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像

　　武训(1838～1896)，清末山东堂邑县武家庄(今山东冠县)人，清代平民教育家。作为行乞兴学的先驱，以“修个义学为贫寒”为理想，沿门托钵，出卖苦力，争取施舍，甚至不惜自残自贱，受尽讥笑侮辱和困苦艰难。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为近现代有识之士所效法，受国内外所褒扬，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誉为“千古奇丐”。

　　 行乞集资　创办义学

　　武训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名“训”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以示对他创办义学训导学生的支持和鼓励。武训家中仅有薄田数亩，因连年灾荒，生活不能自给。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岁的武训丧父，家无田产、衣食无着的他只得随着母亲，四处乞讨度日，幼小的心灵尝尽世态炎凉。

　　体肤的饥寒只是一个方面，伴随武训的还有精神上的饥渴，他尤其渴望读书。讨饭时，遇到学房传出琅琅书声，武训非常羡慕，每见村童入学放学，他就在后尾随，常常惹来一片呵斥。一次，因为莽撞地闯入学房，请求先生允许他读书，引得学生哄堂大笑。武训痛苦地问母亲：“我为什么不能上学呢?”母亲含泪说：“咱家穷得没饭吃，还有钱让你上学吗？傻孩子，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年幼时做乞丐，年稍长当佣工，这是贫穷的农家子弟走的生活道路。十四岁后，武训给地主当长工，每年工钱说定六千文。工钱虽少，武训却十分认真，别人不肯做的事，他也毫不推辞。接连干了三年，地主欺他不识字，拿出一本假账，硬是赖掉他三年工钱。武训急得大哭：“上天知道，做人要凭良心哪!”地主恼羞成怒，指使家丁把武训拖到街上，打得遍身青紫。武训大病一场，一连几天不吃不喝。

　　不久，武训又到一位秀才家里当佣工。一天，武训的姐姐托人捎给他一封信、两串钱，秀才把钱吞没，只念信给武训听，关于捎钱的话完全略去。后来姐姐托人问起，武训去质问，秀才不仅不认账，反痛骂武训财迷心窍。武训只好“哑巴吃黄连”，心里却深感不识字之害。　

　　此后，因为不识字，武训又多次吃苦受气，就连姨丈也拿假账骗他。伤痛使武训想到，自己一再受欺负，不就是因为贫穷不能念书识字吗?而天下像他一样的穷孩子还多得很。思来想去，武训萌生了办学的念头，决心靠乞讨攒钱兴办义学，发誓“教人人读书识字”，使穷人的孩子无钱也能读书，使他们读了书免遭人欺!自古以来，学堂除了官办，就是民间殷实人家集资兴办，以赤贫之身兴办义学，可谓旷古未闻。但武训下定决心，他为自己的想法欢欣不已，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咸丰九年(1859)，二十一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自此，武训的新生命开始了。

　　武训首先找到一位剃头匠，将发辫剃去，只在额角留一小辫，并且头部左右的头发交换着留留剃剃，以此兑换金钱和招徕施舍。这种怪模怪样的发式，他一直保留到死，并唱道：“这边剃那边留，修个义学不犯愁。”“这边留那边剃，修个义学不费力。”武训本来生得丑陋，“面貌语音，类似妇人，黧面狭额，丰颐扁口”，看起来也糊里糊涂，人送外号“豆沫儿”，如今又把头颅作践成如此奇形怪状，身上的衣服也是各色的补丁。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四处乞讨，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口里“义学长”、“义学短”，整天唱个不停。人们说：“武七恐怕是害了义学症吧?”从此，“义学症”成了他的绰号。他自己很喜欢这个名字，编了一首歌唱：“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武训将讨得的较好衣食卖掉换钱，甚至把坏一点的也卖给别的叫花子，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等，并唱道：“吃好的，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他讨饭时，人家常常给他清水喝，但他有时却先洗脸后喝下。人家问他：“这脏水哪里能喝呢?”他又唱道：“喝脏水，不算脏，不办义学真肮脏。”如果遇见乐善好施的人家多给一些钱或物，他便喜欢得打跪叩头，唱颂扬歌词：“我要饭，你得善，修个义学你看看。”

