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孟维瞻】

因《邓小平时代》一书而被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于12月20日病故。

近年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作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坚持频繁发声，受到中美两国有识之士的尊敬。他的离去，也被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日后恐怕再难有人这么真诚地对待中国和美国了。

辉煌的学术成就

傅高义教授早年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后来在费正清教授的引导下肩负起了研究中国的重任。最初他对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展开田野调查。1960年代，他在香港对中国内地进行间接观察，并且对“逃港”的内地人进行系统的访谈，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一书。这本书对新中国成立后20年间的广州社会变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以反对西方价值观偏见为原则。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有机会亲身来到广东，研究了广东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巨大变革，在1989年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他可能是第一个由广东省政府邀请的西方学者，在广东考察了八个月，也去了海南等地，重点观察企业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1997年，他主编的《与中国共处》（Living with China）一书出版。虽然当时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秩序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并未形成一致的政策主张。直到今天，这本书很多观点似乎依然站得住脚。

1993年到1995年，他学而优则仕，短暂地赴华盛顿从政。2000年退休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他以邓小平个人为切入点，耗费了十年心血，采访无数人，书写了这位改革家的一生贡献。

2011年，《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子女在内的很多人，旁征博引，讲述事实。这本书也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些学术同行和美国的自由派认为他对中国的态度过于温和，他们继续坚持戴着“民主”与“人权”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政治领导人。

在香港问题上，傅高义教授的态度非常明确。即使到了2019年，他依然坚持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非常成功，中国政府并没有主动违反“一国两制”原则。甚至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我是北京，我不会容忍！”

2020年10月，傅高义接受台湾媒体采访，他给了蔡英文五个字：“要非常小心！”他特别提醒蔡英文，不要只听信美国单方面的声音，也要听一听大陆释放的信号，仔细解读其中的意涵。

今年7月，他曾经发出警告，“很不幸，中美两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尽管没人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而且这将导致所有人的失败。”“今天，如果南海发生一场很小的摩擦，就可能会很快升级。如果不能对此有所控制，就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每个国家都会成为输家。”“我们必须避免军事冲突，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彼此。”

坚持原则的孤独者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的中国政策圈子出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迷茫感。一方面，中国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崛起关乎美国利益，美国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研究中国。另一方面，近些年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备受挫折，他们套用基于西方价值观的理论框架，但是却无法解释中国，也没有准确地预测中国。这种挫折感使得不少人士纷纷退圈，放弃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改变研究领域。另据《经济学人》一篇文章统计，这两年，对中国语言文化感兴趣的美国在读学生的数量，已经下降了20%。

可以这样说，在美国的中国政策圈子中，长期以来一直是两种错误的观点在彼此进行争论，他们一直主导学术界和政策界，其他声音居于边缘地位。一派是温和派和友好派，但他们的“友好”是建立在美国有能力改造中国政治制度的假定之上。这些人一直假定中国会从经济改革过度到政治改革，缓慢走向多党制，拥抱美国的价值观，遵守美国制定的国际规则，并且坚信这是中国保证自身繁荣的唯一出路。因此他们主张对中国采取温和的“接触”政策。

另一派则是强硬派。他们将中国描述为异质的“邪恶”文明，并且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虚弱的基础之上，一旦脱离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就会立即崩溃。他们百般唱衰中国，总能找到借口污蔑中国的成就。他们主张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围堵中国，以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但讽刺的是，上述两种观点都被证明与事实不符。中国既没有全盘西化或被美国同化，也没有在贸易战和极限施压的打击下陷入困境。相反，中国正在走一条与西方道路截然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展现出了生机勃勃的面貌，经受住贸易战、新冠疫情这样的巨大考验。中国的辉煌成就让美国的专家们感到震惊，不难想象上述两种错误观点会呈现合流趋势，形成所谓的“反华共识”，但这两派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阻碍中国崛起的办法。

相比之下，美国有两类学者技高一筹。一类就是以傅高义为代表的敢于打破美国价值观偏见的知华派学者，另一类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追求的现实主义战略家。后者主张放弃价值观偏见，放弃自由主义战略，以维护美国霸权为首要任务。但他们也强调审慎原则，认为美国应该尊重中国的合理利益诉求，谋求竞争优势。遗憾的是，两类学者在美国都是被主流所边缘化的，美国政府不愿意听一听他们的忠言，他们也很难从政府和私人那里拿到研究经费。

中国独特的崛起道路，让美国学者失语。图为中美GDP对比，图片来源：桥水基金会

敢于讲出矛盾的本质

美国主流学者的学脉传承与相互引用，使得学术讨论总是沿着某种既定的思维定势进行，研究成果只有符合这样的思维定势才有可能被发表。这就导致虽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但是它们却是偏离事实的，最终到了今天遭遇到了整体性的挫折。

美国的一位年逾90岁的中国法研究专家，看到今天的事实非常痛苦，他不敢相信事实的发展几乎颠覆了自己一辈子坚持的学术主张，甚至还在自我安慰说假话。还有一位年近80的政治学泰斗一直在抱怨为什么自己多年前的预测总是无法兑现，但却无法自圆其说。西方汉学如果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中，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人感到沮丧。

美国对中国的价值观偏见，阻止了知识分子公开公正地表达事实，最终损害的是美国自身的利益。也许，在美国学术圈中，内心认同傅高义的学者并非少见，但是受制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反华气氛的高涨，这些人不敢表达真实观点。这些人或者宁愿做沉默者，以避免让自己遭到同行的攻击；或者试图以一种模糊抽象的学术语言对事实进行去价值化的表达，他们拒绝谈论问题的本质。傅高义教授没有选择明哲保身，他不仅懂中国，而且愿意公开疾呼，这才是他的品质所在。他的离去，是中美两国学术圈的巨大损失。

傅高义教授看懂了中美矛盾的实质，就在于美国拒绝尊重中国的政治传统、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傅高义用一种中美都能接受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美国有很多自由派人士自诩对中国非常友好，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他们就是不敢讲出这句话。他们抱怨中国变得陌生，但是拒绝从实践角度思考问题。而保守派智库的专家们则热衷于寻找中国的弱点，他们善于煽动仇华情绪，但至今没有给出可操作的方案。

中美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有巨大差异，我们不能指望一位美国学者完全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傅高义已经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呼吁双方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和解决彼此的分歧。

不过，我们也遗憾地看到，虽然傅高义一生对中国的态度是连贯的，但是今天只有他这样的德高望重的学者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如果真相只能寄托于知识分子的威望积累，那么未来还有多少人能承受得起压力来延续表达真相的情怀？

傅高义这一代学者逐渐离去，中美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结语

傅高义教授一生到访过中国无数次，走遍了中国的很多知名学府，不惧某些人的攻击而是坚持说公道话。他习惯于用中文来做讲座和回答问题，总是带着一脸慈祥的微笑，每次会场都会挤满老师和学生。

傅高义去世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给予他相当高的评价和肯定。驻美大使崔天凯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外交部称“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推文，称“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位很好的朋友。”我相信，虽然现在他是孤独者，但他是真正的良心学者，历史会站在他的一边。

永远怀念傅高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