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健

2020年初，新冠肺炎暴发，政府举全国之力开展防疫工作，从武汉到湖北再到全国，迅速采取封城或社区封闭式管理的方式，以阻止疫情蔓延。民众时刻关注最新资讯，参与到防疫的行动中，各种媒介展示着戴口罩、勤洗手等预防传染的指南，各级卫生部门和社区也承担起宣导、规训个人行为的职责。这样的疫情应对许多人首次遭遇，但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却并不陌生。现代国家的形成，使政府在面对大规模传染病、疫情时，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上溯至民国时期，政府在面对流行性疫情时，已经表现出与传统帝国不同的应对模式，诸多现代元素被植入到防疫工作中。当下全民防疫动员之所以成为可能，与中国自1950年代起的独特经验密切相关。

早期防疫的基础

据研究，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诱发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害人的皮肤和神经组织，导致人皮肤麻木、干枯甚至变形，造成肢体残废。而麻风杆菌又因为难以被提取分离，其传播路径至今未能被人类破解。已知的传染途径包括接触麻风病人的黏膜组织或通过飞沫等方式近距离感染。麻风的潜伏期超长，平均为2至5年，最长者可达10年。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度不可治愈的传染病，麻风被传统社会赋予了颇多的符号隐喻，比如其在欧洲社会曾被称为“天谴病“，意为患病之人被上帝惩罚。又因为其传染路径高度不确定，各国社会普遍对麻风病人都有污名化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地区以火刑处死麻风病人，在20世纪一直偶有发生。

根据梁其姿在《麻风 :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一书中所述，至少在明清时期，官府已经规模化地介入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当然，他们的模式相对原始，即顺应社区对麻风病人的集体排斥，将他们集中隔离到官府建立的麻风病院中。为降低成本，虽然麻风病院接受国家财政的资助，但官府不会直接参与管理，而是让轻症的麻风病人当首领负责管理麻风病院的日常，这种角色被称为“疯头”。官府并不会为麻风病人寻找治疗之策，在当时人们认为麻风病是绝症的情况下，麻风病院的唯一功能是隔离。

刘绍华在《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中提出，近代以来，治疗麻风患者被演化为基督徒服务上帝的自我实现，麻风的医治被赋予了教化的内涵，并兼具传播福音播散教义的职能。福音化的麻风病救助，随着西方政治力量的崛起扩及全球。麻风作为落后地区聚集性的传染病，成为传教士们实现福音使命的目标。中国的现代的麻风防疫治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19世纪中期以后，传教士入华带来公共卫生体系，包括医疗机构、人才、组织，取代了清朝官府最无力的短板，在广袤的乡村社会扎根。中国麻风史上最重要的组织中华麻风救济会，即是基督教背景。宗教背景使这一组织能够以宗教为联结，获得大量的跨国资助，并应用于医疗的持续投入。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麻风病院遍地开花，后来成为基层医疗的宝贵资产。

何以这么说？因为教会医疗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容所，还培育在地化的医疗团队，并持续不断从国外输入、共享医疗技术、设备和药物。

后来，教会医院被新中国政府接管，成为建国后麻风病人收治和治疗的基础。

随着政策调整，当时的职业医生们面临转向，从欧美体系转向苏联体系。很多有影响力的医生接受欧美教育，对苏联比较陌生。面对从旧时代承袭下来的设备、技术、人才和治疗方案，以及转向苏联的影响，中国开始探索一条与集体化高度联结的防疫模式。

中国传染病防疫体制的建立

新中国要走向完全的独立自主，要与帝国主义进行完全切割，旧时代留给底层民众的疫病，如梅毒、肺结核、麻风病、血吸虫病等，是深重的灾难，是要被消灭的对象。新中国政府相信政治动员和组织军事化可以实现消灭疫病的目标。

防疫的军事化，成为新时代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个特色。1980年以前中国麻风病的防治，规模巨大、影响深远、过程低调。在集体化的背景下，国家得以组织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统计，获得跨区域、全局性的数据来制定政策。

中国在1940年代引入有效药物，并保留隔离政策。在麻风村建立之前，一些疫情严重的区域，不时仍有以极端手段处死病患的情况，成为国家制定隔离政策的依据。计划经济时代，麻风村的村民一度可以享有城市一般的定量供应保证，成为地方干部劝说麻风病人入村的重要条件。

