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

        在别人眼中，53岁的樊建川事业有成，什么也不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也许和你所想的大有不同——每周必去淘文物；准备出唱片，终极作用是在自己的追悼会上播放；准备办个人书法作品展；每年在博物馆库房中读一两吨重的孤本，寻求他顶级的快乐。“钱财乃身外之物”，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财富永远是社会的财富，就像水永远在自然界循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财富观，樊建川说服妻儿，在身后将博物馆捐赠给成都市人民政府。

　　“我是一名不怕牺牲的战士”

　　樊建川常被问起：“你是商人、文化人、还是作家、收藏家？”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名战士，一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愿意战死沙场的战士。”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做一个敲警钟的人，他建造的建川博物馆也是一座敲警钟的博物馆。一个人、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警钟长鸣。抗战、“文革”、地震……都是为我们民族敲响的警钟。

　　当前，建川博物馆大兴土木，在馆内贴出大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完成新建15馆任务”。为什么同时开建这么多馆？樊建川“交代”，2009年博物馆综合营业收入尚好，居然可以糊口。对他恩重如山的仁兄提出要求并给予支持，他不能拒绝。修一个馆也是塔吊粉尘噪音，修15个馆也一样，账多不愁，虱多不痒，一次整完，十年清闲。另外，他五十好几了，樊家父辈三兄弟均未活过六十。他恐末日忽降，一堆设想，胎死己腹。于是，不顾常理，铤而走险。

　　“我有很大的紧迫感，工作时间屈指可数。现在53岁了，最多工作20年差不多了。我做到现在这个平台，又有这样的知识融合面，很不容易，我不做下去可惜了。”库房里的很多东西，他想陈列给世人看。这些收藏可以支撑100个博物馆，但是他没有钱修那么多博物馆。

　　建馆的核心是“多快好省”四个字。他把这四个字用牙巴咬紧嚼碎，其中更关键的是咬紧“省”字。国家阵营的馆长有人给文物给钱给土地，只要尽心出力就行。他则是“抓革命、促生产”，文物、土地、设计、修建、陈列、装修、保安、讲解、库管等都要靠自己，用尽量少的钱建成有意义有水准的博物馆。阿庆嫂茶铺的门，是他画的草图。博物馆大门口的牌坊，是他亲手设计的……

　　不过，这真正不好耍。他把心分成十五等份来负荷，在十五个异度空间腾挪跳跃，念念有词，装神弄鬼，天天都是一点不能松手。民间建博物馆苦不堪言。特别是他尽整些凄凉悲壮的主题，又费马达又费油。有时是非缠绕，彻夜难眠。天亮时，他与英雄雕塑同列，终于释然——还没到牺牲之境，接着又干。“草根，山寨，民办，我都不喜欢。把我们叫‘野生’博物馆更为贴切。”不过，他是自找苦吃，但苦瓜、苦笋、苦丁茶，都有悠长回甜。

        “我的好东西还没展示出来”

　　作为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建川博物馆明年将拥有30座博物馆。但是馆长樊建川的心很大，他希望办100个博物馆，但是这很可能成为他的终身遗憾，钱不够。

　　一名客人来看了15座博物馆。樊建川会告诉他，库房里面还有100倍，好东西还没展示出来呢。他的心愿是冲击世界一流博物馆。

　　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他会认竹子、认瓷器、看玻璃、看烟标、收藏打火机，从导弹、手枪，到纸、玉、象牙、银、铜、电影胶片、传单、小报，他全部通吃。还要懂经济，自己找钱修建博物馆。还要设计，自己陈列，要懂艺术。还要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一个人做世界级的博物馆，这跟国家建博物馆不一样。文物是他自己买的，土地是他自己买的，建馆资金是自筹的。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做博物馆的。按这种方式，别人一辈子能做一两个博物馆就不错了。他认为自己如果长寿的话，做50个博物馆是没问题的。

　　世博会上，有一个建川博物馆的地震馆展厅。但是樊建川说：“我现在不急于亮肌肉。再过一年，就是世界级博物馆了。我30个博物馆，每个都是单方面的第一。”

