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发轫近影

　　中国“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叫戚发轫。

　　在中国航天人中，戚发轫是全国人民比较熟悉的一张面孔。究其原因，除了他出镜率较高外，主要的一点是他有一头引人注目的白发！戚发轫1933年4月生于辽宁复县，195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由于儿时国难当头，饱受日本人的欺辱，强国的梦想从小便在他心中滋生。我最初与戚发轫总师相识，是在20多年前的西昌卫星发射现场。那时的我还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一个青年军官，戚发轫则是“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副总设计师。那时的戚发轫很精神，什么时候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每日傍晚，我们沿着峡谷一起散步，谈论的话题自然是卫星。90年代初，我写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地球村》时，与戚发轫有过多次交谈，那时的他还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对航天事业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在此后的10多年里，我们在发射场又有过多次相遇，他依然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而我们的话题除了卫星还是卫星。但2003年的春天，当我在北京航天城与他再次相见时，却吃惊地发现，戚发轫已不再是过去的戚发轫了，他脸上那副标志性的乐呵呵模样不见了，我看到的是无尽的疲惫与焦虑。最明显的变化是，他当年满头青丝，如今却一头白发！而我们谈论的话题也不再是卫星，变成了飞船！通过与他无数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为中国航天事业拼搏了近半个世纪的戚发轫，这次的确是老多了！他像一位纤夫，一直低头用力，而背上始终勒着生活与工作两根纤绳；在中国航天的崖岸边，只给我们留下一串串沉重而坚实的足印。

　　59岁受命搞载人飞船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搞载人飞船，戚发轫开始时并不积极。尽管当年的他也有过“飞天”的梦想，但当飞船的总设计师却并非他的志向。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是戚发轫这一代科学家的毕生追求，至于个人得失、职位、名誉，他们的确想得很少。戚发轫当总师这年，差一岁就六十了。中国有句老话，“三十不学艺”。可他年近花甲，已到颐养天年的年纪，如果还要到一个新的领域去拼搏一番，就像一个优秀运动员最后一次出场竞赛，有可能抵达事业的巅峰，也可能会跌入人生的低谷。何况他心里非常清楚，载人飞船绝非一般任务，不仅周期长、要求高、难度大，还将面临种种风险！于是他心里便有了种种担忧与顾虑，甚至还有些发怵。

　　戚发轫说，我当年并不是一个载人航天的积极支持者，飞船总师也不是我主动争取的，而是组织安排的。这事上面怎么考虑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当五院院长的时候，上面有明文规定：当院长就不能当总师。主要是怕精力不够。所以在1992年上半年就免去了我“东方红三号”卫星总师的职务。但载人航天工程上马后，领导又找我谈话，要我当飞船的总师。我说，当了飞船总师，这院长是不是可以不当了？领导说，总师要当，院长也要干。这下可麻烦了，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第一，我已经59岁了，60岁就该退休了，这么大把年纪还去接手那么重大的任务，又是一个崭新的领域。而且，飞船这东西不是几天就能完事的，自己能不能胜任，我心里没底。第二，我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搞到“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和搞卫星的这支队伍摸爬滚打一起搞了20多年，彼此非常熟悉，非常默契，同甘苦共患难，甚至生死相依，感情深得很呐！比如，1994年发射“风云二号”卫星时，卫星在厂房突然爆炸，厂房的玻璃墙都给震碎了！当时我们一帮人正在测试设备，气流把厂房的门一下关死了，怎么也打不开。有毒的烟雾滚滚扑来，电也停了，唯一的逃生之路，只有从门上的一个小窗户爬出去。我把同事们一个个从窗户弄出去，最后只剩我一个人了。等我爬出窗户，跑到第二道门的时候，就出不去了。我以为这下完了，没想到我的同事出去后，发现我还没出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冲了回来，把我救出去了！后来飞机来了，不少人受了伤，却不上飞机，要去抢救卫星的设备。这种感情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想，现在要让我离开这支队伍，改行去搞载人飞船，我怎么舍得啊！再说了，搞飞船，人马在哪？重新组建队伍比搞技术还难！而要互相协调，达到默契，就更难了！第三，搞飞船比搞卫星风险大多了。搞卫星就算失败了，是个铁疙瘩，不是人，大不了再打一颗，怎么都好说。但搞飞船不一样，有人坐在上面，万一有个闪失，责任可就大了！所以我当时就想啊，这个飞船总师还是不干为好。但领导找我谈话说，老戚啊，你就别犹豫了，干吧！我就很为难了，心想，如果不干，又违背了我的性格，因为我是一个几十年都听从组织安排的人。我大学毕业后，从飞机设计改为搞导弹，是组织的安排。后来我从搞导弹改为搞卫星，也是组织的安排。现在又要我从搞卫星改为搞飞船，还是组织的安排！我这一辈子除了考大学是我自己填的志愿外，其他都不是我的志愿，全是组织的安排！