　　武训除了乞讨外，还经常给人打短工，“推磨推磨，一斗麦子六十个(六十文制钱)，管推不管箩(筛面)，管箩钱还多。”山东乡间磨面多半用牲畜，如驴、牛、骡马。武训恐怕牲畜夺了他的生意，又编了一首歌词，极力表白雇用他推磨的好处：“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在他立志办学的初期，推磨是他收入的大宗。武训还到处给人家晒粪、铡草、拉砘子、灌田、舂米、轧棉花、纺线。他会捻线缠线，制成货品出售赚钱，唱道：“捻线头缠线蛋，早晚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捻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总之，别人不屑干的事，他干；别人不肯做的事，他做；别人不会做的事，他会。

　　武训常常耍把戏给人看，博得人家的笑乐赚几文钱。他有一种“竖蜻蜓”的本领，能支持半个时辰不倒，一面竖一面爬，叫做“蝎子爬”。每当庙会和集场的时候，他就一面表演一面唱：“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竖得多钱也多，谁说不能兴义学?”武训还有时在地下学马爬，供小孩们骑弄，一面爬一面唱：“我作马，让你骑；你出钱，俺出力，办个义学不费事。”

　　武训有时甚至做出可怕的举动求人施舍，如倒提着一条蛇作吞食状，人们惊畏，立时就掷钱给他，可眼看着一条小蛇就被他吃到肚里了，并唱道：“蛇可食，不要怕，修个义学全在我自家。”他有时拿蝎子玩耍来讨钱，把蝎子吃掉，唱道：“吃蝎子，吃蝎子，修个义学我的事。”他有时拿破砖碎瓦来吃，向人讨钱：“破砖碎瓦都能消化，不能修义学才惹人笑话!”武训因为急于筹措义学款项，有些不道德之徒竟拿出几文钱引诱他吃屎喝尿。武训就是这样不惜以摧残个人身体为代价，依靠坚强毅力执著地舍己兴学。

　　同治五年(1866)，武训在离武家庄不远处，购买了四十五亩价格便宜的盐碱荒沙地，第一次拥有了土地，拥有了学田。同治十二年(1873)，武训用历年行乞积蓄，共二百一十余吊，跪请本县正直的举人杨树坊代存生息。又过了几年，武训开始购置一些田产，备作学田。同时他以三分息放贷，以获取更多资金。此后，武训陆陆续续购买土地，经过二十多个春秋，到光绪十二年(1886)，武训已置田二百三十亩，积资三千八百余吊，决定创建义学。

　　光绪十三年(1887)，柳林镇郭芬因受武训精神感动，捐出镇东门外一亩八分七厘地，作为义学校址。武训欢喜至极，立时亲到各处，购买砖瓦木料，开始修建柳林镇义学。光绪十四年(1888)，建起瓦房二十间，取名“崇贤义塾”。经过三十年努力，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一个乞丐靠乞讨兴办的义学终于出现在鲁西大地上。

　　学舍落成后，武训听说寿张县有一位文举人崔隼先生最有学问最有道德，立时跑到崔先生家里长跪不起，崔隼为其精诚所动，慨然答应出来教书。武训又到各村穷人家里劝他们送子弟到义塾读书。有的家长不愿意，武训便下跪乞求，讲说穷孩子上学的道理。义塾当年招生七十余人，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经费从武训置办的学田中支出。

　　开学那天，武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预备了丰盛的筵席款待先生，并请来诸绅士作陪，而自己却恭恭敬敬立于门外。在座的人再三请他，他也不肯。以后每逢开学第一天，武训都要先拜先生，次拜学生。

　　武训对于先生授课是否勤恳，对于学生读书是否用心，时刻记挂。一次，学生都到齐了，先生仍睡觉未起，武训悄悄推开门，恭恭敬敬跪在先生床前流泪。先生十分惭愧，从此再也不忍晚起。如果看出先生勤苦教诲学生，武训便前去长跪致谢；见到顽皮不用功的学生，武训也用长跪不起规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在武训感召下，义塾师生无不严守学规，努力上进，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学校。

　　堂邑知县郭春煦闻知武训义行，亲到乡间视察，赞叹不止。见武训衣服褴褛，即赠给银锞十两。不久，山东巡抚张曜特下示召见。武训一手提着破篮子，一手拿着打狗棒由柳林镇步行到济南。张巡抚问明他兴学的经过，不禁肃然动容，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二百两银子，又赐给他一种黄布钤印的绿簿，以便于募化。同时，巡抚认为乞丐兴学，志行卓绝，乃千古奇迹，当即奏请皇上恩赐建坊，赐给“乐善好施”字样，旋蒙清廷批准。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九日，光绪皇帝批示：“着照所请，礼部知道。”

