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飞

　　摘要:　18世纪是英国慈善史研究中一个重要阶段,为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英国慈善事业,有必要对过往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尽管相对来说,有关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但仍可以从中辨识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施者的角度和受者的角度)以及比较研究、地方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其他学科理论影响下,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领域实际上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　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研究

　　中图分类号:D5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4-0006-06

　　收稿日期:2008-11-15

　　慈善事业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中世纪到现代福利国家形成,不同形式的慈善在英国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18世纪更因慈善事业繁盛而被当时的英国人誉为“慈善的时代”,在英国慈善史和福利国家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新、旧济贫法和现代福利制度一直是英国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重头戏”,在慈善史研究以及与慈善直接相关的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研究中又往往强调16、17世纪和19、20世纪,18世纪的慈善事业研究相对被忽视。这种研究状况与其当时的发展繁盛以及重要地位很不相称。本文拟就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研究状况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以期对英国慈善史和18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有所助益。

　　W.E.H.莱基和B.K.格雷是较早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两位学者。莱基在其《18世纪英国史》中认为,18世纪慈善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安妮女王时期教会慈善活跃阶段;然后是1714—1760年热情逐渐消退、几乎完全感觉不到慈善和改革精神的阶段,此时虽有个别例外,但整体上是区别于之前和之后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乔治三世时期,这一阶段慈善和改革精神再次高涨起来[1](p·263)。B.K.格雷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由于弃婴医院、诊疗所、收容所、少管所、孤儿院等慈善事业的发展,1714—1760年并不是慈善贫乏阶段,而是同前后两个阶段一起形成了连续增长的特点[1](pp·263~264)。他的《英国慈善史》一书将研究时段确定在修道院解体到第一次人口普查之间,即英国宗教改革到1801年,根据当时慈善组织和机构的报告、时人评论或著作以及布道、演讲辞等材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18世纪英国在慈善事业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是了解18世纪英国慈善的重要参考著作。在莱基和格雷之后,又出现若干部奠基性的研究成果。20世纪30年代,M.G.琼斯以18世纪慈善学校运动作为研究对象,详细考察了这种当时最广泛的教育运动在英伦四岛(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的发端、发展和成就[2]。20世纪60年代,随着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与深入思考,有关英国慈善事业的研究逐渐多起来,其中D.欧文的《1660—1960年的英国慈善事业》涵盖了18世纪在内300年慈善发展的历史,是英国慈善史研究比较权威的著作。此外,欧文还在琼斯研究的基础上,概述了1660—1960年英国教育和其他慈善团体的发展[3]。但是大体来说,欧文更偏重于对19世纪的研究,而对18世纪的研究相对稍显薄弱[4]。D.T.安德鲁的《慈善与治安》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补充。她着眼于伦敦,探讨18世纪慈善事业在该城市的扩展,以及慈善事业扩展与时人从事慈善的目标、穷人的地位、经济性质、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关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慈善事业的目标[5]。慈善立法研究也是慈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G.琼斯全面总结了英国1532—1827年的慈善立法,但是他的著作侧重于法令的构建和实行,只是在对解释法令发展有必要的时候才提及慈善团体和济贫[6]。N.阿尔维的《慈善与慈善立法简史》将慈善从中世纪到福利国家的发展归纳为四个时期,认为中世纪时期慈善首先是为个人救赎提供的一种方式,近代早期富人与中产阶级将其看作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18世纪末与19世纪慈善成为人们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福利国家形成以后则需要考虑新时期的慈善与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阿尔维对慈善法发展史的梳理简略而不失精当,其中对18世纪慈善事业特点的总结也很有启发意义[7]。这些研究大多长于概括,为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研究奠定了基础。

　　传统的慈善研究主要是从施者(giver)的角度出发,考察施予慈善资源的主体。根据施者的性质,这类研究主要有四种路径:国家立法和地方管理在慈善发展中的作用;教会、宗教组织或团体与慈善发展的关系;社团、协会和某些组织机构对慈善的影响;慈善家、改革家等个别人物和他们的慈善事业。这四类主体因在慈善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留存材料的丰富性,最先成为英国慈善史学者的研究对象。

