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超/文

父亲患病

父亲今年73岁，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等基础病史，从1月28日住院到今天，已经整整11天，这也是我和母亲开始单独居家隔离的时长。我和母亲还有三天就可以解除居家隔离观察，而父亲的情况则并不让人乐观。

父亲入院后的核酸检查为阴性，但医生认为这个并不作数，因为他的临床症状与胸片结果与新冠病毒肺炎高度吻合，所以他仍然作为疑似的重症患者被收治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就是李文亮医生生前所在的医院。

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上的。1月19日他开始出现症状，但当时除了流涕和发冷以外，既没有发烧也没有咳嗽，所以他一直是将自己当作普通感冒在用药。但他在1月21日来我家准备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到他的症状不对，并给他量了体温，体温是正常的，但我依然很坚决的将他劝离，同时家里开始通风杀毒。做完这一切，我开始出去购买药物，当时的情况下，药物虽然紧张，但好歹还是买到了奥司他韦和莲花清瘟这几种新冠病毒肺炎的常用药物。

从那天开始，我始终心神不定，但我的父母根本不认为自己会得新冠病毒肺炎，回了家继续按照普通感冒在自己用药。转眼，就到了1月23日。

武汉封城

这是在建国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作为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省会城市，武汉拥有超过1400万的管理人口和1000万的常住人口。

在1400万的管理人口中，包括近120万的外地高校学生，和大量的在汉经商、务工人员，这些人主要包括20万的温州商人，以及近300万的孝感、黄冈、鄂州、黄石、宜昌、荆州、襄阳等湖北省各地级市人口。没办法，武汉一市的经济体量即占湖北省的四成，所以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与人员都集中在了武汉。

要过春节了，他们要返乡。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人当中不少人身上戴着病毒，但封城之前离汉的他们并不知道，也没有戴口罩，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

而绝大多数的武汉本地人，出于对这个城市本能的眷恋，在封城之际，选择了坚持、坚守和坚强。

也就是在这一天，父亲开始出现发热症状。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原计划是不管如何，我们都要一起吃个年夜饭，一起穿件新衣，我当时想：这个年再难，也得过。但现在看来，情况不妙，我勒令父母在家也必须戴上口罩，并要求母亲马上将父亲关进自己的房间，不允许其离开房间半步，母亲将饭菜放在门口由他自取，并要求他们两人立即按照新冠病毒肺炎的药方开始用药。

大年三十到了，父亲的病情并未见好转，饭是不能过去吃了，但我和老婆孩子在自己家还是吃了一顿无比丰盛的年夜饭：所有的菜式都是我去母亲那里取回来的。本来这些菜是准备我们六个人吃两顿的，现在就给我们四个人吃了。

我今年43岁，经历过非典疫情，但从未有过这样惨淡的春节经历。但后面发生的一切，证明这只是我们这个家庭和武汉这座城市苦难的开始。

父亲的求医之路

2020年1月25日

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高烧达到38.8度。仅仅一天，他已经基本失去了行动能力。

母亲很着急，但她严厉地拒绝了我要过去帮忙送医的打算，她的态度很明确：就算她和父亲都死了，也不许我踏入家门半步。

母亲根据市政府政令，去找了社区，希望能由社区派车送医，但社区表示此时没有车可以派去送医，这个情况先去找社区医院进行初检，由社区医院根据情况安排接诊的对口医院。于是，母亲去了社区医院要求开转诊单，但社区医院告诉她，根据政令，病患必须本人来就诊，最后社区医院在病历上写下“请新华医院接收”，但是新华医院已经没有了床位。

母亲决定，无论如何，要把父亲送到医院就诊。

但是她没有汽车，也不会开车，只能打120求助。下午打的120，但需要送医的人实在太多了，到了晚上车终于来了，父亲已经没有了力气，在下楼的时候摔了一跤，然后大小便失禁。

武汉市第六医院接诊了父亲，同时还检查了母亲。母亲的情况一切正常，但父亲的情况很不好：肺部间质性感染，血项指标和新冠病毒肺炎症状高度吻合，医生说超过九成就是新冠病毒肺炎，但他们没有核酸检测能力，并且根据市政府防疫指挥部的政令，他们不是发热定点接收医院，医生建议父亲去十一医院进行收治。

我的母亲从香港路步行回到青年路的家中，骑上她的电动车，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独自一人将父亲送到了武汉市十一医院，也是武汉市首批定点发热医院之一。

在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以后，凌晨时分父亲终于看上了病，医生认为他是重症患者，但医院已经没有床位，医生给他开了住院证明，先登记上，等到有床位的时候再安排收治。

