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左）看望宋恩荣先生。

　　学人小传

　　宋恩荣，1937年生，山西太原人，祖籍山西平遥，教育史学家，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的教育人物、日本侵华教育史、地方教育史志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研究。1961年毕业于河北大学，1980年调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先后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教育科学第一、二、三届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和第二、三届“全国教育图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交流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理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台湾文化研究分会副会长，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杂志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部客座研究员，海南省儋州农村社区大学顾问。主要著作有《晏阳初传》《梁漱溟年谱》；主编《晏阳初全集》《日本侵华教育全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和“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丛书”等。

　　几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当我介绍自己的工作单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时，对方都会问：“认识宋恩荣老师吗？”

　　怎能不认识呢？1988年7月我到北京参加《陶行知全集》（川教版）编辑工作，经常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办公楼和图书馆里遇到一位中年人，他就是宋恩荣。因为他当时做晏阳初研究，加上陶行知与晏阳初的特殊关系，我们逐渐熟悉起来。2004年后，我跟宋恩荣在业务上的交往更多了，我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他作为国内研究晏阳初的权威专家，十分乐意地参与编写了《晏阳初画传》。

　　征程

　　1937年7月7日，日本入侵华北，宋恩荣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府（今太原市）杏花岭附近的博爱医院。父亲是一名古董商，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不少人在他的资助下求学、立业，参军或参加革命。随着娘子关战役的失利，太原市民纷纷出走逃难，襁褓中的宋恩荣不得不由母亲带回到祖籍平遥县城。

　　1944年，宋恩荣随母亲重回太原，在西羊市小学插班上3年级。抗战胜利后，他转学到条件较好的校尉营小学就读，直至毕业，校长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杨邦媛女士。父亲期望儿子从小懂得一点经营之道，所以安排上小学的宋恩荣卖报、卖香烟。于是，每天中午，宋恩荣都会批发100张当日报纸，一路叫卖，一般半小时卖完。但后来的经历证明，宋恩荣一辈子没有经济头脑，常常吃亏上当。

　　1951年，宋恩荣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太原成成中学。成成中学创建于1924年9月，曾以“自力勤俭、师资雄厚、管理严格、教学精良”蜚声三晋。

　　1957年，大学减少招生人数，录取率仅为42%，成为1966年前中国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率最低的年份。宋恩荣恰恰参加了这次高考，更糟糕的是，考试时他突发急病，高烧40.5℃，但终因备考充分，并未感到太大难度，被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

　　此时的宋家因父亲遭遇不白之冤，家境衰落。宋恩荣上学的火车票钱一直没着落，母亲不得不在家中翻出一副当年从日本人手里收购的军用望远镜，换回20块钱，才解了燃眉之急。

　　宋恩荣便乘坐这趟来之不易的列车踏上了人生新征程。

　　大学期间，宋恩荣决心好好学习，希望将来有一番作为。不幸的是，从1957年进校到1961年毕业，政治风潮此起彼伏，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学校名称也由天津师范学院“跃进”为“天津师范大学”（与现在的天津师大无关），后再改为“河北大学”，校址几度搬迁。

　　不过，顾随先生等一批年资较高的老讲师、老教授的课程，还是让宋恩荣受益匪浅，他自己也乘机涉猎了不少中外名著。毕业时，他被分配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但因希望能去考研究生，“难以安心本职”，被重新分配到天津市红桥区教育局所属的一所中学教书。

　　1980年12月，在中学教学岗位工作19年后，宋恩荣手持一张北京市崇文区教育局调令，到设在教育部大院红星楼二楼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人事处报到，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走上了自己心仪的研究之路。

　　探索

　　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后，宋恩荣被分配到教育史研究室，当时这里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新中国教育”，编撰新中国教育大事记。起初，宋恩荣只干一些临时被抓差的事情，其中包括搜集、整理编辑《陶行知教育文集》《杨贤江教育文集》等。

　　经过一段时间，已过不惑之年的宋恩荣逐渐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他先在位于和平门的图书馆翻阅馆藏资料，达半年之久，随后开始有计划地走访北京等地民国时期教育文化界名人，前后费时约两年。