作为麻风聚落，民国时期就由教会创办的浙江武康疗养院算是条件好的。这里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在全国都居前列，入院的大多为现役军官、机关干部、高校学生和企业职工。有很多麻风村，尤其是农村，政府采取的办法是“自足”，政府负责必要的行政费用和药费，病人主要的治疗费和生活费，由所在公社负担，实际就是由病人自行通过生产的方式解决。很多公社资源有限，这样麻风村的条件相对要艰难。以当时的条件，实行长期定量供应非常困难。这也成为集体防疫模式下，麻风病人的普遍境遇。

与明清时期隔离为主的麻风病院不同，计划经济时代的麻风村有专门的医疗队伍进行长期治疗。《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中的核心考察对象正是这批麻风医生的独特经历。

麻风病在新中国成立后已被认定为劳苦大众的疾病，但这并未给麻风病人带来太多便利，对麻风的污名化仍然普遍存在。事实上，社会中仍有不少法律和惯习对麻风病人抱有强烈的歧视，比如禁止麻风病人从事特定职业和结婚的法律，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废除。

因此，与麻风病人接触最密切的麻风医生，也连带成为被歧视的职业，在医疗队伍中居于底层。大多数麻风医生都非主动择业，是国家在紧缺人才之际，通过快速培养和分配新手医生进入此行业。他们本非完全自愿，可还是需要“专业精神”，以获得认可，这需要不断被动员，作者称之为“情绪劳动”。一旦“专业精神”不再被重视，对麻风病的污名化就会加深。

集体化的防疫模式虽然并非一无是处，比如高效的数据收集、隔离政策的落实和疗法的普及，使中国能够在大幅降低麻风病率上取得显著成就，但这种运动式的方法与专业发生冲突时，人道成本的代价就会升高。

“主体性”的召唤

1970年代开始，中国与国际合作的态度走向积极，卫生防疫事业重回世界舞台，与国际接轨，两个重要结果就是药物的改进和隔离制度的废除。重返世界卫生组织使中国获得最新的治疗资讯和协助，但也使中国的麻风治疗有了新的参照和标准，获得新的技术和药物援助，然而即使是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卫生防疫体制仍然有其坚固的一面。

老一辈麻风医生心中的“主体性”心态强烈。首先，他们并不完全相信世界卫生组织推广的新药能够改善疗效，反而认为本来一直坚持使用的旧型药物已经取得足够的成就；其次，针对世卫组织制定的“万分之一”的麻风病消灭标准，中国的医疗专家们认为中国需要执行更为严苛的“十万分之一”标准，以强调继续医治麻风病的必要性。作者列举了诸多中国麻风专家对国际标准的争议，并将其归结为“主体性”情结的某种延伸。

刘绍华著作的访谈记录中，反复提到“主体性”心态。麻风医生们在讲述过往时，其记忆往往都基于使命感，这让他们得以在个人牺牲和面对防疫工作的艰难中得到释怀。当这种心态占据了集体记忆时，遗忘也就成为可被理解的选择。麻风防疫时代的人们并不缺乏反思的能力，却少了社会监督、剖开历史记忆的土壤。他们身处其中，在“主体性”心态下懂得“全局性”地把握成就，却很少再回头直面问题。在书中作者提到了“后麻风时代”，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理解：

首先，对中国的传染病防疫而言，信息透明是毋庸置疑的最低要求，为信息不透明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案例已无须赘述。这背后的道理在于，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差异巨大，且流动性增加，而地方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恰恰会因为社会流动而演化为全国性的疫情。由此，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起真实高效反馈信息的责任，才有可能在现有集中决策的体制中获得有效的资源。

此外，动员式防疫模式是基于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物资供给方式。改革开放后，虽然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乡村中的村镇组织被保留下来，但民众对其的依赖度大幅降低，加上经济高速发展期对劳动力的强需求，流动人口大幅增加迁徙的权利由个人掌握。如果继续沿袭之前防疫模式，尽管可能纳入新技术实现对人的追踪，但如果社区按照传统户籍制度部署防疫，势必造成实践层面的错位，尤其会影响异地常住和流动人口的生活，造成诸如租户难以进小区、异地就医无法被收治的局面。从根源上讲，防疫的终极目的是救人，一套良性的防疫体系，绕不开基本的人道尊重，也应同时保障专业，最大程度上照顾到不同群体的生存权益。

最后，书中反复提及的“主体性”心态，亦有值得反思的部分。自屈辱感成为国民对近代史开端的认知以来，对于西方文明的不断回应就主导着社会心态。不论是接受或批判，人们都不自觉以其为参照物来检视自身，这甚至影响着公共决策。我们能否走出这样的迷思，亦是这部麻风医疗史留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