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实施20周年报告会发言摘要

　　一份无悔的青春记忆

　　华中师范大学首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曾艳

　　20年前，我在获得推免研究生资格后，毅然选择到距离求学地武汉1500多公里之外的青海省民和县支教。一年的支教生活虽然有些苦，有些累，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1998年10月，学校团委召集已经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开会，动员我们积极报名参加首届研究生支教团。当时，我就心动了，教务处的贺老师还关切地问，“去青海，那么远，父母同意了吗？”我一愣，才想起，还没有跟爸爸妈妈说呢，但我赶紧说“同意了同意了”，生怕贺老师不接收我的报名表。

　　1999年8月25日，我们101位首届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在人民大会堂握拳宣誓，誓词的第一句是：“我志愿投身祖国的扶贫开发事业，不畏艰险，开拓进取……”虽然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又要出发了，我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西部贫困地区去，为改变那里相对落后的教育面貌尽微薄之力。我们肩上的责任不仅是一年简单的支教，而是引领担负着西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未来，履行我们研支团的使命！就这样，我们101位首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奔赴到了青海、甘肃、宁夏、山西、河南5个省区7个县的贫困地区开展支教扶贫。

　　我们去支教地的那天，车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告诉我们这简陋的两层楼就是学校了，学生排成两行夹道欢迎我们的到来。

　　支教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我们的学生实在太不容易了。我们的午餐一般是热乎乎的面片，而他们吃着从家里带的冷馍馍，喝着学校旁边的河水；支教地10月气温就已经比较低了，我们穿着毛衣还觉得冷，他们却还是单衣布鞋。我当时常常想：作为教师，仅仅教给他们课本知识就够了吗？不！——只有引导他们建立对知识的渴望、对山外世界的向往，对改变命运的决心才是最重要的！我带着他们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也穿插一些趣味故事，让他们觉得枯燥的知识原来也可以生动有趣；给他们讲讲大山外面的世界，讲讲山外同龄人的生活，让他们有好奇有憧憬……慢慢地，请假的孩子少了；课堂上孩子们也活跃了，敢举手发言了；校园里的欢声笑语也多了起来……

　　和朋友们聊天时，他们有时候会问，你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我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青春年少时勇敢地选择了去青海，去支教！

　　我们到贫困地区支教，为乡村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的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支教地孩子们给予我们的，是我们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他们用爱感动着我们。离别时，全校师生夹道送行，孩子们已是泪流满面依依不舍，我在支教过程中没有因为生活不习惯而掉过眼泪，没有因为离家远想家掉过眼泪，但那会儿，我真的没有控制住自己，我哭了，车上的人都哭了……

　　习总书记说：“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我体会到了。

　　我与支教的不解之缘

　　清华大学第17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毛雯芝

　　我是毛雯芝，被支教的学生、支教志愿者、支教团辅导员，这是我在研究生支教团曾拥有过的三重身份。今天的故事，也将从这三个身份展开。

　　17岁那年，考上清华让我觉得无比骄傲。21岁那年，最让自己骄傲的事儿是回到家乡青海，当了一年支教老师。22岁那年，最骄傲的事儿又变成了自己在清华重新恢复学生身份，攻读硕士学位的同时“双肩挑”，成为第19届研究生支教团的辅导员。

　　我跟研究生支教团的缘分就是如此奇妙。

　　2014年9月，我在本科毕业前递交了一纸申请，希望加入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暂缓学习，到中国欠发达地区支教一年。2015年8月，我愿望成真，跟17届的8名队友，被一起分配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湟中一中，是我的高中母校。在那里，我成为一名高中教师。

　　这一切于我而言如一个轮回。

　　2008年至2011年，我在湟中一中，为了考上理想的大学日夜奋斗。在那期间，我有幸认识了一群特殊的人——清华大学第12届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他们的帮助让我第一次觉得清华离我并不遥远。

　　这种帮助难以具化，如果将时间拨回10年前，当我回想自己坐在讲台下听清华支教团的老师们讲课的那个时候，无论我怎么回忆，我都无法想起来那时候支教老师到底教给了我哪些知识点，停留在记忆里的，是一种大概的印象，比如他们很聪明，一个知识点常常能举一反三，明明很难的函数题在他们眼里却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很努力，当我半夜两三点爬起来上厕所时，隔壁宿舍里女老师们的台灯还亮着，仔细趴在门上一瞧，发现是在摊着一桌子书备课；他们见识很广，常常在课堂上跟我们讲曾去过的世界各地，见过的奇闻轶事和牛人大咖；他们很暖心，明明我常常觉得自己一无所知，但却总是告诉我我很优秀，完全有希望考上清华北大。

