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眼。杨清亮摄

南仁东（2009年5月摄）  新华社发

　　【述往】

　　学人小传

　　南仁东（1945—2017），天文学家，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1945年出生于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1963年以高考平均98.6分（百分制）的优异成绩夺得吉林省理科状元，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就读，1978年9月至1987年7月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王绶琯，获理学硕士与博士学位。1984年起，使用国际甚长基线网对活动星系核进行系统观测研究，主持完成欧洲及全球网十余次观测。1994年首次提出“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工程构想，并以总工程师的身份负责项目研发、推进。2006年，任国际天文学会射电专业委员会委员主席，为中国天文学界科学家首次在此任职。2016年，历时22年的“中国天眼”工程正式完工并启用，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在主持“中国天眼”建设的20余年中，南仁东凡事亲力亲为、鞠躬尽瘁，在工程开始阶段走遍了上百个窝凼进行选址，认真对待每一处细节，攻克了索疲劳、动光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因肺癌突然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2岁。2018年10月15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宣布，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国家天文台于1998年9月25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79694”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南仁东星”。

　　1972年，美国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口径350米。1993年，中国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新千年到来之际，阿雷西博望远镜被评为人类二十世纪十大工程之首。那时，没有人能想到，16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会出现在中国贵州。

号 角

　　“我们的落后是明摆着的。”1993年，南仁东提出要争取把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他要表达的正是，因为“落后”才应该“奋起”。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这一年在国际无线电联合大会上，国际天文学家提出要多国联建新一代功能超强的大射电望远镜。此时的南仁东任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他立刻着手联络一批天文学家，共同谋划推动此事。

　　1994年初春，冰消雪融，北京天文台院子里的树上冒出新绿，南仁东拿出了一篇包含着国际国内丰富内容的《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

　　《建议书》全文17300多字，建议人有11位，分属于我国三地天文台，还有三位中科院院士当顾问。它得到了中科院的支持。1994年春夏之交，着手选址。

　　万山深处选址，这是南仁东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农民。连片的茅草房，满墙挂着成串成串的红辣椒和金黄的玉米棒子，平生喜爱美术的南仁东很想画一幅画，可是没有时间。

　　“山里农民，再穷也会杀鸡给你吃！”那是南仁东遇见的一个震撼心魄的世界。不论去哪里，总有县乡村的干部和农民带路。无路的地方，他们就用柴刀在丛林中劈出一条来。

　　人生五十，南仁东想起学生时代唱过的那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你们怎么知道这里面有个大坑啊？”县干部问。

　　“遥感发现的。”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聂跃平是贵州人，对贵州喀斯特地貌早有研究，也是他把南仁东领到了贵州的大山深处。他们先用遥感技术捕捉到3000多个洼地，然后选了300多个圈定到数据库里，再筛选出100多个，再一个一个“用脚去选”。

　　雨衣、解放鞋、柴刀、拐杖，是他们的装备。下雨、路滑，解放鞋最耐用；拐杖，可用来防备丛林中的蛇。

　　早晨和黄昏，寒冬和酷夏。巨大的山体落差，典型的熔岩，山涧下的河谷，山里单家独户的贫困人家，长长的弯弯曲曲的石阶，两山之间的用绳索构成的桥，水声在索桥下咆哮……国家天文台、遥感所都有不少人员先后参与进来，这是南仁东和选址队员再次经历的“社会大学”。他们早已不记得这是哪个村寨了，他们只记得坐在火边仰望璀璨的星空，不论科学多么尖端，理想多么高远，仍需脚踏大地。

　　走累了，就一同坐在山坡上吸烟。一个常年卷着裤腿，一个干脆穿着短裤。这是聂跃平和南仁东重复而又重复的形象。这是一项艰辛的事业，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一个说：“南仁东啊南仁东，跟你做事就是难。”一个说：“你别想跑！是你把我领到贵州深山里来的。”

　　选址10多年，从省长到不少村长都认识这位穿短裤的天文学家——南仁东。选址也是卓有成效的。1995年10月，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推进会就因中国的选址报告，30多位外国天文学家到中国贵州来开现场考察会。

　　这个国际天文学家考察会在贵州影响深远。普定县听说大山里的尚家冲可能成为大射电望远镜的台址，就组织当地村民修了8公里通车路。那里是贫困地区，穷，当地政府没这笔经费，只能给修路的农民补贴粮食和棉花。南仁东曾对地方政府说：“不要修，不要修，还没定啊！”可是没人听他的。那个冬季，农民不畏严寒加紧修路。几个月后，尚家冲就以一条崭新的大路迎接春天。