　　“股市有风险，地摊有奸诈，自己狡猾点”

　　支撑庞大博物馆聚落的根本是文物。淘文物是他人生的必修课。从1990年至今，樊建川淘了20年地摊了。在国内淘了多少市场，他记不得了。在美国、法国、瑞士也淘过，小有收获。在日本收获很大，正在修建、明年开放的“侵华日军馆”中展示的文物，大部分来自日本地摊、小店。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周必须有半天在文物市场上待着。必须去见文物商，去撒钱。有时候，重庆、上海等地的文物商送来的文物，他上午买，下午就在库房里整理。一日他逛送仙桥古玩市场，买到一件川军抗战的瓷器，买了120本内容精彩的老日记本，买了旧公章，还有抗战时期的竹编“还我河山”，品相很差，内容很好。

　　对于樊建川来说，逛地摊太快乐，逛地摊也能上瘾。耍地摊可以结交五湖四海的高人、雅士、趣人，奇人异士隐身其中，若有心，定会受益。捡了漏会得意，很幸福。有一次他只花两元钱，买到了宋哲元将军的家谱。地摊的无拘无束、自由交易、琳琅满目、大声武气会让人麻醉，让人幸福而不觉时光流逝，是实实在在的运动量。

　　成都地摊一般是星期天最热闹，罗马广场地摊上杂件较多，送仙桥河边和三楼旧书较多。文殊坊附近也新开了市场，安仁镇的古玩市场多木雕和石雕。

　　逛古玩地摊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假货当真货买。第二重，真货当真货买。第三重，真货当假货买。360行中，这行允许欺诈行骗。做旧、造假、移花接木都可以，你掏钱买歪货是你眼水差。所以练眼太重要了，古玩这行就是凭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眼。“股市有风险，地摊有奸诈，自己狡猾点哈。本师父有言在先。”樊建川说。

　　四川浸透了袍哥文化。建袍哥博物馆是樊建川的一个“白日梦”——四川袍哥几千人的晋升名册，哪儿找哟。折腾了二十年，近日他终有小成，收藏到几件袍哥结拜兄弟的金兰帖。在送仙桥地摊上，他发现一个阴丹蓝布封面的册子，打开一看，心里暗叫“乖乖！”问价，100元。还价50元，成交。旁边的助理没搞明白。这本破书也值50元。樊建川说：“这是袍哥结拜兄弟的金兰帖。行内人士跌足，不识货。不识‘新进九排’、‘新进钱粮’、‘新进管事’为何意。恰恰，这本名册缺封面，摆了数月，无人问津。这是标准‘捡漏’。又学了一招吧。”

　　前几天在大邑县一个镇上看到一位弹棉花的老人，樊建川立即下车跟人家聊天，最后花100元钱买走了弹棉花的弓。“以后办七十二行博物馆就用得上。”他200多万元的奔驰，经常作为“货车”放他买的旧东西。

　　在淘文物的时候，他也会为自己淘些好玩的。在废旧机电市场逛，他看到两块要回炉的老机器底盘，重达2吨、5吨，他买了下来，做办公桌的桌面。为此，他还要加固办公室地面，在铁桌子下要加柱子，免得压垮了。这样的办公桌，太牛了。他略觉得遗憾的是，以后他就不敢拍桌子了。

　　樊建川戏称：“我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产商，不相信？我有一万多张老地契。有明代颁发的，有清代颁发的，有民国颁发的，有汉奸政府颁发的，有新中国颁发的。解放初期扩建天安门，我有张地契，五分地，价值顶天了。买地哪有买地契愉快哟！”

　　“读好书读孤本，哪个有我幸福”

　　一麻袋一麻袋的旧纸片，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樊建川坐在库房里专心地翻看。一会儿外面的人就听到他拍桌子：“这个东西好！”

　　他的私人藏书有七八万册，以后至少要修个三四百平方米的书房。前几天，一个晚上他就看了七八个小时的书，看了10多本杂志。

　　他看书还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看一般的书刊。一本书开始看了，哪怕快速阅读、块状阅读，他必须一晚上看完。坚持了几十年，他的阅读量很大。他看完的书就放到博物馆的图书室给员工看。