1月26日凌晨六点，父亲打完针，母亲骑着电动车，在寒冷的夜里和父亲一起回家，他们只戴了口罩，除此以外，什么防护都没有。

2020年1月26日

我是家里的独子，独子的好处是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只宠爱我一个，但当这个家庭发生困难时，除了我没有可以依靠的壮劳力了。

所以，我必须要站出来，因为到了这一天，我的父亲行动已经非常不便，单靠我母亲照顾他是不行的。

我要陪着父亲去就医，哪怕被感染，也得一家人一起面对生死，我不能抛下父母而独自苟活。

我的老婆、孩子、包括我的老丈人，都支持我的决定，他们一起给母亲做工作，让母亲同意我去陪护我的父亲，然后开始为我进行单独隔离的准备。最终，我的母亲不得不勉强答应了。

此时，武汉政府已经下令禁止私家车通行，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社区没有车可以派去送病患，120又实在等不起，所以我强行开车去把父母送到了武汉市十一医院，我想进医院陪父亲去打针，但母亲拒绝了，她说家里还有两个孙子，我要保重好自己，同时她给我安排了任务，让我去社区，去新华医院，去六医院，总之要找病床。

然后我就去了社区医院。

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坚守在社区医院，而社区医院的医生整个上午，没有喝过一口水，因为排队的人太多。

社区的工作人员之前就告诉我，按照今天最新的政令，我的父亲只能转诊到协和医院，可是协和医院不是定点发热医院，只能接诊，不能收治，建议我和社区医院协调一下，能不能直接开转诊单去我父亲现在就诊的十一医院。

终于等到我了，我把情况向社区医院的医生介绍了，医生听了我的情况以后很同情、理解，但是她没有权力开转诊单去十一医院，为了我的事情她们反复和上级协调沟通，但没有办法，我还是只能去协和医院，我感谢了她们，我能感受到她们的无奈，但我理解。

我去了协和医院发热门诊，结果和社区工作人员说的情况完全一致。我不死心，又去了新华医院挂号，拿着社区医院头天写的病历，要求收治，医生很理解，但也告诉我：确实是真没床位了，什么时候有床位能出来，她也不知道。

我到处打电话求助，但此刻我发现，原来整个武汉的情况已经糟糕到让我难以想象，能有医院看病就不错了，哪来的病床？而且按照我父亲的情况，依据武汉市颁布的政令，我的父亲除非去协和就诊，然后再由协和开具转院通知，再到转院所在医院再次就诊挂号排队，我的父亲才有可能被收治。但是我的父亲的身体情况，已经根本不允许他再这么折腾，再这么折腾，只会让他加速死亡。

我开始感到绝望，整个人变得气急败坏。

2020年1月27日

父亲打了两天针，但并没见好转。

今天还是只有去十一医院继续打针，我不管我妈的阻拦，我要陪他进医院。我很害怕，怕每一分钟不在他身边，就可能是永别。

这是我第一次在疫情时期进入定点发热医院，虽然我之前做了心理建设和准备，但当我进入医院大门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血往头上涌，整个人处于一种晕眩感和无力感当中，当时我的腿就软了，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还好我看见了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她们都很镇定，也非常有耐心，让我从吓得半死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

父亲已经不能坐着打针了，我们陪他在三楼输液室打针，他的运气还不错，三楼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两张床位，里面是夫妻两个人，两个人都感染了肺炎，但是看到父亲的症状比较重，本来躺着打针的丈夫让出了床位，让我的父亲可以躺在床上打针。我很感激，也很感动。

然后我下到一楼，再次将父亲的相关信息进行了住院登记，并反复核实，事后看来，这次登记很重要。

打针的时间很长，一直持续到下午，针药还是有很大反应，打完针我的父亲已经不能动了，我们就让他躺着休息，他戴着口罩睡着了。

晚上七点多，我回家取饭，一整天了，我和母亲也要吃点饭啊。八点左右，我正准备离开小区，突然听到整个空旷无人的城市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武汉加油。还有的家庭打开窗户，播放《我和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更多的人是在高唱国歌。

从武汉封城到这天为止，已经4天。曾经热闹无比、充满活力的武汉，就象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别说车，路上连个人都看不见，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很彷徨、煎熬，而对我这样的病患家属来讲，尤其艰难。当我突然听到整个城市的歌声时，我突然明白，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人，依然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依然保持着独有的乐观，我们和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依然还活着！我顿时不能自己，泣不成声，为了我，为了家人，为了这座城市以及每一个武汉人而感动不已。

就在这天晚上，武汉市发布了新的政令，在不断的动员下，全市新增了数以千计的病床。

我的父亲，由于人已经在医院无法行动，十一医院的医护人员破例允许他在医院门诊部的三楼输液室病床上过夜，并告诉我们今晚随时有可能会有床位出来，家属如果可能就在医院陪护他，虽然不能住院，但父亲只要有任何危险，你要相信我们不会见死不救的。但作为家属，我们要担着被感染的风险进行陪护。

