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场会议旧址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图为会议对张国焘错误作出的决定。

文/李泉　娄思佳　杨茹

开篇语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征途”。“解码”是其中的第一组报道，而您眼前这一版文章，是为“解码”的开篇之作。

长征故事讲了数十年，仿佛大家对它已很是熟稔。但若真的追问起来，那历史深处的隐秘细节，那细节背后的春秋大义，我们真的都已了然于胸了吗？

现在，让我们重拾赤子之好奇，追随先辈的步履，重新踏上长征之旅，亲手打开一个个问号。

长征中的各种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做出重大决策的需要，也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长征中之所以召开了那么多重要会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体现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而是集体领导。通过党的会议做出重大决策，是党实现集体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

湘江战役后，为克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擅权妄为，猴场会议就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后，党逐渐恢复了被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中央还就这一问题给中央分局和红2、红6军团发电，要求他们建立军事集体领导，重要的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军委分会讨论。中央红军各部队也逐步在团以上单位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思广益、民主集中、会议决定，克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不正常现象，实现集体领导决策的常态化，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和时效性。

制定战略决策，指导长征走向胜利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在党内，先是教条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又有张国焘拥兵自重、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华北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面对，都需要回答。危难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战略决策和部署。

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通过中央负责人召开的通道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遵义会议及其以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会理会议等，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后来又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

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党中央还明确把这个决定控制在中央委员的范围内，从而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给张国焘的转圜留了余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凝聚意志力量，实现党的战略目标

长征中，形势错综复杂，任务艰巨繁重，环境严酷恶劣。党和红军召开的各种会议，对于实现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

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2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各分队在白砂驻地，传达张闻天的报告精神。毛泽东于2月18日和20日，先后出席红1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和红3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继参加红5军团、红9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这些举措，有力地统一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消除了长征以来广大指战员当中存在的疑虑和不满，从而使全军上下思想统一、人心振奋。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瓦窑堡会议精神，强调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要求“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央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

“长征”的说法从何而来

文/王建强 李悦 蔡琳琳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出现、怎样出现的，却鲜为人知。

“长征”和“万里长征”等概念指的是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西、甘肃一带的大规模战略转移。但这些概念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演进而逐步提出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后至遵义会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命令和会议决议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长途行军”“反攻”“西进”“突围战役”“突围行动”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时，提到了“长征”，这是目前所知党的文献中最早出现“长征”的概念。不过，王明所说的“长征”，并不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是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

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见的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的最早文献。

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征”的概念。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也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

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线的不断延伸，“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将红军长征的里程增加至“二万余里”。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讲话中指出：“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可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是在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结束时提出的，是专指红一方面军的。

此后，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概念逐渐被固定下来，并广泛使用。

“二万五千里”是怎样算出来的

文/王建强 蔡琳琳 李悦

一提起长征，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二万五千里”，它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中。那么，“二万五千里”到底是怎样算出来的？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里程不是在地图上测量出来的，更不是凭空编造的数据，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当天，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在日记里写道，毛泽东对他讲，红军长征“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此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

从萧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个数字是“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得出的。但是，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当时的大部分汇总材料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现在所能查到的关于红军长征行程的记录，主要来自中央红军红1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及亲历长征的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等人的长征日记。尽管这些材料是片段的，统计也不完全，但根据红1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就可以确定：红1军团直属队至少走了1.8万里。

此外，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有几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一是长征途中，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二是红军在行军作战中，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等，这些都需要走路。三是在长征中，特别是长征初期，红军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的事经常发生。诸多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红军长征的行程。

长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个“最多的”又是指哪些部队呢？目前现存史料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但经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走的最多的应是担负侦察、作战、掩护、迂回、穿插等任务最多的基层作战部队。这些基层作战部队的行程，要多于领率机关和直属队，这也符合部队行军作战的常理。鉴于此，《红军第一军团在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中特别注明：“此表系依军团直属队为准的，如各师另有行军作战等，均不在内，但各师行军作战等时间，均比军团直属队为多”。

红军的长征是在紧张的作战环境中进行的，但走什么样的具体路线，因当面敌情和任务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即使相同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各部队的途经地点也是千差万别。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重走长征路的人，在大的行军路线上或许能与当年红军基本一致，但却难以到达红军各部队经过的每一个具体地点。而且，80年来，道路也已发生诸多变化，已不可能再完全走同一条路。因此，重走长征路的人，用自己所走的里程来计算、验证“二万五千里”，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

本版文章摘自新华社“历史解码”栏目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为什么长征中 有这么多重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