　　第二个层次在他的库房看。里面有上百万册的孤本，别人看不到——上万本老日记，上万本老影集，几十万封老书封，十几吨手写资料……库房读孤本，是他最大的特权。他一有空就到库房坐着读。他一屁股坐下去，经常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七八个小时，时间过得太快了。前一个周六，他整理了80斤纸品，是一些档案文本，周日又整理了一下午。这些旧资料有很重的粉尘，他从来不戴口罩，他还要写摘要。博物馆很多一级文物都是他从库房淘出来的。

　　为了阅读，有些社会活动他尽量推迟。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但他还是感叹，现在没有时间写书。平均每天他要整理15斤，一年要阅读一两吨档案文本资料孤本。 “读好书、读孤本，有巨大的快感。只有我一个人晓得，但是我不给你们说。好牛！哪个有我这么幸福？找不到了嘛。”这是他顶级的快乐，这辈子最大的缘分。他写的《一个人的抗战》、《抗俘》、《兵火》等书，以及马上要出的一本关于汉奸的书，都是他的读书笔记。

　　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些珍贵的孤本书籍是看不完的。现在，有人开始分享他的孤本。邓贤、周梅森、秦晖都是“饿书鬼”，进了库房就不出来，吃饭都怕耽误时间，在里边吃方便面。

　　博物馆的目的是沉淀历史，真实反映历史，特别是普通人在大浪潮中的命运。博物馆现在有工作人员在整理，更重要的是存留下来。也许公开这些资料还需要时日。最终，是镜、是鉴、是警钟。

　　第三个层次，整个博物馆就是他的书房，他受益于阅读。

　　比如以前办兵器馆，他要先看大量兵器方面的资料。有人不懂陈列、历史、安保……他都懂。“自己不搞清楚，光听专家给你说，你听得云里雾里，搞不成，搞出来也要出问题。他们争论起来，你决定都无法做。”他很自豪的是，通过阅读，他在战俘、汉奸等方面，都成为专家。

        “坦然面对死亡，人生才更有价值”

　　一张老照片上，年轻的樊建川穿着军装，在拉手风琴。这是他多才多艺的见证。当年他在知青宣传队自学了二胡、手风琴、笛子。他正在创办知青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也时常让当年的知青来表演当年的节目，原汁原味。这是樊建川多年想圆的一个梦。“知青是我们这代人的第一份工作，是我们的青春，什么都可以忘，青春难忘。”

　　现在，他正在筹备出自己的CD，将由四川交响乐团伴奏。“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山叠嶂，水纵横，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他喜欢唱《驼铃》。音乐学院的老师评价，他比一般音乐学院的人还唱得好。现在还有人提出想当他经纪人，以后还可以出场给别人唱歌。

　　CD出来后，他要送朋友，还要拿来卖。歌曲还买了版权的。但最终用途是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用。对死这个字，他毫不回避。他经常坐汽车、飞机，担心某一天出意外，很多朋友就是这样突然离开的。

　　“我们是挨过饿的一代人。”当知青插秧子的时候，他曾经饿晕倒在田里，社员把他送到卫生院，医生看了说没有病，是饿的，开了“处方”——到供销社买了一块红糖化了水让他喝下就好了。生产队按人头分花生油，他只身插队，只有一个名额。拿着油瓶排了半天队发现每人一勺油，还不够流到瓶底就没了。他接过那勺油，想都没想，喝了下去。在内蒙古当兵，每个月6元钱，极少洗澡，身上长满虱子。当兵的时候，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守卫一个山口。那里，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四十度，战友们经常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站岗，穿着厚厚的皮袄在哨位上站岗，还必须一直跳。一个战友就冻死在他的哨位上。

　　一次，他带领新兵投手榴弹实弹。身边一位来自北京石景山区的女兵，叫刘小平，她将一枚拉了弦的手榴弹扔在跟前。那一刹那，他一脚将落地的手榴弹踢开，不假思索地将那女兵扑倒在地。手榴弹爆炸了，他们满脖子的泥土。