　　修路的不仅是普定。1996年，平塘县听说新发现的大窝凼很有希望，也开始修路。南仁东再次跟贵州方面的有关领导说，还没定啊……但是，那里的农民仍然修了13公里的通车路，一直修到大山深处的大窝凼前。聂跃平感慨地说：“普定和平塘农民修的这两条路，都是在荒山野岭、岩石嶙峋的地方开出来的。要按市场经济，几千万元也不够，当时地方政府都只是给农民补些粮食和棉花。”

　　我知道聂跃平说的，并不是说农民穷，给点粮食和棉花就干了，而是说，虽然穷，但那里面有不能用金钱计算的东西。

　　贵州人民的殷切期望和真情相待，是长达12年的选址中最大的支持力量。在南仁东最艰难的日子里，每思于此，都是激励他奋起的号角

航 行

　　国际天文学家考察会在贵州召开后，美国《科学》杂志就报道了在中国贵州喀斯特洼地为大射电望远镜早期选址和预研究的报告。这个报告反映的是大多数天文学家现场考察的观感。此时的形势似乎显示，南仁东努力把“大射电”争取到中国来落户，看来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这以后，南仁东遇到的困难也开始复杂起来。

　　这个巨大的国际项目如果能争取到中国落地，意味着世界多种尖端的先进科技将会因应用于此而流向中国，也将会开启多学科的未来发展目标。正因为有这么大的好处，南仁东要想把这个国际项目争取到中国来，就有了科技之外的复杂因素。

　　1997年，鉴于贵州特有的喀斯特地貌，为了更好地争取到这个国际大射电望远镜项目，南仁东和同事决定搞一个中国推进“大射电望远镜先导单元”计划，即中间建一个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周围还有数十个小口径的望远镜，构成平方公里阵列。

　　这个500米口径的大射电望远镜取名为FAST，含义若用一个字表达就是“快”，蕴含着“追赶”“跨越”“领先”之义。

　　1999年3月，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首批重大项目“大射电望远镜FAST预研究”启动。此后，南仁东比先前更明显地感到，有一股阻止建造FAST的力量。国际上出现评说FAST过时的声音，国内也出现了附和之音。对于南仁东本人，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称之为“狂士”。2005年，南仁东60岁了，这是退休的年龄，争取多年的国际项目还没有着落，在研究阶段遇到这样的种种困难，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一次去科技部的途中，南仁东突然在车里坐不住了，在后座歪着躺了下去，“胸部很难受”。

　　南仁东从不叫苦叫累，他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坚韧。现在，他不仅肺部剧痛，还呼吸困难。坐在前座的张承民立刻对司机说：“去医院。”

　　到了附近的中关村医院，做了一圈检查，医生说根据检查情况需要专家会诊。但南仁东在医院里缓过劲后就走了。此后，南仁东多次就医都是半路上难受得过不去了，才转道去医院。在医院缓解些，开点药，不愿做深入检查，就又走了。

　　张承民曾经多次劝南仁东去医院检查病情，南仁东都说没时间。从1993年到2005年，12年了，他每一天都认为有重要的事。实际上，他生怕查出严重的病情，FAST会结束。

　　你能想象南仁东痛哭吗？一天夜里，张承民推开他的办公室，意外地看到了泪流满面的南仁东。“我60岁了，可以退休了，我没关系。可是我这些学生，他们怎么办？”

　　张承民愣了一下，才听出这是说，如果FAST做不成，这些跟他多年的学生怎么办？

　　“在这个满地都是黄金的年代，我这些学生在看星星。”这是南仁东对他的博士生、硕士生们的最高评价。“他们跟我跑山沟，做的这些跟现在的经济环境格格不入。他们怎么办？”接着，南仁东又说，“参加预研究的，还有那么多专家，怎么办？”

　　从1993年开始，南仁东就联系了全国20多家大学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我们看到那么多“聂跃平们”，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最佳的科研时间，投入到这项预研究之中。

　　听懂了南仁东的话，张承民感到震撼。原以为他心里只装着FAST，没想到他心里满满地装着他的学生，还有参与到预研究中的众多科研人员。

　　此前，南仁东对建造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征求过一位外国友人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一个连汽车发动机都做不好的国家，怎么能做‘大射电’望远镜？”对方并无恶意，但这句话连同10多年的往事，激起了南仁东痛彻的反思。多年来，我们多是引进外国零部件组装产品，自己只做外壳。缺少自主研发的高新技术，岂能不落后！

　　有一天，南仁东讲到了自己十分敬佩的“两弹一星”科学家。当年，中国的科技、经济条件都落后，能搞“两弹一星”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青年时听过的这句话重新回到他的记忆里。