　　彼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在开展民国大事记和民国人物传的项目，宋恩荣多次前去了解情况，也与更多学者有了密切交往。不久，教育史研究室又安排宋恩荣去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中青年清史研究班”进修。他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研究方向渐渐明晰，觉得“民国教育史”是一个很有开发价值且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

　　后经所、室两级领导同意，宋恩荣开始试着做一些口述史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对梁漱溟先生进行了访问，接着访问了刚刚从台湾返回大陆的范寿康先生，还先后登门拜访了当时健在的诸多文化教育界名家，其中包括叶圣陶、夏衍、阳翰笙、周谷城、雷洁琼、胡絜青、陈鹤琴、楼适夷、高尔松、罗炳之（廷光）、李景汉、李一氓、吴亮平、廖体仁、吴觉农、曹刍、潘念之、常书鸿、陈志潜、堵述初、袁伯樵、李世材、魏永清、任宝祥等。

　　因为多是与文坛巨擘或学界耆宿“面对面”，所以这些“抢救性”的访谈为宋恩荣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基础。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宋恩荣决定聚焦目标，勇敢闯进当时尚属“禁区”的梁漱溟与晏阳初研究。

　　当时，有一件事引起了教育部领导的注意，即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范寿康教授从台湾绕道美国与日本，返回大陆定居，立即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范寿康来京不到一周，宋恩荣就去木樨地其住所进行了访问，并征得同意，答应为他选编一本《范寿康教育文集》。

　　这件事宋恩荣没有向单位领导请示，打算私下挤出时间自己做。由于时间没有保证，进度较慢，范寿康的儿子、哲学家范岱年与宋恩荣见面时询问进展情况。得知宋恩荣没有时间保障，范岱年就向范寿康的学生李锐反映，希望中央教科所能为宋恩荣做这件事“开绿灯”。

　　李锐知道后十分重视，随即写信给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希望中央教科所为宋恩荣创造条件，抓紧时间完成《范寿康教育文集》一书的选编。正是通过此事，中央教科所不再严格督察宋恩荣从事民国教育人物的研究了，无形中为他研究梁漱溟和晏阳初打开了一扇窗。

　　经过深入研究，宋恩荣认定梁漱溟是一位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学人，是一位卓越睿智的思想家；晏阳初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致力于社会改革运动的教育家。当时，这样的认识大有冒犯之嫌。

　　从1984年3月起，宋恩荣前后访问梁漱溟七八次，并与他的两个儿子建立密切联系。他至今仍记得梁漱溟的“语出惊人”：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的问题，“完成社会改造的工程即教育”。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就是充分调动了教育力量，以推动社会的礼俗改革、生产改进、县政改革。应该指出的是，在那样一个政治混乱、阶级压迫深重、国家主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格局下，企图以教育的力量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化构想。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梁漱溟确实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真情实感的爱国思想家。他一生从事人类基本问题的思考，而且从来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典。在任何高压下，他都秉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见解。

　　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评价梁漱溟这样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学术界的一项艰巨任务。在梁漱溟的支持下，宋恩荣选编出版了《梁漱溟教育文集》（包括《梁漱溟著作年谱》），于1987年出版。

　　梁漱溟晚年曾亲笔题写“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条幅送给宋恩荣。在为宋恩荣编辑的《梁漱溟教育文集》所写“著者序言”中，他写道：“世人以学者看待我，非我所愿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其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总本着自己的思想识见而积极行动的人，那便是最好不过了。如我在《人心与人生》中曾说明，唯圣人为能践行尽性。我一向意气承当，一生行事疵累多矣。自以为矫然不群，俯仰无愧，是病痛所在。”这些处世格言与自我评价为全面认识梁漱溟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参考。

　　1985年9月，晏阳初应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邀请，时隔35年后回国访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负责人建议宋恩荣对晏阳初作系统全面研究。

　　于是，宋恩荣将以晏阳初与梁漱溟为中心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提上日程，并直接与晏阳初书信来往，征集史料。

　　1987年7月，晏阳初第二次回国，宋恩荣于7月6日与他第一次见面，并陪同年过九旬的他登门拜访梁漱溟，有着70年交谊的两位世纪老人，跨越时空又相聚在一起，他们长时间紧握双手、促膝交流、抒发感慨。