　　有些事情，的确是需要信念的力量的，这在我考上清华这件事上就有很好的验证。而这种信念、自信，是支教团的老师们给的。

　　我想这就是支教团的力量，是促使支教这件事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的力量。

　　因为曾经被支过教，所以更懂得感恩；因为曾经被肯定过，所以更懂得回馈；因为曾经被感动过，所以更想尽己所能。

　　在我的母校，考取清华并非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有时一年能考一个，有时好几年都考不了一个，好多学生到了高中更是会中途辍学。

　　我想，在我的母校，愿意走进学生内心，帮助学生找到自信，开拓视野的老师还是需要的。于是，2015年8月，我正式开启了我人生中的第二个社会身份——“老师”。

　　“老师”这个身份，于我而言保质期只有一年。那一年我有了一群孩子，虽然我并非是他们唯一的老师，但他们却是我今生唯一的学生。在支教过程中，我不仅力求做好日常教学工作，还花了大量时间去关注学生的成长环境、心理活动。

　　在我走进学生内心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很纯粹、很真诚，他们从不缺少教他们知识的人，缺少的是与他们沟通、理解他们的想法和做法的人。而我和我的队友们其实很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

　　因为有成长所以更愿意去承担，因为有收获所以更愿意去分享，因为得到过帮助所以更愿意倾我所有去帮助更多的人。

　　架起“希望”的三座桥

四川大学第15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曹礼勇

　　2018年，是我们四川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开展支教扶贫的第19个年头，是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力坚守的第18个年头。在这18年里，225名川大学子踏上凉山这片热土，其中，127名同学来到昭觉，从未间断，可以说是与落后、贫穷作着长期的斗争。而我，就是其中一员。

　　201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我如愿加入了四川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来到当地的一个乡下小学开始了一年的支教生活。初到昭觉，我们看到在不足50平方米的教室里挤了上百位学前班的学生，而这些学生中能听懂汉语的只有几个人。一个班级的学生居然有12岁到18岁的年龄跨度，许多五年级的孩子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很多班级的平均分常年在十几分二十几分之间徘徊。

　　当地生活的艰辛和教育的落后强烈地撞击着每一名志愿者年轻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支持当地战胜贫困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传授科学知识，开展教育扶贫。

　　2013年9月底的一天，暴雨下了一整夜。一大早，当我走进教室时，发现有4个学生没来上学。我便跑去向校长反映情况。校长说，没来的学生都住在河对岸，暴雨导致河水上涨，路被淹了，全校有50多个学生缺席。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老是想着那50多个孩子，想着他们无奈地望着河对岸的学校，像是隔了不可逾越的天堑。第二天早晨，我走进教室，发现那些孩子居然来了。我非常诧异，问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两个小个子告诉我说是咱们班的两个高个子一个一个把他们背过来的。我愣住了，大山里海拔高、入冬早，9月底已经非常冷了。而这两个也就只有一米六的孩子要把50多个人背过河，得在冰冷的河水里泡多久啊。我向他们的位置望去，座位却依然是空的。我急忙走出教室，发现那两个孩子正在操场上跑步。我问他们，快上课了怎么还不进教室啊？他们哆哆嗦嗦地说，老师，好冷啊，跑起来能暖和点。我摸了摸他们的衣服，发现胸口以下全部湿透了，冰凉冰凉的。多不容易啊，就是这么两个五年级的小孩，为了能让河对岸的同学到学校上课，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冰冷的河水里，硬是用小小的身躯架成了一座桥。我强忍着泪水，把他们带到办公室的火炉旁烤火。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知道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我必须做些什么，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我想修座桥。于是，我开始四处寻求社会力量的帮助，发起了“彩虹桥”项目。