　　为什么我们今天反而不够自信？在那段艰难岁月中，南仁东最大的收获就是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必须找回“自力更生”。

　　2005年11月，南仁东在中科院召开的院长办公会上提出，要向国家申请FAST立项，由我国独立自主建造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2006年7月，南仁东一直在争取的国际项目的申请方案被否定，该项目由国际组织确定在南非和澳大利亚建造。而就在这年7月，国家发改委批复FAST工程正式立项。

　　这一天，FAST团队一片欢呼。

　　这一天，张承民到南仁东的办公室，听到他的电脑里在播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南仁东问张承民：“你曾经给我讲过，麦哲伦出发时跟船员怎么说的？”

　　“那是我从书里看来的。”

　　“你再说一遍。”

　　“麦哲伦说，我们将开始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航行。我们中间有些人会葬身大海，不可能所有人都回来。但是，我们将会证明，地球是圆的。”

　　南仁东鼓掌，一个人的掌声。

　　接着，南仁东把他的学生和团队成员集合起来，开了一个大家印象深刻的会。他说：“FAST立项，不意味着胜利，我们只是刚刚出发，就像哥伦布、麦哲伦刚刚出发那样，前面还会有想象不到的风浪。但是，我们FAST团队，正向宇宙的深度进军，这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远航。我们将去证明，人类的探索，可以到达一百多亿光年以外。”

自 信

　　张海燕曾这样评价她的博导南仁东：“南老师总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可我们觉得他是理想主义者。”我想这二者都存在于南仁东身上，构成了他的力量。

　　南仁东从内心深处找回了“自力更生”，他找回了真正的自信。这包括，即使你有气吞山河的自信，但你仍然要懂得重视面对的重重困难。

　　在现实中，这个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一经决定由我国独立自主来建设，就进入了快速推进阶段。全国踊跃参与这项大科学工程建设的有近200家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他们迸放出的研发力量，以及地方政府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力量，都在“自力更生”的旗帜下，瞬间被极大地释放出来。

　　2008年12月26日，中科院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在大窝凼共同举行FAST工程奠基典礼。2011年3月正式动工建设。

　　这期间，FAST在索网上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技术难题，寻遍世界同类顶级技术，都无解。如果不能及时攻克，对整个工程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南仁东投入研究，失眠连着失眠。

　　“安眠药吃少了睡不着，吃多了闹钟都不管用，必须有人守着时间负责把他叫醒。”

　　“那些日子，南老师的头发，每一根都是竖着的。”南仁东的学生们这样描述。

　　在南仁东亲自投入和指导下，全国多家科技企业协同攻关，历时一年半，经过了近百次的试验和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有用的。”南仁东一次次研究失败的原因，不是沮丧，而是研究得入迷。终于，这项世界性的难题得以攻克，并达至世界顶尖水平。

　　2015年3月，南仁东病倒了，肺癌晚期。这一年他70岁，手术后身体虚弱，嗓音沙哑到说话都困难，断断续续。这年秋天，他返回工地继续指导FAST的安装工程。此时，同事们只有贴近他才能听清其声音。

　　2016年9月25日，是中国科学史上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天眼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启用典礼。

　　此前，南仁东因病情再次加重，被送回北京治疗。但在典礼的前一天，他又从北京飞到贵阳，于24日下午到达天眼基地。南仁东奔波了一天，同事们早早在综合楼前迎接，要他赶紧先去休息一下。但是，南仁东还没有看到这个巨大望远镜完全建成后的模样，他执意要先去看看。

　　没有人能够阻止南仁东。“我的安全帽呢？”他的声音更小了。

　　有人跑去拿来了安全帽。南仁东戴上后，人们看到他兴奋而威严的表情，俨然像一个将军。

　　小车把南仁东带到了FAST近前。他下了车，同事和学生要护送他，这是情理中的事。但是，大家完全没有想到，他阻止了众人：“你们就送到这里，让我自己走过去看。”

　　“我们陪你过去看。”南仁东的博士生说。

　　南仁东平静地摆摆手，他已经热泪盈眶了。

　　南仁东没再说什么，转身就朝FAST走去，仿佛有一道不可抗拒的命令，大家止步看着他前行。

　　2016年9月24日，中国贵州高原黄昏的夕阳又大又圆。戴着安全帽的南仁东一步一步向FAST走去，身后只有紧紧跟着他的那只狗——凼凼。

　　火红的夕阳，映照着一个老人、一只狗，还有他们身后长长的背影。你可看到，夕阳下，南仁东的背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那片生养他的土地。前方，就是他为之奉献出一切而终于建成的500米口径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FAST的胜利建成证明，中国的科学家和建设者们，一旦真正找回“自力更生”，其内部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创造力。