　　更让宋恩荣感动的是，自己所做的研究有了价值：他们都是中西文化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产儿。他们都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实践家、教育家。他们在教育思想与教育实验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都早已超越了国界。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一个共同目标都是救亡图存，振兴民族，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不息。

　　1988年4月，宋恩荣随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的代表团出访菲律宾。在参加马尼拉西朗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学术讨论会时，他与晏阳初再次见面。晏阳初特别强调，“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事业”，意在强调其毕生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是将教育与文艺、生产、健康、自治这四大任务连锁推进，以培养平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以期全面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在这次会见中，晏阳初深情地表示，“你们的到来，反映了邓小平先生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魄力，也为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开创了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交流与合作的先例。多年来，母国故人时在念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990年，在收到宋恩荣主编的《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后不久，晏阳初就走完了他漫长而曲折的人生历程。2013年12月，宋恩荣主编的新版《晏阳初全集》四卷本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晏阳初从1919年至1989年的文论、演讲稿220篇、书信531件，共计224万余字，向社会呈现了这位杰出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倡导者的宝贵思想资源。

　　创新

　　20世纪80年代末，从晏阳初和梁漱溟的研究中，宋恩荣发现，中国近现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教育界名家辈出，思想丰富，于是便在北京邀集部分教育史专家召开过两次论证会。会上，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炳照、郭齐家、蔡振生，北京大学的曲士培，杭州大学的田正平，华东师范大学的金林祥等专家，经过认真讨论，肯定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最后确定由宋恩荣牵头任主编，聘请田正平、蔡振生为副主编，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报，经审议批准，立项为“八五期间部委级的重点课题”，选聘各院校与研究机构的30多位老中青专家共同完成。

　　这一研究成果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1996年以“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其中包括23位教育家的22本学术专著，历史学家戴逸先生为丛书撰写了总序。

　　2004年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德育学科组、教育史学科组专家在山东师范大学开会，研究“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指南，组长江铭鼓励大家开阔思路，争取设想出一些有开拓性价值的创新型课题。宋恩荣当时脑中就有两个新主题：一是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二是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此后，他几乎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这两个方向之中。

　　宋恩荣提出，依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开展地方教育史研究，得到周玉良和汤世雄两位会长的全力支持，会上各位专家没有任何争议地通过立项，委托宋恩荣起草了项目的“研究方案”和具体操作计划。

　　研究方案指出，“地方教育史研究，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总体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充实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性缩微。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

　　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这一研究的关键，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空间与时间组合，包括学派与学术思想的地域性分布，如先秦时期儒、墨学派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源于楚、陈、宋而流入齐，法家始自三晋等。北宋、南宋时期的关学、洛学、濂学、闽学、婺学、陆学、湖湘学等都呈现出地域性特点。

　　由于论证充分，这项课题在学科组的招标中顺利中标。总课题组主编由周玉良担任，副主编为汤世雄、宋恩荣。与各地教育行政机构的联络由周、汤两人负责，学术研究的具体操作业务问题及有关事宜由宋负责。最终完成子课题的有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山西省、江苏省、贵州省、河南省、山东省等24个省市地区，出版了“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成果《北京教育史》《重庆教育史》等18种。

　　责任

　　1992年8月，“（伪）满洲国教育研讨会”在日本东京东海大学校友会馆召开，日方有海老原、斋藤秋男、阿部洋、槻木瑞生、小泽有作、室俊司、荫山雅博、度部宗助、宫胁弘幸、佐藤尚子、佐也通夫等学者参会，中方参会的除宋恩荣外，还有东北三省的教科所所长以及旅日学者王智新。

　　宋恩荣被安排第一个上台宣读论文。不料，一位名叫玉井秀夫的日本与会者站起来十分激动地说：“我反对宋先生的发言。当年我们在（伪）满洲办学校，就没有实行过‘勤劳奉仕’，没有进行任何奴化教育。”宋恩荣答辩说：“你们自己所办学校情况我们不清楚，但可以去看日本天皇颁发的‘教育敕语’所表达的奴化主旨。伪满时期日本强力推行殖民教育的有关档案文献可查，并有当年深受奴化教育的健在者可以作证。”

