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中）与学生们一起用餐。

钟扬（右二）与藏民们在一起。

　　【述往】  

学人小传

　　钟扬（1964—2017）湖南邵阳人，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组部第六、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2018年3月29日，中宣部追授钟扬“时代楷模”称号；2018年6月，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9年2月，获得“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

　　有一个人的生命，记录着前人未及的巅峰——

　　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他带领团队采到高山雪莲，攀登到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他的团队找到了世界海拔最高的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并将成果无偿提供给全球科研机构；

　　他带领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植物种子的历史空白。

　　有一个人的科研，十几年前就已做到国内顶尖——

　　1996年，他根据自身研究成果，建立了基于分类本体论思想的生物学交互分类信息系统，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

　　2001年，他参与编写《简明生物信息学》，在当时被誉为国内生物信息学前沿著作，至今仍被用作高校生物学教材；

　　他主持编写《基因计算》等３部科普著作、《大流感》等６部科普译著，为科普教育事业作出卓著贡献。

　　2017年9月25日，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钟扬教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5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钟扬说过的话犹在耳边，但在严寒雪原上穿行的学生们，却再也得不到他的无私庇护。

　　为什么他几乎每天工作近20小时，16年如一日投身援藏，17年如一日参与科普，为科研教育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为什么他的心跳已到每分钟44下的临界值，却依然选择迈着不灵活的双腿，在高原上艰难行走，攀爬着基础科研的高峰？

　　为什么他在突发脑溢血后刚刚苏醒之时，就口述下一封给党组织的信，立下“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的誓言？

　　让我们走进复旦校园，走进雪域高山，走近这位植物学家艰辛跋涉而无限精彩的一生。

跋涉者

“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青藏高原，烈日暴雨交替侵袭，稀薄的空气睥睨着每一位野外工作者。然而，在无数不知名的雪山上，成千上万的植物都见过这样一个身影——

　　四五十度的陡坡，一个八九十公斤重的人在艰难攀爬，脸庞被晒得发紫，牛仔裤和格子衬衫上溅满泥浆。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每走一步都好似要用尽全身力气，可他走在一群年轻人前面，从不喊停，从不减速。

　　这就是每年平均150天在世界屋脊漫山荒林之间穿行的钟扬。

　　2001年，钟扬第一次进藏。有的人不理解：一个上海学者，为何要跑到西藏搞科研？

　　从上海到西藏，5000公里的距离在地图上也就一拃长，但在钟扬看来，却是从种质资源洼地到富矿的“穿越”。

　　青藏高原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中国高等植物物种的18％。然而这么多的物种，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彻底盘点。从一个植物学家的角度来看，青藏高原是一片富矿，也是一片空白。

　　钟扬经常跟人说：“假设西藏有一种应对癌症的植物一百多年后没有了，但一百多年前我采集过5000粒种子，并且把那5000粒种子放在了一个罐子里。后人拿出来种，即使只有500粒能活、50粒能结种子，这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带着填补历史空白的想法，钟扬一脚踏入青藏高原这片“生命禁区”，一走就是16年。

　　2014年，国庆节前夜，西藏大学。

　　“明天咱们去堆龙德庆，采拟南芥！”钟扬忙完一天的工作，筹划着第二天的“探险”。

　　堆龙德庆，藏语意为“上谷极乐之地”，然而，钟扬此行面临的却是4600多米海拔的高原峭壁。

　　拟南芥，20世纪50年代曾被编入植物志。然而，在基因技术应用之后，由于没有人在青藏高原采到过它的样品和种子，无法对其进行基因组测序和深入分析。谁一旦找到这种植物，就掌握了逆境生物学研究的新材料，也就能再现高原植物的起源进化过程。

　　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博士生刘天猛至今无法忘记钟老师带领他们寻找野生拟南芥的情景：“钟老师大口喘着气带着我们往山上爬，一边爬，一边还不忘向我们介绍采集植物的知识，从来没见他歇息过。”“他就是要带着我们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无数个这样平凡的日子，拼凑成钟扬在世界屋脊上艰辛跋涉的日日夜夜。

　　在钟扬心目中，有这样一个“小目标”：每一份种子样本，要收集5000颗种子。

　　按照采集标准，要集齐这5000颗种子，是不能在一个地方收集了事的，必须再换一个直线距离50公里以外的地方采集。

　　西藏大学理学院拉琼教授算了一笔账：集齐一份种子样本的5000颗种子，大概要跑500—1000公里。一天800公里，星夜兼程，已是极限。

　　陡坡直上直下，钟扬在跋涉。不管多远多危险、高原反应多严重，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会带领学生，在林芝、日喀则、那曲和阿里等地区采集野生植物标本和DNA样品，一颗一颗地采、一个一个地做。