　　17—19世纪期间,慈善与国家行为的区别还不是那么明显,“慈善”所涵盖的内容比较宽泛,所以史学家在提及这一时期的慈善事业时,大多将国家立法(主要指济贫法)与地方管理也列为慈善的一种,即所谓“立法慈善”(legal charity)。B.K.格雷在《英国慈善史》前言中提出的标准是:“来自施者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对受者的权利要求做出回应。”[1](p.ⅷ)无论他提出的这一标准是否合理,学者们普遍将国家立法与地方管理看作一种慈善行为,这是不争的事实。J.英尼斯接受A.艾明豪斯的观点,认为就福利(welfare provision)而言,在欧洲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管理之间存在着分工,国家的角色是立法、调整以及监管,地方的角色是积累资金、认定值得帮助的人并管理具体的救助活动[8]。关于国家的这种角色,N.阿尔维的《慈善与慈善立法简史》有比较清晰的概括,具体到近代早期,1601年制定的济贫法就是国家律令指导的集中体现。B.K.格雷在比较了18世纪和17世纪之后,似乎有些缅怀国家在18世纪以前承担济贫责任的意味,认为国家决定慈善事业的原则在纷争年代中被遗忘了,而后也没有继续下去[1](p.79)。地方在慈善中扮演的角色可在M.D.乔治的《18世纪英国贫民》中得到全面了解,该书作者认为,高度的教区体制是1662—1782年间济贫法管理的突出特征;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教区不仅负责管理,而且影响法律的普遍原则,教区官员被赋予相当大的责任,一时间形成了教区自由放任的局面[9]。

　　关于教会及宗教在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史学家们的看法有所转变。20世纪初流行的观点认为,在近代早期,慈善由基督教会的部分工作变成了一种社会机制,由原来的个人或教会机构管理变成了国家和政府机构的重要功能。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社会观念的转变,贫穷曾被视为无辜,而后却被怀疑;济贫越来越物质化和世俗化,但这是迈向现代社会福利的必然步骤。T.M.萨夫利认为,这种社会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创立了一系列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概念,如神圣和世俗、理性与非理性等等。但是实际研究表明,认为传统的宗教意义的慈善不再发挥作用还为时尚早[10]。J.英尼斯也认为,虽说宗教机构所掌握的可用于济贫的财产在减少,但是宗教和教会的作用绝非就此完结。

　　首先,受到革命冲击的教会,在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时,由于反革命政权往往迫切地想与之合作,其不利的地位和遭受的损失至少会有不同程度的扭转;其次,考虑到国家的人力财力资源有限,即使是漠视教会的政治与社会作用的政权也不得不承认,教士、教会成员和信众组织在维持福利方面是不可或缺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基督教知识促进会( Society of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对慈善学校的发展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迪奇菲尔德分析了英国基督教一位论派的特殊性对其慈善方式的影响,认为一位论派对国家权力的批判和对个人觉悟的信念是他们推动家庭慈善(Domestic Missions)的重要原因[11]。18世纪末19世纪初主日学校的发展也是由于宗教和教会的作用。有学者认为,非国教徒和国教福音派对主日学校的开办有着直接影响。17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对待宗教的态度变得认真起来,教育年轻人便是这种宗教复兴的结果[12]。

　　18世纪英国出现社团蓬勃发展的现象,这一点不仅为本国人所承认,也为外国人所认可。P.克拉克在城镇研究和啤酒馆研究的基础上,将注意力集中于1580—1800年间英国的俱乐部和社团,探讨了当时自愿组织或社团出现的时间、原因、形式、人员组成、活动场所及活动内容、稳定性与有效性、对社会的影响等等,慈善社团也在其研究之列,但只是作为个案以阐述社团的影响及其在当前志愿主义(voluntarism)和市民社会讨论中的重要意义[13]。J.英尼斯指出,从统治者和政府的角度来看,慈善社团像教会一样,能够提供人力和资金[8]。R.J.莫里斯认为,1780—1850年间志愿社团的发展是和中产阶级的参与分不开的。大多数社团受中产阶级精英的支配,其成员主要来自中产阶级[14](pp.95~118)。关于中产阶级社团与慈善关系的问题,特别是18世纪的情况,目前主要是从中产阶级研究中体现出来。L.达维多夫和C.霍尔认为,18世纪后期,英国中产阶级在公共领域的活动逐渐从俱乐部和非正式集会过渡到了更加正式的组织形式其中第一大类便是慈善社团。由于慈善事业需要妇女参与,由她们来处理一些和女性相关的事情,中产阶级两性活动领域严格分开的特点在慈善社团中难于保持,从而使慈善社团成为表现中产阶级性别对抗的公共场所之一[15]。除了社团之外,济贫院、医院、收容所等慈善机构在18世纪也有所改善或创新,这方面的研究是济贫法史、医疗史、残疾人研究等专门史的重要内容[16]。

