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焦虑”已成为当前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但如何解决，人们却显然认识不一。多年来，一种认为中国社会道德滑坡源于宗教信仰的缺失，或者说只有宗教信仰才能挽救中国道德社会的说法，始终在中国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萦绕。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广泛的《有信仰与无信仰家族200年的对比》一文，故意曲解美国学者温希普的研究，宣扬说爱德华兹家族后裔多社会贤达，而朱克家族多社会渣滓，原因在于前者有宗教信仰，后者无宗教信仰。而读完温希普原著的人会发现作者原意强调教育和血统，并未强调什么宗教信仰。

当然，宗教信仰对人们的道德塑造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作用，完全依靠世俗，也的确很难震撼心灵，化民导善。但认为宗教信仰是挽救道德滑坡的灵丹妙药，却是夸大其词。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否一定会慈悲向善呢？且不说欧洲历史上的宗教迫害、战争甚至屠杀罄竹难书;即便今天，宗教极端主义不也是世界动荡和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吗？因此，“道德滑坡源于宗教信仰缺乏”论，抑或“宗教信仰才能解决中国道德滑坡”论，从正面说，也许是面对道德焦虑慌不择路;从负面说，它不过是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文明竞争策略。

实际上，道德滑坡在很大程度上是变革社会的副产品。不管是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还是近代的英法德美，哪个国家在转型期未曾遭遇社会结构紊乱、社会关系失调以及社会道德滑坡的难题呢？比如，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济腾飞期，同样存在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司法不公、犯罪高发等问题。幸运的是，它们成功度过了艰难，进入现代。尽管其成功的秘诀里也许有点宗教信仰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显然是社会发展与制度完善。

对于整体上宗教氛围不浓的中国社会而言，靠“宗教信仰”来约束，实际上是放弃了个人作为主体的道德担当。自省、自责与自新，即道德自救才是根本之计，更是我们文明自身所固有的内在力量。将优秀品质归结于某些群体，将道德堕落归结为另外一些群体，不仅是一种种族或宗教歧视，其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作者为《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