对于我们来讲，还有什么选择吗？我和母亲已经抽空去了一趟六医院，因为政令上已经明确了六医院也作为定点发热医院了，会有500张床位出来，但我们去了以后，发现还是没戏，因为等着住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别无选择。我和母亲决定，今晚无论如何，就陪在父亲身边，就算感染了，全家也要在一起。

当天夜里凌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经过紧急改造，具备了收治新冠病毒肺炎病人的能力，于是我的父亲被紧急转院至后湖院区。在这里要对十一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他们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公平，由于等待转院的病患很多，他们是当着我们的面一个个打电话给病患家属确认是否能在40分钟以内将病患送到医院来转院的，而且是按照先转急诊再转门诊的顺序依次通知。

我的父亲很幸运，当夜即被转往中心医院。但有些人因为实在来不及，错过了这次转院，至于他们后来是否被收治，我不得而知。

我将母亲送回家中，然后自己回家单独隔离，此时是1月28日凌晨4点。

我将家里仅存的一点酒精对自己浑身上下，里里外外进行消杀，然后洗澡上床，时间指向凌晨5点。

隔离

父亲住院后，我和母亲自然要进行单独隔离。

但实际上，我后来还去了好多次医院，主要是给父亲送药。政府规定我父亲的这种情况，医药费全免，还管吃饭，但有些药不在医保用药清单上，得我们自己买。这类肺炎病人通常需要使用丙种球蛋白和血红白蛋白，我父亲的症状比较重，使用量是其他人的一倍，费用也不菲，一天需要5000元，但为了父亲能够好起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还是想办法给他买到了非常稀缺的药。钱对我们来讲已经不重要了，此刻让父亲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但我坚决不允许母亲再去医院了，她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不允许了，其实还包括心理状态。她一天要给自己量十几次体温，这已经是神经过敏了，老是觉得自己哪儿都不舒服，我和老婆、孩子每天和她打电话，视频聊天，让她的心能够舒缓下来，经过这一次磨难，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坎。

其实我也是。

每天的隔离生活，我基本无心工作，也无法静心看书，每天都在关注疫情的发展与变化，期待武汉能够早点解除封城，期待和我的同事们早日重聚，期待这个城市能够恢复活力。

我不期待别的。

只要我的家人、同事、朋友，能够好好活下去，活到这个城市病愈的那天，我觉得我就很满足，我就很幸福。

至于别的，对于我们来讲，不重要。

希望与致敬

2月7日，中央开始对李文亮医生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这一天，全国的新增及疑似病例开始减少。

武汉市经过不断动员，开设了11家方舱医院，这是全市的公务员不眠不休努力的结果，我认识不少公务员，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为了这座城市快点好起来，他们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方舱医院的建立，终于让这座城市的人民不再那么恐慌。

他们还征用了大量的酒店、学校甚至是党校，用来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的观察点，我的同事就被隔离在其中一个地点，生活很好，除了不能出房门，伙食很好，生活无忧。

为了这座城市还能有希望，公务员们已经顾不上自己的生死，而他们也已经到了生理和心理的极限。

无论如何，我作为武汉人民的一份子，向武汉的公务员致敬。

是你们，让我们终于感受到了活的希望是值得期盼的。

2003年的非典疫情，我是亲历者，我万万没有想到此生还会碰上第二次这种疫情，并且比上一次更为严重。不幸的是，病毒偏偏选择了武汉，但武汉有一群坚定的守护者，他们叫“最美逆行者”，实际上他们就是武汉的医护人员。

我父亲求医问诊的整个过程，我所见到的每一位医护人员，没有一个人回答问题是不耐烦的，虽然他们每天面对的病患数以百计，虽然他们的防护装备五花八门，还有人穿的居然是工业级防护服，但他们很镇定，至少让我感受到很镇定。

最后，我想说一说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也是我父亲所在的医院。

因为是传染病，从2月5日起，医院不再允许家属探视。我只能打电话给医生询问父亲的病情，就在今天早上，我和医生通话，他告知我，父亲的病情比较重，入院以后就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单，他很无奈和痛苦地告诉我，这个病目前没什么好用的药，他的很多同事都感染并且是重症。

在这场疫情之下，所谓的最美逆行者，只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健康，用自己的牺牲去换取这座城市的希望。

向你们致敬，无他。

结语

2020年的武汉，2020年的春节，终将成为这座城的回忆。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活到这个城市病愈的时候，所以我记录下这段时间我与这座城市的回忆，这回忆，叫做城殇。

谨以此文祭奠疫情中的罹难者和李文亮医生。

作于2020年2月7日

（作者武汉人，现在当地某企业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