　　我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募集善款80多万元，在当地的3个村子修建了3座助学桥。这3座桥不仅缓解了当地5000多名村民和学生的出行难题，也架起了孩子们和支教团之间割舍不掉的情谊。去年10月，一座名为“子归桥”的吊桥在支教团的努力下落成了，桥的这头是孩子们求学的渴望，桥的那头就是孩子美好的未来。3年3座桥，我的故事在当地传开了，老乡还给我取了彝族名字“的日木牛”。的日是当地的大姓，木牛是最小的儿子，他们这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已经结束支教的我，仍然经常回到大凉山，去看看那里的孩子们，了解当地学校的困难。我希望尽我绵薄的力量去做一点事情，去改变一些现状。从2014年7月结束支教到现在，我回到支教地已经超过10次。从第一次来到昭觉到最近一次回到昭觉这短短6年的时间里，我见证了昭觉这个凉山州最贫困的人口大县在教育方面的进步……

　　一个东北女孩的三次流泪

　　黑龙江大学第17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刘硕

　　记忆中，我平常很少流泪，但在重庆支教的时候，我却流了3次眼泪。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2015年本科毕业后，从未在乡村生活过的我毅然选择报名支教。

　　在第一节英语课上，同学们对我这个会讲两门语言的支教老师特别好奇，他们在教室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把板书写好后提高了嗓门说：“来，跟我读这个单词。”瞬间教室鸦雀无声，孩子们呆呆地望着我，后来我才知道已经四年级的他们连26个字母都还没认全。

　　我告诉自己，他们不是从小就接受双语教学的城里孩子，我要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一遍不行，两遍；一天十个字母不行，那就一天三个。

　　一次课间，我路过教室，听到几个孩子一起哼唱着什么，我走进一听，原来是字母歌，虽然他们的发音还不那么标准，但我觉得，那是我听过的最动听的歌！我当时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我在朋友圈写道，“感谢自己前所未有的耐心”，谢谢孩子们，是你们教会了我，耐心是老师最大的法宝，我们要有翘首企盼的急切，更应有静待花开的耐心和辛勤耕耘的执着。

　　在这所镇小学，每个老师都要教好几门课。一次德育课上，我讲到了“家”这个话题，角落里突然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当时我就慌了，我急忙跑过去问她怎么了，但她一句话都不说。后来，我问了一遍又一遍才知道，原来她想起了正在外地打工的妈妈。

　　在我们学校，70%都是留守儿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留守儿童”所有的信息。为了让更多的留守孩子感受到爱和温暖，我们黑龙江大学研支团在寿桥镇染房村的市民学校打造了以关爱陪伴为主题的“潼心圆”项目。不知不觉间，市民学校的“七彩课堂”成为孩子们的第二个家，他们用画笔、用诗歌、用舞蹈、用手工作品，冲淡对父母的思念，让单调的童年丰富起来。

　　我记得在我班里，还有一个特别不听话、特让我头疼的小男孩。一个寒冷冬日的课间，他突然跑到我跟前，用冻得又红又肿的小手塞给我一个被热水烫变形的矿泉水瓶，只羞涩地说了声“老师，暖手”，就转身跑开了。拿着直烫手的瓶子，我真无法想象：只有灶台高的他是怎样将热水倒进瓶子里；他又是怎样小心翼翼地把这“宝贝”揣在怀里，顶着从家到学校的15分钟冷风，一路跑到我面前！想到这，我的鼻子一酸，流下了眼泪，一个原本被我批评最多的叛逆孩子，却记住了老师的好，用行动表达他对支教老师的感谢。

　　2016年7月5日，那是我离开支教地的日子。我坐在回家的火车上，40多个小时的车程中，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与孩子们的每一张照片，翻看每一条记录我们共同成长的朋友圈。我想告诉孩子们：从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到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成长成才的路可能要走上很久，需要我们积累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进步，需要我们迎接无数个困难与挑战。而老师所要做的，就是在无数个日日夜夜中，引导你跨越，见证你辉煌。

　　“谢谢孩子们的成全，一生只做一次你们的支教老师，是我青春最无悔的选择，我会在不远的前方看你们成长，我会在每一个清晨给你们力量。”发完这条朋友圈，我的眼泪划过鼻尖，滴在手机屏幕上，这是第三次离别的眼泪。

　　我与西藏林芝的缘分

　　中山大学第19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汪艳

　　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热爱，我与西藏林芝的缘分只因一个决定。

　　2016年的夏天，正在进行研究生专业实习的我，被中山大学团委的一篇推文所吸引，随后参加了由中大团委发起的支教团宣讲会。后来，我选择延期毕业，参加了中山大学第19届研究生支教团，开启了自己的支教生活。

　　2017的夏天，与其他5名小伙伴一起，我们开始了在林芝一中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正是在这一年光景里，我有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接触藏地学生，藏族、汉族、门巴族、珞巴族、僜人，第一次听藏语，第一次被献哈达，第一次喝酥油茶……