　　随后，宋恩荣列举种种事实加以反驳，使玉井秀夫情绪更加激动，企图冲上讲台进行强行辩论，被主持人制止。会上，中日双方与会者相继发表论文，虽然日方对侵华期间的教育持揭露批判态度的学者居多数，但依然争议迭起。

　　宋恩荣曾前后五次赴日参加学术交流，接触了日方众多各派别的民间人士，共同回顾反思那段历史。其中，一些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士的认识态度令他感动，年近八旬的涩谷忠男（日本地域教育研究会会长）三次驾车带宋恩荣专程到京都地区丹后半岛的竹野郡间人町，访问年近九旬的东史郎先生。

　　东史郎作为一名士兵，1937年12月参与日军南京大屠杀。战后50年来，经过痛苦反思，他公布了自己当年的《军中日记》，揭露历史真相，为此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控告、威胁与攻击。1996年4月与1998年12月，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先后两次判处东史郎败诉。

　　东史郎在家中热情接待了宋恩荣，介绍了案子的审判过程，以及二战时期日本军中对士兵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情况。东史郎表示，“为了公理与正义，我还要把官司打下去，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他提笔书赠宋恩荣：“为了中日友好，我要继续控告，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促使日本认真反省自己的侵略行为。——东史郎”。

　　上述经历让宋恩荣深深领悟到，参与对日本侵华战争与奴化教育的历史研究，是中国最高教育研究机构责无旁贷的责任。1992年东海大学举办伪满洲国国际会议时，中日两国学者就协商约定开展“日中共同研究”，议定双方各自依托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会与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开展工作，中方共有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5家单位的10多位研究者参与。前后历时二十多年，由宋恩荣、余子侠主编的四卷本《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和四卷本《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史料选编》于2005年和2016年陆续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中日两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日方更是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购买《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四卷本版权，翻译成日文，于2016年在东京明石书店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名义出版。日方为此成立的“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会”，由东京都立大学小泽有作教授领衔合作。

　　1996年7月4日，《朝日新闻》刊发了“日中两国关于协力研究侵华教育史”的新闻，介绍了由宋恩荣主持的这项研究。宋恩荣至今共出版了20多部相关研究著作，取得了社会公认的学术成就。

　　1997年7月，宋恩荣过上“退而未休”的生活，他先后发起或参与各种层次的重点研究项目。因为总觉得自己做科研起步较晚，中年才实现夙愿，所以他特别珍视科研机会，常提醒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加努力。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宋恩荣几十年如一日，经年累月无休，且一贯兴趣盎然，甚至不能自拔，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先后做过6次心脏手术，但精神状态却保持良好，研究工作也一直进行。检索他历年的成果资料，竟有百余项，据不完全统计，总字数约3600万字以上，其中包括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约110万字，一般文论一百余篇，约80万字，编撰各类文献资料约3000万字，图片搜集、整理约2000幅。

　　宋恩荣的研究方法是资料先行，必须亲力亲为，不照搬照抄别人的现成资料。他主张做通史或专题史必须先从大事记入手；做人物传记类必须先从年谱入手，而且一定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研究历史，基础性功夫要下足，不能只满足于应付一般的咨询业务。

　　宋恩荣始终怀着谦卑、忐忑的心态，随时向年长的、年轻的，行内的、行外的同人们学习，努力再努力，从不懈怠。他要求自己在研究中坚持说真话、说实话，不做趋炎附势的工具，不做迎合权势无原则吹捧之事。

　　宋恩荣所要做的是通过研究还原历史原貌，虽然常受各种因素干扰，但他依然坚持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信服“史料学即历史学”，史学的主要工作首先是发掘史料与整理史料。对于那种为达到某种需要，而不惜凭空捏造历史事实，为自己一方树碑立传，甚至罗列莫须有罪名强加于人的恶劣行径，他深恶痛绝。

　　宋恩荣坚信，整理出详尽可靠的历史资料供给社会研究者，才有可能促进信史佳作的产出。对时下耐不住寂寞与单调，急功近利，只满足于空泛的大而无当、大而化之的夸夸其谈，他表示不屑。他崇尚在学术研究中的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的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装点门面的花瓶，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

　　作者：储朝晖，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教育史研究》编委会副主任，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