　　人，从一生下来就开始走向死亡。 “那首《驼铃》唱出了人生的真谛：老战友了，就面临‘送’的问题。今天我们送走战友，明天又有战友送走我们。每个人都更加坦然地面对死亡，才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只要‘送’得开心、愉快、壮烈、公道，就会一路走好。”

　　“我耍的是别人耍不了的”

　　过两年，樊建川准备办个人书法作品展。他微博上展出了一幅字——一定之规。“规”字收尾一笔，很遒劲，受到了不得了的好评。书法是和艺术相通的。书法的表现形式是最单调的，只有黑白色，要表现情感，很考功夫。他在大学教书时，要求写板书，那时候练习了一下，现在书法练得很少。就像他布展一样，书法靠一种感觉。他喜欢的书法带有情感纠葛。他有个房间专门拿来写字，只要有几分钟，就去写一下。博物馆的小便池，有游客尿在墙上。他就写了字：首长好，手“掌”好。他在1957年一张可以卖上千元的报纸上写书法。“我耍的是别人耍不了的。”把书法和文物情结结合，他感觉“很巴适”。

　　樊建川打趣说，自己如果失业了，至少当记者编辑没问题，文字肯定是过关的；可以到歌厅唱歌；在街上给别人写春联，卖字。这些都是脑力活，但是他搞体力活动也没问题，前几天他还和工人一起抬一千多斤的预制板上房顶。

　　妻子是公务员，女儿是英语老师

　　樊建川很少提及家人，每次他回成都住，都和外孙女一起睡，“晚上睡觉，她会把我打醒，或者用手指抠我鼻孔，一定要把我弄醒，给她喂水。”一个人做博物馆太痛苦，他不想家人参与。妻子是公务员，快退休了。“退休了就好带外孙女，女儿做英语老师，希望家人是享福的成都人。”而他自己，口味和父亲一致，山珍海味都不吃，就喜欢整面条，喜欢剩菜汤汤泡饭吃。员工佩服他，但不羡慕他——太累了。樊建川这两年的确多了一些白发。身边的人感觉他在透支生命。以前他重心在房地产，不需要太操心，按部就班，他只需要拿地定方案，其他就不用管了，就连一天销售2000万元他也不去售楼部看一看。反而博物馆事无巨细，他都要管。

　　刘文彩的三儿子八十多岁了，他现在要进自己出生和度过青少年时光的老宅——刘氏庄园，需要购买门票。财富依靠血缘关系维持三代，可能就是极限。财富是社会的、流动的、外在的，没有人能真正占有，即使你把它埋起来、藏起来，用它来殉葬。百年之后，你总会死，总会烂，它总会成为考古发掘新成果。建川博物馆里有个专门卖纪念老报纸的厅堂，生意很好。人们为什么会花大价钱来买一张老纸，虽然它与你同年同月同日生。他顿悟：人们掏钱买的不是报纸，是光阴。是与自己等长的一段生命。人寿百年，纸寿千年。命不但比纸薄，命更还比纸短!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财富观，樊建川说服妻儿，在身后将博物馆捐赠给成都市人民政府。听到成都市政府同意接受的消息，他很高兴，“我终于可以把心头这个大石头放下了。”以后政府接手后，博物馆还是叫建川博物馆。“一辈子，一百年。钱财、股票、房子、车子、配偶、学问、官衔、地位等等，甚至粉丝数量都可以增长。‘年’不能增，百年为限，百年再增，增了白增。我将过第53个‘年’了，好好过好余下的年。”

　　樊建川心怀感激，在人生关键时刻，总会遇到“贵人”。“我当兵的最后那年恢复高考，教导员陈章元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读书’；我在宜宾给当时的地委书记孙书记当秘书的时候，孙书记的言传身教和悉心栽培，对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建博物馆的时候，面对各方面的非议，成都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又在最艰难的时候给予我极大的支持。”（成都商报记者余文龙采写）

（责任编辑：祁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