　　18世纪的慈善家为数众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乔纳斯·汉韦、约翰·霍华德和威廉·威尔伯福斯。乔纳斯·汉韦可谓18世纪商人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的典范,弃婴、妓女、家仆等等均是他救助的对象,而且他勤于笔耕,身后留下大量文章著作,为了解他的思想及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丰富材料。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可参考J.H.哈钦斯的《1712—1786年的乔纳斯·汉韦》[17]。通过对乔纳斯·汉韦的研究,J.S.泰勒转变了原来认为汉诺威王朝时期的社会粗俗又自私的观点,而开始强调人道主义在18世纪的发展和公众良知的觉醒[18]。约翰·霍华德是英国监狱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在发现监狱制度的弊端后,他遍访各地监狱,将所见实际状况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下来,以期唤醒公众良知,迫使国家有所作为。W.盖伊认为,霍华德不仅是慈善家,还是伟大的统计学家。

　　后来他又进一步提高霍华德的历史地位,认为正是由于霍华德发现了或者说发明了处理社会不健康现象的方法,因而使得现代文明社会逐渐名副其实[19]。换句话说,以霍华德为代表,公共舆论开始针对国家权威表现出批判性的特征。在这方面,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与监狱改革运动颇为相似。废除奴隶贸易运动的领导人是威廉·威尔伯福斯,他虽然出身商人,却有着显赫的社会声望,这与他积极参与废除奴隶贸易运动有很大关系。对他的研究除传记之外,多见于大量的废除奴隶贸易研究及奴隶制研究作品中[20]。实际上,除上述三人外,18世纪还有许许多多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比较有名的如创办慈善学校的托马斯·布雷和罗伯特·内尔森、资助医院的托马斯·盖伊、倡导主日学校的罗伯特·雷克斯、关心儿童的托马斯·克莱姆、以及同样反对奴隶贸易的格兰威尔·夏普、托马斯·克拉克森等。国外慈善史学家对这些人物及其事迹也有一些研究[21],可惜国内对这些研究成果引进很少。

　　在现实的研究中以上几种研究路径常常是综合使用的,学者们会从两个、三个甚至四个角度去考察慈善事业,这和慈善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从事慈善事业的个人很可能参与了某个社会慈善团体,慈善团体的活动有时依托教会组织,而教会组织对其公共救济资金的调度使用又离不开国家的指导,这种相互关联和纠结的状况是学者们不得不采用综合的方法和路径对慈善事业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

　　当前的慈善研究越来越重视受者(receiver)的感受和行为,关注受者在慈善活动中与施者之间的互动。从根本上说,这种研究取向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影响,其“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主张,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推动了对普通大众的研究。慈善的受者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口,即“穷人”或“贫民”,他们的集体行为或集体意识首先进入史学家的研究视野。D.T.安德鲁对18世纪伦敦报纸上求助申请的研究有一定代表性。她概览60年间穷人在伦敦报纸上发出的求助广告,并对其种类和发展趋势进行总结,认为这些求助广告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骤减要归因于助贫的理性化倾向、福音派思想的影响等[22]。在她之后,慈善研究的对象逐渐从抽象的、普遍的人民,转向具体的、个体的人,这显然与E.P.汤普森和英国劳工史学的影响有关。这种转变的趋势是,近年来贫民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方式引起了学者们相当浓厚的兴趣,贫民为生存下去而采用的各种办法乃至铤而走险的策略成为热门话题[23]。慈善是贫民的生活来源之一,在研究贫民的生存策略时,一些学者注意到慈善的作用。S.欣德尔考察了诺森普顿三个教区在1600—1800年间的公共权利、教区救济和慈善,认为在穷人的多种生存策略中,象征依赖地位的慈善和教区救济显然没有象征独立地位的公共权利重要,穷人对圈地的反抗就是绝好的证明[24]。这一研究结果提醒我们,不能把慈善作为生存资源在贫民谋生策略中的地位估计过高。同样是将慈善作为贫民生存资源之一来考察,S.劳埃德分析了慈善在贫民生存策略中的物质与文化内涵。她利用伦敦慈善学校的记录说明,受者从慈善中得到的好处和意义在于,他们有可能在接受慈善帮助的过程中受到鼓舞,开始重视获取这种资源的经验,进而寻找或创造更多机会以得到慈善救助[25]。这一观点实际上说明了,受者在慈善行为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有其主动性的,甚至慈善行为的产生都不排除是受者有意促成的结果。

