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希

图为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十号飞船交会对接模拟图。

图为神舟五号飞船模拟图。

图为神舟七号任务时，翟志刚手舞国旗的出舱画面。

图为杨利伟出征神舟五号飞行任务。

图为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开舱现场。

图为载人航天发展战略研究成果鉴定会现场。

图为执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长征二号F火箭。

□本报记者 黄希

4月29日，长征五号B火箭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将我国目前为止最重的航天器——天和核心舱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重达22.5吨的空间站核心舱将在太空中静待其他“小伙伴”——货运飞船、载人飞船、实验舱的陆续来访，我国空间站在轨建造大幕由此拉开。

从“神舟”到“天宫”，再到“天和”；从长征二号F火箭到长征七号火箭，再到长五B火箭；从大漠深处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到椰林婆娑的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伴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稳步推进，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抓总研制的中国空间站从立项到实施，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20 世纪 70年代：从“东方红一号”眺望“空间站”

20世纪70年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顺利送入太空。此刻，虽然笼罩在“文革”的阴霾下，但是中国航天带给国人的振奋，犹如闪亮的星火，让人欣喜和憧憬。

虽然不是科技发展的春天，但是很多高瞻远瞩的老一辈航天科学家，却已经通过“东方红一号”的光芒去眺望“下一座山峰”了。

送卫星上天，不够！送人上太空，才是我们的目标！据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回忆，此刻，很多航天科学家内心充满了无限热情，已经开始酝酿中国空间站的宏图大略了。

环顾全球，此时的美苏正在掀起热火朝天的军备竞赛。继“登月”之后，美苏把目光投向了空间站。1971年，人类历史上首个空间站“礼炮一号”发射，并与联盟十一号飞船对接成功。登上礼炮一号的苏联航天员在空间站内逗留了23天。不过由于缺乏相关经验，礼炮号在返回地球的途中出现阀门故障，造成座舱失压，3位航天员全部窒息死亡。此后，苏联又陆续向太空发射了5个科研空间站和3个军事侦察站。礼炮计划打破了当时多个航天纪录，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在得知苏联人的礼炮号空间站任务成功的消息后，美国人不甘示弱，在1973年发射了天空实验室空间站，而且还派出登月用的阿波罗号飞船与之对接。据悉，天空实验室空间站的内部空间超过300立方米，共计有9人在其中工作过171天，遥遥领先苏联礼炮号空间站。美国航天员在天空实验室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太空科学实验。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在太空中不用穿笨重的太空服，只要穿着短袖就可以作业。不过出于安全考虑，在短短一年以后的1974年，天空实验室就停止使用了，最终在1979年坠落。

尽管没有解决“为什么要送人上太空”的终极命题，但是美苏的“先行一步”，给当时的中国航天科学家带来极大的震动。据戚发轫回忆，当时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家实际上就在积极酝酿载人航天工程，“但是因为空间站建设费用不菲，当时国家财力有限，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1975年，周总理作出了英明决策，‘我们不搞载人航天比赛，我们先把地球的事情办好’。”在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针下，中国航天的“331工程”很快立项，中国从此开始发展通信卫星工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暂时被搁置。

1986年：“载人航天”被写入“863”计划

20世纪80年代，国家建设重新步入正轨。发展高新技术，再次进入了高层的关注视野。

在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对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即“863”计划，该计划把发展载人航天技术列入其中。经过多位航天科学家的积极论证，最终决定以载人飞船开始起步，发展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

据戚发轫回忆，在论证“为什么搞飞船”这个命题时，很多专家都提到了“从飞船起步，最终目标是建设空间站，利用太空资源”的构想。

时间很快到了1992年。经过充分论证，大家达成了一致。当年的9月21日，中央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确定了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明确提出：先搞载人飞船。其中，“三步走”中的“第三步”明确：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虽然空间站在1992年没有被立项，但是人上天，目的不是为了回来，而是为了利用空间资源。对空间站这个愿景目标大家是有期待的。”戚发轫回忆道。