　　月亮弯了又圆，钟扬的灯火不息。16年来，他带领学生初步摸清了西藏生物资源的分布特点，西藏植物研究的空白一点一点被填补，多个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保护生物学、谱系地理等领域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痛风发作了怎么办？捡根树枝就是拐杖。钟扬不愿坐在车上等，他怕学生们上山不安全。

　　野外采样开夜车事故频发怎么办？得防止司机睡着。钟扬的身子挺不住，可他硬是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和司机长夜聊天，让学生们在后座安心睡觉……

　　无法想象的苦，却总有更惊人的毅力去克服。

　　无数个野外的清晨，钟扬嘴唇冻得发紫，还要忍着身体不适给学生们做早饭，“你们年轻，要多睡会儿”；早晨6点出门采集种子，到了晚饭时间还没吃上饭，最后只见钟扬带头从地里刨开土，抓起混着泥巴的萝卜往嘴里塞，一边嚼一边说：“纯天然的东西，好吃。”

　　…………

　　那是一份持续了16年的爱。刘天猛说，平常人可能很难想象钟老师为什么这么热爱采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热爱都可能不会持续那么久。

　　太炽热的爱，往往伴随着更刻骨铭心的痛。

　　钟扬不是不知道高原反应的厉害。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扎西次仁说：“钟老师当时到了藏大，什么都没说，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他从不抱怨。每天清晨出门，为了把包里的空间尽量省下来装采样，他就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天天如此。”

　　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就是这简陋的“老三样”伴随了钟扬16年的跋涉。

追梦者

“我连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不知为什么，我的右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夹菜的右手只握住了一根筷子，而另一根筷子却掉在了地上。”

　　“我开始感受到身体内密密流淌的鲜血……”

　　2015年5月2日晚，51岁生日这天，一向精神百倍的钟扬倒下了，在意识模糊的瞬间，世界在周身无止境地旋转，他被紧急送往上海长海医院。

　　时钟回拨到2001年，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大学。

　　彼时，钟扬自主来到西藏做植物学科研，却发现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的“三个没有”：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西藏大学的老师们也并不看好钟扬：他一个从上海来的养尊处优的教授，能让西藏大学的科研改头换面？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钟扬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他坚守下来，扎根高原，这一坚守就是整整16年。

　　在复旦大学，钟扬除了担负生命科学学院的授课任务之外，还要负责研究生院的管理工作。研究生院办公室的老师说，用“车水马龙”来形容钟老师的办公室一点不为过：“从早到晚，不停有老师和学生找他，我们只好规定时限，15分钟，就连他的两个孩子有时候都是来办公室才能见到他。这还不算研究生院大量的管理工作需要他来组织安排。”

　　人们发现，钟扬是个“狂人”：就是在这样本身已经很不够用的24小时里，他硬是给自己安排出另外一份24小时的日程表——

　　21：30，从上海飞往成都，住机场附近；第二天清晨6：00飞赴拉萨，直奔野外采样；结束后，17：00至19：45，审阅论文；20：00至22：00，为西藏大学理学院本科生答疑解惑；22：45至次日凌晨4：00，与青年学者讨论科考和论文；7：00，从西藏大学出发，再次奔赴野外……

　　高原的夜，钟扬往往睡不到四个小时。

　　要知道，即便是西藏当地人，由于高原缺氧，睡得不熟、半夜易醒，往往还要睡够八九个小时才有精神起来工作，可钟扬却说：“我在上海睡两个小时，在这里睡四个小时，已经很奢侈了……”

　　与此同时，钟扬的身体正在一次又一次发出预警。

　　2015年5月2日夜，上海长海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了：脑溢血。

　　当天陪夜的学生徐翌钦被半夜三点钟的手机铃声惊醒了。

　　“谁这个时候打电话？”

　　找到钟老师的手机，才发现原来是闹钟。

　　第二天问钟老师时，他的回答让徐翌钦愣住了：“这是用来提醒我睡觉的闹钟啊。”

　　徐翌钦好像突然明白了，钟老师肩上的一副担子，有着他想象不到的重量；他多少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工作20个小时，在这20个小时内，他为了节省时间，用五分钟解决一盒盒饭，抓紧开会间隙的时间打个盹儿，他用自己的“负重前行”换来了无数个“第一”——

　　他指导西藏大学申请到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个植物学硕士点、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钟扬的坚守，远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得多、苦得多。

　　抢救后的第三天，钟扬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仍旧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可他满脑子全是工作。正好学生赵佳媛来看他，他就让她打开电脑，口述写下他对援藏的思考交给党组织。他提出关于建设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议，认为“建立高端人才队伍极端重要”。

　　2015年5月15日下午，钟扬出院，重新投入工作，而此时半身不遂的他甚至连午餐盒都打不开。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长期的高原生活、过高的工作强度、严重不足的睡眠，使钟扬出现心脏肥大、血管脆弱等种种症状，每分钟心跳只有40多下。