　　在目前的慈善研究中,还有两种研究方法值得注意。一是比较的方法。休·坎宁安在《慈善、慈善事业与改革》一书前言中说,该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分析不同国家的慈善传统有何不同,以及在面对相同问题时不同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会采用相同的解决办法[26]。这其实就是提出了比较研究的问题。J.英尼斯认为,对宗教改革以后150年间的慈善与社会秩序重构,历史学家不仅注意到个别国家的经验,而且对比较研究也表现出很大兴趣;但是对于从光荣革命到格拉斯顿———也就是启蒙、革命和自由主义兴起的时代,无论是综合研究抑或比较研究都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对个别国家的研究也很少关心个别经验与范围更广阔的欧洲经验之间的关系。然而实际上,通过综合和比较来解释其相似性和差异性,并探讨从中反映出来的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以及政府的不同性质,揭示其影响和交流的模式,都是很有价值的[8]。欧洲各国由于在地理、经济、宗教和文化上的密切关联,是进行比较研究的最好的对象。J.J.H.德克尔勾勒出慈善事业在尼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所采取的不同方式,考察了把不同国家的慈善活动联系起来的慈善旅行,并以改善贫民子女处境这一独特的慈善活动做为个案,强调现代慈善事业和基督教慈善传统之间的共性特征。鉴于英美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一些历史学家还就刑法改革、城市贫困等问题讨论了两国的异同[27]。总之,对慈善事业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比较研究主要选择欧美作为研究对象,而很少涉及欧美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还有待开拓。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研究方法,是从地方史的角度研究慈善问题。S.金非常强调从地方史角度研究贫困与福利问题,他在《1700—1850年英国贫困与福利》一书中,试图通过描绘贫困在地区范围内的全貌来说明大众“谋生经济”(economy of makeshifts)的性质[28]。E.M.汉普森则考察了1597—1834年济贫法在剑桥郡的实行情况[29]。

　　上文提及的S.欣德尔对诺森普顿三个教区的公共权利、济贫和慈善的研究,也是从地方史角度进行研究的典型。研究国家政策在地方上的执行情况亦属此类,在这方面,P.斯莱克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他试图证明个别地方的试点经验往往能为立法提供设想和模式[30]。但是由于P.斯莱克长期以来对城镇史的浓厚兴趣,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城镇,这就为S.欣德尔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余地。《1550—1750英国乡村济贫的微观政治》是在继承斯莱克成就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在这部著作中,欣德尔不仅关注各种济贫实践对教区内部、教区之间社会关系性质的影响,更关注乡村社会中的济贫经验,力图就资源分配的地方协调问题做出开拓性的研究成果[31]。

　　比较研究和地方史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既可以为传统的研究路径所采用,也可以在当前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当中发挥作用,对于深入理解慈善的国别差异和地方差异都是很有意义的。

　　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对英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越来越多,并且取得了一批出色的研究成果。但是最初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福利国家与福利制度,而慈善事业只是被当作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有关专著大多偏重于考证、归纳、概括,而不大重视价值判断[23](p.3)。受马克思主义“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思想的影响,慈善作为贫民生存策略之一受到关注,从研究视角到研究深度都有新的进展。目前,一方面随着福利国家陷入新的困境,包括慈善事业在内的志愿行为重新引起人们注意;另一方面,由于公共领域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方力量(另外两方是国家与个人)的一部分,也进入到有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讨论当中。实际上,慈善事业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等都有密切关联。在英国慈善史领域,特别是在18世纪慈善事业研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很大的拓展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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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