　　一年光景太长，长到回忆数也数不清。一年光景又太短，短到还没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就到头了。临近支教结束的日子，我的班里弥漫着离别的愁绪。常常在改作业时，我的眼泪就开始掉下来，眼睛模糊到什么作业都看不清，满脑子都是与学生朝夕相处的画面。

　　他们请我吃自己做的糌粑和奶渣。糌粑有点干，奶渣又有点硬，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我常改着作业嚼着奶渣，嚼到腮帮子都酸了。

　　他们会认真地教我跳藏式舞蹈锅庄。像我这种肢体不协调的人，是怎么都学不会同手同脚的锅庄舞。可是，他们从来都不嫌弃我。

　　课，上一节少一节。支教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发现，对于这片土地，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自己竟是如此地喜爱。所以，我开始打听有没有留下来的可能性。

　　在林芝等待留藏结果的日子，是一个孤独而又漫长的过程。我不敢回家，生怕回去了，家人就再也不让我回到林芝了。

　　就在我看不到任何希望，连一中的老师都替我着急的时候，学生给我发来一段话。她说：“老师，您从小就在内地长大，所以在西藏多待一会儿嘛！您在的时候，我们有安全感。”她不知道，她的这句话给我多大的安全感。正是有这些断断续续的鼓励，让我坚定了必须留下来的信念。我终于如愿以偿。

　　2019年的教师节有点特殊。这是我第一次以一名正式教师的身份过节日，也是陪伴你们在校时光的最后一年。我带了6个班300多名学生，光是这些学生的祝福声都能把我淹没。

　　有位同学叫次仁拉姆，她的贺卡一下子将我带回那个课间。她曾因为腹部水肿住院好几个月，当她再次回到学校时已经临近考试。她很担心，担心考不好。她更害怕，害怕因为成绩差留级。一直趴在桌子上的她引起我的注意。于是，那个课间成为我走进她内心的短暂时光。原本，我都忘记了这件事，没想到她还记着。她说：“老师，我想对您说声：谢谢！谢谢老师在我最失落最伤心的时候让我重新振作起来！感谢您对我的谆谆教导，感谢您在支教那段时间里对我们二班的那一份耐心、那一份关爱。”

　　我的烦恼被彻底击碎。我知道，我不曾被你们遗忘。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是中大支教团里第一个留在原服务单位的队员。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西部需要我们，教育需要我们，孩子们更需要我们。

　　闽宁帮扶记使命 廿载坚守润初心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关桥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李克俊

　　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这次能够来首都北京，代表所有受援地学校交流发言，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和荣幸。其次，请允许我代表受援地的所有师生向支教志愿者和志愿者的派出学校，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二十年如一日地对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帮扶。

　　我的家乡海原县，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评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也是国家扶贫工作的重点县。20年前，我还是一名普通老师，一群厦门大学的孩子来到了这里，他们就是第一届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支教队员。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场长达20年的爱心接力拉开了序幕，当地学校和厦门大学支教老师们的命运，便交织在了一起。

　　我们学校是一个农村寄宿制初级中学，上世纪70年代初建校，当初只有2个班级、不到100人，现有31个班、1500多学生。20年来，厦门大学的支教队员们见证了关桥学校的发展和变化。他们的到来对于我们农村中学来说，无疑就是雪中送炭——在农村，师资短缺不仅是教师人数的短缺，关键在于结构性短缺。这些支教队员，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高材生，无论到哪所学校、到哪个岗位，都能独当一面。学校缺哪门学科的教师，支教队员就带哪门学科的课程，这样一来就极大地缓解了学校师资短缺的问题。但是这样做只能是更加苦了这群支教的同学。

　　他们从美丽的南方来到了干燥的大西北。气候、饮食、地域环境的不适应，工作任务的繁重复杂，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止支教队员的信心和步伐。看到他们因为干燥的气候导致嘴唇开裂，甚至有些队员出现间歇性流鼻血，我着急啊！他们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和我的老师们。

　　对于学校发展来说，支教队员们带来了更为可贵的东西：那就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先进教学理念。支教队员们在课堂教学之外，为了让山区孩子也能像城里孩子一样上兴趣班，办起了“七彩课堂”，通过兴趣培养，不断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也激发了孩子学习的兴趣，帮助孩子们打开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

