国资委成立之初的想法和安排。虽然大多数工作的进度和效果，最后也打了折扣。

　　比如，李荣融要求央企集中主业在三四个领域，从其他不相关领域完全退出。但事实上，因为近几年来地产业火爆，大多数央企不但没有从无关主业的房地产领域退出，反而越做越大。对此，李荣融后来似乎也有心无力。他只能多次在央企负责人会上强调，不要涉足高风险、高投机的房市和股市。

　　董事会遗憾

　　李荣融计划中最为关键、也最为他看重的一项工作，更是困难重重，大大落后于他最初的计划，这就是在央企建立规范、完整的董事会制度。

　　李荣融原来承诺，2010年将在全部央企建立起规范而完整的董事会架构。2010年现已过半，他也已卸任，建立起董事会的央企不过30多家，大部分央企仍按照“一言堂”的经理制在运行。

　　央企数目众多，国资委管是管不过来的，所以一个规范、有效的董事会制度，以及能代表国资委意志的外部董事，原本可较好地解决国资委与央企之间的关系——国资委不必亲力亲为、紧盯着每家企业，企业可以避免“一把手”控制，实现集体决策的制衡和监督制度。

　　据说，李荣融私下也有抱怨，好的CEO难找，好的董事长、外部董事更难找，“有很多董事，一点也不懂事，他来找我帮企业说话，帮企业通融，他不明白我让他去企业，是去监督管理层的，他应该站在我国资委这边，而不是企业那边。”

　　如果说让央企集中主业等等工作的成败，还算无足轻重的话，那么董事会制度在央企中推行的挫败，则事关重大。在国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存在的最大痼疾，莫过于内部人控制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国有资产流失、浪费和贪污腐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董事会制度为核心，原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疗这个痼疾，让国企内部人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和监督。

　　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已证明，通常国有企业的改革都会经历三个阶段，即商业化、公司化、私有化。商业化，是指剥离国企的政策性色彩，赋予其追求商业效益的角色；公司化，是指建立起以董事会为特征的企业内部监督制度；私有化是指最终国有产权的变更。

　　中国之前20多年的国企改革，基本上已实现了第一阶段，商业化变革，大部分国有企业都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李荣融一再强调的目标——到2010年，要在全部央企都建立起规范董事会，曾让人以为在他任期内能够实现中国国企改革的第二阶段，即公司化变革。

　　如今看来，这个计划已成泡影。央企董事会建设的挫折和停滞，意味着中国国企改革深陷第二阶段难以前进。

　　这大概是李荣融卸任时最大的遗憾之一。他曾说过，董事会成功与否，其实关系着国资委这个机构的生死存亡。因为，如果私有化不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终极目标，国有资产在中国将长期、大量存在的话，那么董事会制度能否建立起来并运作好，几乎就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如今，李荣融将这个核心问题留给了继任者。

　　坚定的实干家

　　作为本届政府中任职时间最长的部级高官，李荣融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实干家。他深谙官场潜规则，秉承“多做事，少说话”的原则处事。但他身上没有官场弥漫的虚浮与骄横之气，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和责任感，他也仍然保持着诚实、真诚的一面：坦率，从不回避问题，敢于担当。

　　这种既适应官场规则，又保持真性情的特质，从他面对媒体的态度可见一斑。当体制外的媒体问他尖锐、复杂甚至指责性的问题，他不急不怒，反而会非常认真、坦诚、苦口婆心地向记者解释他的想法和态度。当体制内媒体记者问他国资委明年的工作重点有哪些时，他会换成一副念文件的口吻说，国资委明年将围绕和贯彻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以下几件事……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主持人将提问机会都给他熟悉的记者时，李荣融指着前排的一位记者说，让她问个问题吧，她都举手举了很久了。

　　李荣融敏于行，但并不讷于言。他勤于思考，对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问题，都有过思考和答案；对所有国资委和央企遭遇的指责，都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比如垄断问题、比如国进民退、比如央企走出去等；同时，他对中国经济更宏观层面的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独特的解释与结论，比如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对股市飙升、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教训等。每年的央企工作会上，李荣融的脱稿发言常常语惊四座，既不人云亦云，也不照搬中央政府口径。也每每在会后，国资委负责新闻宣传的官员一一密嘱记者不要发表。

　　作为如此庞大的资产的掌管者、如此复杂艰巨的改革工程的执行者，李荣融的作为可以称得上很出色。温家宝曾将国资委的职责描述为充满了探索性和挑战性，李荣融则说，“探索性和挑战性，其实意味着风险性。”

　　李荣融的偶像是普京。他曾在一次央企负责人会议上，细致地讲述和分析了俄罗斯私有化失败后的局面，以及普京的风格和特点。李荣融因此坚信，中国不能走俄罗斯的那条道路，“因为你不能指望中国也有一个普京那样的强人来收拾局面。”

　　李荣融的榜样则是朱镕基。在卸任发布会上，他动情地回忆起近20年前的情形，“我是1992年6月1日到北京工作，进的第一个国家机关是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当时朱镕基副总理兼生产办公室主任，他赤胆忠心，浩然正气，坚定的勇气和严谨的工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是我学习的榜样。”

　　朱镕基对李荣融的影响，可能不止于行事风格，也在于对国企问题本质上的理解。朱镕基始终认为，国有企业是可以做好的，国有体制本身不是问题，私有制并不是国企问题的根本解药。李荣融也非常坚定地抱持这样的观念：“企业能不能搞好与所有制没有关系”，“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

　　正因如此，在国资委和央企饱受批评的时候，李荣融其实很愿意跟公众解释和沟通，他非常希望达成与外界的彼此理解：为了证明国资委和央企的薪酬制度并不离谱，他甚至公开自己的收入，“我一个部长，每月也就不到1万块钱，底下的处长都是3000多块。”结果，这却招致网友潮水般的谩骂。甚至在央企海外并购屡屡受挫的时候，他说，他很想亲自去美国国会，跟议员们解释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怎么回事。

　　这些都是李荣融坦诚、无所顾忌，甚至看起来有些天真的一面。他以为外界对国有企业的指责，只是因为不了解或者误解造成的。他并不明白，双方完全在两个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中对话：一方认为国有企业是可以做好的，国有体制本身不是问题；另一方认为，在一个错误的体制下，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劳，甚至浪费。

　　外界可能不知道的是，李荣融同时也承受着从上而来的巨大压力，他曾经郁闷地透露，“社会上说我改革的力度不够，步子太慢，但是人大的一些老常委们，批评我管得不够严，让国有资产流失很严重。”

　　李荣融就是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中走过这七年的。他有能力、有魄力，而且卖力地去做每一件他认为对的事。他承受了压力、阻力，他或者有遗憾，但应该没有愧疚和后悔。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里说，她在政治生涯中经常遇到一些人，因为自己的信仰发生了动摇而痛苦不堪，而她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从未有过这种痛苦。

　　李荣融显然也从未遭遇过信仰危机的痛苦。在8月24日的卸任发布会上，他对自己一生的工作、七年国资委主任的经历，并没有从功过得失去评价，而是以一个“忠”来总结：“(我)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自己。为党，为国家，为自己，无怨无悔。”

　　这句话也是他信仰、立场之“坚定”的最后一个注脚。

　　李荣融为自己寻找国企出路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但是，中国国企改革走到这一步，仍然只是一个逗号。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权力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在中国经济链条上各个环节的渗透和侵蚀，仍然是决定中国经济体的发展和转型的一股强大力量。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