　　医生对钟扬下了三个禁令：不再喝酒、不坐飞机、缓去西藏。

　　没想到，才过一年，钟扬就不顾医生告诫，再次踏上高原：“我连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2016年6月，拉琼在西藏大学又见到了钟扬。

　　拉琼眼前站着的，是一位虚弱的人。在烈日的暴晒下，钟扬眉头紧锁、吃力喘息、走路不快，身上穿的还是29元钱在地摊买的那条牛仔裤。

　　拉琼本来要问：“钟老师，你不要命了？”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拉琼突然觉得，眼前站着的这个人是一名战士，一名与雪域高原的恶劣环境、与自己的余生战斗的战士！

　　钟扬这一次来，还是为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学科建设之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些事情还得继续推动。”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南蓬副教授了解钟扬：“他脑溢血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后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他说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西藏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拉琼说，钟老师是用生命在援藏：“钟老师就是陷进青藏高原里面去了。他身上的科学家气质，一是胸怀广阔、忠于党和人民；二是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做科研，绝不只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燃灯者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我是一个在红旗下长大、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学生时代，我就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天，我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不移。我愿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20多年前，钟扬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这样的志愿，这个庄严承诺从此伴随他一生。

　　2017年9月29日，最后送别的日子到了。

　　复旦大学生物楼东侧挂满了千纸鹤，倾诉着无尽的哀思，而银川的遗体告别会会场摆满了700多个花圈。

　　钟扬生前同事和合作伙伴赶来了，数十所高校的老师赶来了，还有很多中小学生和家长也赶来了。其中很多人只是听过他的一场报告。

　　为什么？钟扬身上患有多种高原病，每分钟心跳40多下，医生严禁他坐飞机、进藏，可他却越着急、越拼命，想让老天再给他十年时间，饱尝病痛折磨之时，满腔热血奉献边疆，一颗初心仍然滚烫？

　　“他即使知道再进藏是死路一条，他也戒不掉，因为那是他一颗科学家初心的‘瘾’。”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孙燕荣说。

　　没有人能劝住钟扬，因为他早已下定决心：“共产党员，就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为什么？钟扬已是863生物和医药技术主题专家组的大专家，他18年前编写的教材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他的众多科研成果蜚声国际，有多少人望而兴叹、欲求不得，而他却16年如一日投身雪域高原的苍茫天地、投身基础学科的教学与科普？

　　钟扬说，这是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雪莲带给自己的人生启示——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不由得想起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钱学森，想起用3个“不能说”告诉妻子工作变动，然后整整消失28年的邓稼先，想起在事业巅峰毅然回国、为祖国深部探测事业奋斗至生命最后一息的黄大年，心底突然涌出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孙燕荣说：“种子关系到千秋万代，既关系到人民能不能吃饱肚子，也关系到自然生态能否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在国家自然生态资源与安全层面，钟老师对国家的战略贡献一点不亚于‘两弹一星’元勋。”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家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从高速发展到稳中求进，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有一批这样的科学家无私奉献，需要有一批这样的共产党员负重前行。

　　钟扬走了，走得匆忙，没留下一句话，但人们懂得他——

　　虽然讲台上再不会有他的声音，但他对科学的纯粹热爱感染了每一位学生；虽然雪域高原不再有他的身影，但他扎根边疆的一颗颗种子早已枝繁叶茂。

　　钟扬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唯有一件藏袍是他的最爱。

　　他对妻子张晓艳说，自己亲历过天葬仪式之后，内心留下久久的震撼，他毫不避讳关于“天葬”的禁忌，反而认同藏族同胞所说的：“天葬”是灵魂不灭和轮回往复，死亡只是不灭灵魂与陈旧躯体的分离。

　　藏北草原上，万里羌塘壮美如画，原野青草摇曳如歌，那个在天地草木间艰辛跋涉的人却从此了无踪迹。

　　这里的人相信，只有内心高洁、灵魂纯粹的人，离世之后才能回归广袤大地。

　　很多人说，钟扬身上有一种“种子精神”。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王玉国这么解释“种子精神”：种子很小，但它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种子生生不息，它有前后相继的传承。钟老师在西藏采集种子，关乎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他致力于为每一个少数民族培养一位植物学博士，在少数民族地区种下科研的种子；他坚持做科普，在青少年的心中埋下了薪火相传的科学火种。

　　“像他这样播种未来的人，是胸怀大爱、心有大我的人。”

　　（作者：陈聪，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北京作协会员、新华社战地记者，曾在埃及、叙利亚等国常驻三年，回国后参与黄大年、钟扬、王继才等重大典型人物报道。已出版中东一线纪实作品集《燃泪天堂》《厌倦与天真——徘徊在天堂和地狱的边上》、报告文学《心有大我、至诚报国——黄大年》《种子钟扬》《兰考：会它千顷澄碧》，主编《新闻传播热点问题研究（第一辑）》。本文部分内容摘自报告文学《种子钟扬》。）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