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彭永臻院士（左一）在水污染处理实验室 资料图片

《人民院士：我与共和国同龄》

吴 娜 等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读书者说】

　　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广大院士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角，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他们不仅站在科研成就的高峰，还站在科学精神的高峰。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光明日报》通过梳理之前建立的知识分子数据库发现，在全国现有的1700多位两院院士中，有一批院士与共和国同龄，于是，组建专题项目组，抽调报社精兵强将，对姜德生、彭永臻、邱冠周、祝世宁、刘云圻、苏义脑、李玉良这7位与共和国同龄的院士进行深度采访，形成了《人民院士：我与共和国同龄》这本书。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院士们，有着很深的共和国情结。他们的人生际遇，与新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他们的奋斗历程，折射出新中国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辉煌。

　　科技报国

　　心怀祖国不负时代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与共和国一路走来的同龄院士，心怀祖国，不负时代，是他们让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从很多领域的跟跑阶段，发展到并跑阶段，甚至个别领域进入领跑阶段。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是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两院院士在各个科研领域取得的突破。

　　《人民院士：我与共和国同龄》开篇就讲到了不懈追“光”者姜德生院士的故事。姜德生所在的武汉理工光科有限公司在研发光栅上遇到困难，光栅波长信号解调的核心器件掌握在外国手里。当时，这个核心器件大约2万美元一个，“只有小拇指头这个大的东西，比黄金都贵”。经过三年技术攻关，姜德生用自主知识产权做出了同类产品，而且技术工艺更简单、更先进，价格还低。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自力更生、自我创新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选择。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种社会需求巨大，有很多大型建筑、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需求，社会需求、国家需求，是院士们不懈探索、永攀高峰的动力；成果满足了国家需求，也成就了一个个熠熠生辉的院士。

　　满足国家需求，往往需要有预测国家未来发展需求的长远眼光，还需要十年如一日的持久毅力。《人民院士：我与共和国同龄》一书中倾力污水还清的彭永臻院士，就有这样的眼光和毅力。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还不发达，人们肚子里的“油水”还不够，没多少人关注水体富营养化问题。当时，刚留日归来的彭永臻，凭借着对专业发展的判断和社会进步的预期，坚信城市污水脱氮除磷未来必定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科技工作者必须把国家需求放在第一位，解决国家亟须解决的问题。只有科研不断创新，国家才能发展。”彭永臻院士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永远是国家的需求。就这样，几十年来，彭永臻在污水脱氮除磷上，把一条“冷板凳”“坐”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70多年来，共和国发展经历了苦难辉煌，这些院士亦在风风雨雨中成长起来，真正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助力国家富强的同时，成就了科研上的辉煌。

　　安贫乐道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孔子曾这样赞扬他的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后世把孔子提倡的这种精神称之为“孔颜乐处”。通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院士也不乏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他们的早年生活大多艰苦，又经历了上山下乡的锻炼，在田地、在工厂、在兵团吃苦耐劳，沉醉于科学技术，越钻越深，成为技术能手、全能专家。而且，他们都坚持学习书本知识，恢复高考后，成功考上大学，从而走上了攀登科研高峰的道路。《人民院士：我与共和国同龄》讲述了长期从事微结构材料研究的祝世宁院士的故事，他在回忆往昔时总结道：“我总觉得，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小对科学有兴趣，对自然敬畏；二是善于学习，向书本学，在实践中学习，做到学以致用。”艰苦的记忆被岁月冲刷，留下来的往往是思考的结果与曾经的情怀。这些院士谈起曾经的艰苦岁月，都很感慨，觉得那是一段值得回味、值得铭记的岁月。

　　如今，这些院士可谓功成名就，各方面条件较之青年时代有了很大改善，但他们没有享受生活，而是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在平淡辛苦中自得其乐。《人民院士：我与共和国同龄》记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玉良院士平凡的一天：只要不出差，他每天早上7点半就来到化学所。傍晚6点回家吃晚饭，有时看看电视新闻。从2018年开始他多了个习惯，晚上8点出门散步半小时，然后回家处理电子邮件，11点睡觉，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院士们追求知识和真理，竭力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人民院士：我与共和国同龄》里的七位院士都著作等身，在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很多高质量论文，引用率很高，但他们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视实践，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认为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比发表论文更重要。长期致力于我国低品位、复杂难处理金属矿产资源加工利用研究的邱冠周院士认为，用实验室的科研设备做实验并写了篇文章，结果放在了柜子里，这对于人才是浪费，对设备是浪费，对成果也是浪费。在这些院士看来，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需要把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科学杂志上，在世界科技前沿为祖国争光；而在应用和开发研究领域，科学家则需要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关键科技难题，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薪火相传

　　血脉相依向未来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群体有传承数千年的道统。我国现代科技发展相对较晚，但精神传统、血脉相依的特征明显，并且影响巨大。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很多在海外拥有优良科研条件、过着优渥生活的科技人才，毅然决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造出了“两弹一星”等大国重器。我国的各个科研领域，由前辈奠基，一代代科学家接续传承，从而让中国的科研事业在天愁地惨中起步、在战天斗地中成长、在改天换地中惊艳世界。

　　《人民院士：我与共和国同龄》中讲到了的油气钻井工程专家苏义脑院士，从少年时代起，就将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位著名科学家的名字深植心中。以“三钱”为楷模，是苏义脑那一代知识分子刻骨铭心的理想。钱学森写出了影响深远的《工程控制论》，苏义脑在多年拼搏、卓有成就后，经过三年准备、四年写作，完成了120万字的巨著《井下控制工程学导论》。苏义脑很看重这本著作，因为它将自己的事业与“钱学森”这个神圣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莫道功成该歇马，又扬飞鞭上征途。”苏义脑院士在《院士自述》中这样写道。院士们年事已高，但依然在奋斗，在传承发展前辈的科学精神和成果，也在不断培养后进，为未来的科研发展锻造人才。

　　院士带学生，既有知识的传授，更有精神的传承。院士的风采，即使只是听过一两次课的学生，也会深有感触。《人民院士：我与共和国同龄》中讲述了从事分子材料设计、合成及其应用的刘云圻院士的一个故事。2018年，刘云圻到武汉大学做讲座，听完课，一名学生激动地说：“当我们在科研的大门前徘徊不知前方的道路如何寻觅，在科研的道路上迷失不知应该坚守何物，在科研的世界里孤独奋战不知外面广阔的天空时，有刘云圻这样的大师为我们指点一二，足以让我们醍醐灌顶，收益万千。”刘云圻对自己的学生有三个期盼：一是要有一定追求，二是要努力投入学术研究，三是要创新、动脑筋。在办公室、在实验室、在教室，刘云圻和学生们一起奋战，学生们被老师的精神深深影响、感染。

　　这些院士做着尖端的科研工作，但他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人、更不是“书呆子”。他们都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开放的胸怀，与年轻人一起研讨工作，也和他们一起吃饭、打球、聊天，用言传身教影响下一代科研工作者。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就是当老师的快乐。传道授业解惑的乐趣在于通过知识代替血缘去传承和发展先辈流传下来的火种，向前连接久远的过去，向后连接遥远的未来。

　　“乔木亭亭倚盖苍，栉风沐雨自担当。”合上书，这些院士的形象浮现在脑海，他们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灯塔。愿更多的人通过这本书认识到科技强国的重要性，体会到院士们的巨大贡献和崇高品质；愿更多青少年，从小就涵养科学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陈有勇，系求是杂志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