　　正是有了厦门大学支教队员的帮扶，以及我校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校近4年来，教育教学质量稳居全县初级中学第二名、乡镇初级中学第一名，高中升学率达到了86%，先后被司法部、区、市、县等部门授予了“零犯罪学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安全文明示范校”“中考质量一等奖”“教育教学质量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更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20年来，我校近3000名毕业生圆了大学梦，为近3000个家庭带来了脱贫的希望。在我们周围，每当说起厦门大学的支教老师，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的。当年厦大支教队员们教过的学生，如今有公务员、特岗教师、乡村致富带头人、自主创业者等。这些孩子受到了支教队员的言传身教和精神熏陶，将自己的一身本领和青春热血反哺到家乡的建设中来。

　　比如，我校2008级毕业生虎小云，用厦大支教老师送给他的那句“永不言弃”作为座右铭，顺利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学业，毕业后又回到了母校工作。他在所有青年教师中是比较优秀的，目前担任学校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还带两个班的英语课。他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没有厦大支教老师的感染和鼓励，就不会有他的今天。

　　另外，捐资助学也是支教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20年来，厦大研支团共募集助学金800多万元，支教队员的脚印遍布了海原的沟沟峁峁，走访、资助了近两万名贫困学生；我校图书室4万多册图书中，有1万余册就是来自支教团的捐赠；还为我校援建了带有塑胶跑道的运动场。

　　贯彻“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过勇

　　作为研究生支教团实施高校代表，我结合学校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是将研究生支教团作为助力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自1998年至今，学校连续组建20届研究生支教团，累计输送322名优秀学生，服务时间超过75万个小时，覆盖人数超过两万人。

　　支教团成员把当一名好老师作为首要职责，始终奋战在教学一线，锤炼业务，倾力付出，支持基层教育发展。第17届支教团青海分队成员集体编写了青海首本《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教材，第21届支教团成员里面超过一半的同学都考取了教师资格证。为了进一步发挥支教团的优势，在云南南涧和陕西延安增设了支教地。整合各类资源，根据服务学生、服务学校、服务社会三个层面的目标，创新工作形式，建设“助梦计划”公益体系，力求更大范围地助力西部地区的发展。

　　二是将研究生支教团作为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载体。我国的国情是非常复杂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仍比较突出，我们仍在为了打赢脱贫攻坚的战役进行冲刺。学校将参与研究生支教团作为开展国情教育的重要机会，鼓励志愿者在完成支教任务的同时，深入当地，实践调研，了解国情民情，“到人民群众中去”。湘西分队走访了吉首市24个村镇，深入学生家庭，了解基层现状。20届支教团团长杨钊走进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贫困村，发现西藏地区的孩子很难有走出去的机会，西藏分队利用寒假时间，带领西藏30位学子来到北京游学，帮助他们拓宽视野。第18届支教团成员白浩浩为支教地学校组织了国旗仪仗队，在雪域高原培育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学校引导支教团成员在认识复杂社会的过程中培养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树立认识问题的群众观点，以“爱国奉献、追求卓越”为指引，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三是将研究生支教团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学校党委长期关心支教团成员成长发展，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育人理念贯穿选拔、培训、服务和后续培养全过程。校领导定期走访支教地，关心志愿者工作生活，指导校团委建立“一年完整周期培训+一年在地支教服务+至少一年重要岗位锻炼”的人才培养模式，将研究生支教团队伍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示范。我们在梳理支教团成员发展的时候得出两个70%的数据，一是支教团的同学返校入学后担任“双肩挑”学生政治辅导员的比例达到70%，二是70%的志愿者在毕业后选择前往基层或重点行业工作。比如第一届支教团成员杨海军，现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第九届支教团成员赵永圣，现任辽宁省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第14届支教团成员王佳明，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现返回四川绵阳市做基层公务员；第16届支教团成员黄成，现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也是新时代首都青年先锋志愿者的一员。刚才雯芝的发言也让我非常感动，她是研究生支教团工作的受益者，又积极参与到支教的事业中来，他们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诠释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体现了支教团的育人成效。

　　下一阶段，清华大学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做好研究生支教团工作。一是围绕国家战略，助力支教地的发展。二是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培养志愿者的爱国情怀。探索推动在支教团中建立功能型党支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三是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育人实效。学校将进一步加强资源匹配，支持支教团成员长期发展，将立德树人贯穿全过程培养，引导同学们“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成大事业”。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杜沂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