　　五十岁以后的武训，依然讨饭、捻线，依然住破庙、吃粗粮，依然到处募化，积钱放钱，购买学田。学生们屡次请他到塾中居住，他一概拒绝。为免妻室之累，武训发誓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唱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他自己虽立志不娶，却惯好替人做媒。他自己也因此很得意：“义学症，做媒红，这桩亲事容易成。”替人说媒也是他义学收入的一宗。

　　光绪十六年(1890)，馆陶县鸦儿庄千佛寺僧人了证，因敬慕武训人格，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在杨二庄置学田八十亩，宅基一所，建房十余间，成立义塾。武训捐资三百吊，请了证主持扩充，助其办学，叫做“鸦庄义塾”。

　　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绅士施善政资助，用资三千吊，在城内御史巷筹办第三处义塾———“御史巷义塾”。任教先生王丕显受武训感召，把毕生精力献身义学事业，后人称其为“武训第二”。

　　武训渐渐年老，但他仍旧四处乞讨募化，预备不断设立新义塾。有人劝他为自己将来打算，他笑着唱道：“街死街埋，路死路埋，死了自有棺材。”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武训回到临清，忽然患起病来。在病势严重的时候，他听见学生的读书声，犹自面露微笑。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这位旷世奇人溘然长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学屋檐下，享年五十八岁。

　　武训死后，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自临清御史巷义塾起柩，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东偏。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的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学生们皆放声痛哭。

　　武训死后八年，山东巡抚袁树勋将武训生前讨饭兴学的义举苦行，禀报清廷，奏请宣付国史馆立传。旋奉令照准，并准入三县“乡贤祠”，得建“忠义专祠”，永享祀典。

　　 千古一人　盛名传扬

　　武训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通乞丐，然而这位平凡的乞丐却有一番不平凡的作为。他喊出“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口号，以行乞办义学为人生宗旨，“让穷孩子会写会算，不受人欺”，历尽艰难，“设学三州县”，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业绩。陶行知短诗《武训颂》是对其一生最好的概括：“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当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清政府赐予他“乐善好施”的匾额，封其为“义学正”，所有武训生前事迹，当时国史馆已奉令为之立传。据《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武训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

　　梁启超也专门为武训特撰《兴学节略》，以资表扬。文后总结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梁启超乃当时维新变法领袖人物，又是知识界泰斗，在其倡导下，武训受到越来越多人瞩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武训祠，并立碑为纪。民国时期，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拨款重建了武训祠，并立汉白玉雕像。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临清建造“武训纪念堂”。

　　辛亥革命以后，武训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之楷模，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对其推崇备极。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人物，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要人，陶行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化名流，或为他题词著文，或为其义学捐款。

　　经多位教育家的宣传，武训的兴学事迹被列入教科书中。1934年和1945年两次纪念武训诞辰活动，对于讴歌武训精神、发展民众教育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这个时期，全国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冯玉祥于1932～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后来陶行知创办育才中学、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有很大关系。江苏南通一所师范学校将武训画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武训为“武圣人”。

　　1945年，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题词：“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原堂邑县改称武训县，柳林镇改称武训镇，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1945年，冀南行署在柳林创办武训师范。1950年，电影《武训传》公演，《武训画传》也出版，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很多赞扬武训的文章。如郭沫若曾说：“在吸吮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穷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行乞，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1951年，武训错遭批判。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作出为武训恢复名誉的决定。

　　近几年来，在武训的故乡冠县重建武训纪念馆，连续隆重举行全国性武训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众多专家学者纷纷题词撰文，寄情言志，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享有声誉，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

　　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武训，是因为武训精神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作为四万万人口的旧中国，教育能否普及兴盛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武训办学的实质是让学堂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尤其是让穷苦子弟能够有机会读书识字，是实现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因而有人说武训是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本质上走的是教育救国的道路，其兴学多少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识。武训对社会底层具有强烈的同情心，体现了“仁者爱人”的优良传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农民教育家，武训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办学精神，是我国劳动人民优秀品德的结晶。

　　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钦敬，武训的精神受到世人弘扬。在一些人眼里，武训不过是一位乞丐，可他却流芳千古。后人有诗颂扬武训道：“莫道乞人无下场，谁如武训盛名扬？线头缠出千秋业，豆沫长留万古香。”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