戚发轫说，我们发展航天，最终目的是进行科学研究，而不是做“表面工程”，当我国考虑上马载人飞船的那一刻，中国空间站就不再是梦想了。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国力日渐增强，中国发展载人航天工程有了更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载人航天工程全力推进，每一次任务都受到国人的高度关注。

1999年至2002年，我国神舟飞船成功进行了4次无人飞行试验；

2003年，搭载航天员杨利伟的神舟五号飞船成功完成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2005年，神舟六号飞船成功实现了“多人多天”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飞行5天后安全返回，这标志着我国突破和掌握了载人天地往返基本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自主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那几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如火如荼，成为了一张闪亮的“国家名片”。

2005年2月，中央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第一阶段任务。同年12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将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列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08年：设计师先期进行立项论证

2008年，神舟七号任务成功实施之后。五院总体部载人航天总体室的侯永青被告知，从现在开始，她的工作重心将被转移到另外一个重心——负责中国空间站的立项论证工作。

此刻，神舟飞船、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依然是热门。在“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天宫一号、二号、三号”都在紧锣密鼓研制时，中国空间站的蓝图就要开始描绘了，这让侯永青隐隐有些兴奋。

很快，随着天宫一号任务顺利实施，杨宏、王翔、徐小平等一批有着丰富载人航天工程经验的骨干加入其中。他们要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未来，标定下一个“高地”。

“大家聚集在一起，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为啥建’和‘如何建’的问题。”据侯永青回忆，当时这一批空间站设计师是几个40岁左右的设计师带领一帮刚毕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大家分头查文献、找资料，围绕“建站”这个核心问题去考虑火箭、货运飞船、载人飞船的需求，分析比对国际空间站和和平号空间站，结合我国的实际，构建最适合中国空间站的建造方案。

经过两年的查阅资料、分析和多方案的比较，大家很快发现这个活“不好干”。

首先，构想中的“三舱”结合起来超过66吨，虽然和国际空间站体量有差距，但和之前发过的最重单舱8吨左右的“天宫一号”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巨无霸”。

其次，空间站的多舱组装、有人长期驻留和长寿命等特点需要采用很多新技术，需要多个飞行器经过多次交会对接才能实现。而这些新技术都需要经过飞行验证才能确保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行。空间站的关键技术验证、组装建造需要多种飞行器完成10次左右的发射和交会对接，每个飞行器的每一次飞行都必须做到精准无误，任何一个小的差错都有可能造成“满盘皆输”。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人”的因素，每一个舱段、每一艘船都要考虑载人环境的特殊性，在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外，还要考虑空间站的科学实验问题。

侯永青说，之前有媒体把“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的交会对接，比喻成是在太空中穿针引线。10年后，中国空间站航天员长期在轨工作生活。货运飞船为空间站运送物资，载人飞船运送航天员站地往返，让交会对接已经成为常态。这就是中国航天科技不断进步最有力的例证。

“在今后的太空生活中，航天员有专用的卫生间，每个人都将有独立安静的睡眠区，并利用地面的无线网络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使得航天员在站上不仅可以智能控制各种生活设施，还可以刷剧、聊天、健身，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太空生活的品质更好。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最初的设计中充分考虑到。”侯永青说，“空间站的价值就是‘建造即应用’，支持未来人类走得更远。”

2010年9月：中国空间站获批立项

2010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加速推进。时值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神舟八号飞船进入出厂倒计时阶段，它们即将执行我国首次交会对接任务。

2010年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载人空间站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我国空间站工程的战略目标，即建成和运营近地空间站，使我国成为独立掌握近地空间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具备长期开展近地空间有人参与科学技术实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能力的国家。

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再次迎来新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历史竟是如此巧合。18年前，同样也是9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获准立项。秋天，注定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图为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十号飞船交会对接模拟图。

图为神舟五号飞船模拟图。

图为神舟七号任务时，翟志刚手舞国旗的出舱画面。

图为杨利伟出征神舟五号飞行任务。

图为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开舱现场。

图为载人航天发展战略研究成果鉴定会现场。

图为执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长征二号F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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