　　沿着高高的平台，南仁东和凼凼踏上了FAST高高的圈梁。这是FAST的最高处。在这里，一个有30块足球场大的超级望远镜球冠反射面一览无余。

　　从这里往下看，有多高？FAST从底部到顶部的垂直高度为138米，刚好是北京奥运会体育场“鸟巢”垂直高度的两倍。

　　多么壮观啊！这就是中国天眼！火红的夕阳在巨大的球冠反射面上射出绚丽无比的万道金光。此时的南仁东早已泪流满面。

　　同事和学生看到南仁东双手扶在天眼圈梁的栏杆上，俯身朝下看，串串泪珠滴了下来，从高高的圈梁上落向那金光闪闪的望远镜。

感 动

　　9月25日，新的一天到来。一轮朝阳蓬勃而出，照耀着万山丛中的中国天眼。

　　在一座历史性庆典的讲台上，巨大的宽幅蓝色背景衬托着洁白的大字——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刘延东在讲台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的贺信。信中第一段写道——

　　“值此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之际，我向参加研制和建设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建设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信中还写道——

　　“浩瀚星空，广袤苍穹，自古以来寄托着人类的科学憧憬。天文学是孕育重大原创发现的前沿科学，也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战略制高点。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它的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在这封贺信里，FAST第一次被称为“中国天眼”。

　　这一天，南仁东陪着一批国际天文学家参观了中国天眼。他们中有因发现脉冲双星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瑟夫·泰勒，有美国国立射电天文台台长、美国阿雷西博天文台原副台长、英国射电天文台前任台长、荷兰射电天文学研究所前所长等。

　　菲利普·戴蒙德是国际大射电望远镜SKA计划的总干事，他曾经考察过开工建设之前的大窝凼，面对现在的景象，他发出感叹：“从几年前的一片荒芜，到现在可以运行，真的很伟大。”“非常非常精妙的系统，全部自动化控制，令人信服。”

　　在漫长的10多年选址中，当初新生的婴儿都快小学毕业了。FAST还没有立项时，贵州人民仍然给予它持续不断的支持，终于获准立项了，终于开工了……

　　从无人机航拍下的照片里，我们能看到，那么大的设备，那么长的钢梁，那么重的零部件，都是当地农民“蚂蚁搬家”运进大窝凼的。

　　2017年1月，10位科学家获2016科技创新人物奖，南仁东名列首位。这也是南仁东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在经历治疗后头发花白而稀疏，平时不肯出头露面。

　　南仁东推辞了。

　　但听说这个颁奖仪式中央电视台要向全国播出，南仁东又去了，出现在颁奖盛典的舞台之上，双手自握着躬了一下身，仿佛是在敬礼。

　　此时，许许多多的往事在南仁东的脑海里沸腾……他来这里，实际是要借央视这个平台，向贵州人民最后说一段不能忘怀的话。他的话语沙哑，断断续续——

　　“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把千万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放在，一两分钟内……我在这个，舞台上，我最应该做的，就是感激，感激！

　　这个，荣誉，来得，太突然，而且，太沉重。我觉得我，个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我知道，这份，沉甸甸的，奖励，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一群人的。我，更不能忘却的，就是，这二十二年，艰苦的岁月里，贵州省，四千多万，各族父老乡亲，和我们，风雨同舟，不离不弃……我再一次，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帮助过FAST……谢谢！谢谢！”

　　这段话不够完整，但每一个字都是南仁东说的。这是他留在视频里的最后形象，是他要表达的最后声音。

　　2019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此时此刻，我特别要提到一些闪亮的名字。今年，天上多了颗‘南仁东星’……”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还讲道：“2019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一路走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新征程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这段抚今追昔的话语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两次被提及。

　　追思“中国天眼”艰苦卓绝的建造历程，我以为最大的成功不是哪一项技术的创新成就，而是找回了“自力更生”。

　　“时代楷模”南仁东坚定而自信地找回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力”中包含着“独立自主”，“更生”则把前途和结果也讲了出来。独立自主，不是有没有足够能力的问题，而是只有独立自主，才能充分施展出自己的创造力。我以为，中国天眼是国之重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更是我们宝贵的国之重器。

　　王宏甲，福建建阳人，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2004年首批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全军新作品一等奖等。著有《新教育风暴》《智慧风暴》《中国天眼：南仁东传》《中国精神》等。

　　（作者：王宏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