　　是的，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是半个多世纪来绝大多数中国科学家的一种选择，或者说一种命运。因此，戚发轫最终还是听从了组织的安排，当了飞船系统的总师。然而一旦真正上任，他才切切实实地感到，搞飞船实在是太难了！

　　制定有中国特色的飞船方案

　　首先，搞飞船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技术方案。当年，苏联为了抢第一，送一个人到天上，转一圈就回来了。美国为了抢第一，也送一个人到天上，转了半圈就回来了。今天的中国当然不能这么干，更不能去抢什么“第一”。但不抢“第一”，得抢时间，不抢不等于可以拖，不抢不等于不赶。中国的飞船怎么搞？一条是俄罗斯的路子，按照“联盟号”飞船仿制；一条是美国的路子，按照“双子星号”飞船布局。戚发轫的想法是，既不能跟着俄罗斯走，也不能跟着美国跑，中国要搞就搞一个真正现代的、起点高的、有中国特色的、最安全的飞船方案，搞它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飞船，一步到位！俄罗斯的飞船舱内的空间太小，直径只有2.2米，航天员坐在里面太挤。中国的飞船舱内空间可以做成直径2.5米，能坐3个人。但要搞出这么一个技术方案，却非常之难。难在哪里？难在国情所限。

　　戚发轫说，一是1992年工程上马时，国家不少条件都不具备，比如国家拿不出像美国、苏联那么多的钱，我们就不可能做大量的地面实验。我们过去发射卫星时，从来都不发射试验卫星，一上来就发射正品卫星，为的就是省钱。二是我国的工业基础较差，比如电子元器件、原材料等，都不能满足载人航天的要求。三是飞船方案不是画出来就完事了，还要做出来才行。而要把方案做出来，我们搞设计的就得深入到工厂，和工人们一起讨论，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看怎么做更合适、更省钱、更容易，工艺上更合理。四是中国起步晚，人家是60年代，我们是90年代，相隔几十年。虽然与苏联有过接触，但关键技术苏联人不会给我们，我们只有在吸收他们经验的基础上自己摸索着干。尤其是三舱方案定下来后，三个舱具体该怎么搞？体积该多大？如何布局，怎么排列？这一大堆问题都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非常棘手的问题。而这么多问题摆在诸位专家面前时，又各有说法，意见不统一。

　　而且，七大系统搞载人航天，都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各系统之间的技术分工与协调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可能顺顺当当，有的难免磕磕碰碰。比如，火箭这次发射载人飞船，要求火箭的可靠性要达到百分之百，但中国的火箭最多可达百分之九十七，那么剩下的百分之三怎么办？谁来保证？从理论上讲，这百分之三应该是火箭系统的事。但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上面觉得这百分之三由飞船系统来保证更合适，所以要求飞船系统在设计上想办法。这一来，矛盾便出现了。

　　戚发轫说，像这样的事，我有苦难言，不愿干也得干。我们费了很大心血，干得非常吃力。因为这百分之三的安全措施要比那百分之九十七复杂得多！当时系统内不少人都想不通，说，本来只有百分之三的事，却要花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值得吗？我开始也不愿干。但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费再大的劲也得干！

　　再比如，中国过去用火箭发射卫星时，从来没出现过火箭与卫星在天上分不开的情况。但这次发射的不是卫星，而是飞船，里边坐着活生生的航天员！于是有人提出，飞船入轨时，万一火箭与飞船分不开怎么办？于是在工程总体上就要求他们在设计飞船时，由航天员给火箭发一个指令，让火箭与飞船再分离一次。

　　戚发轫说，给火箭发指令，本来是火箭系统的事，不是我飞船系统的事。苏联发射“联盟号”飞船，火箭和飞船是一个总师。我们中国是两个总师，火箭系统的总师是王德臣，我能管得着王德臣的事吗？我就不愿做。可上面认为我们做这个方案更合适，最后也只有做，设计了一个让航天员发指令的程序。

　　有人又提出一个新问题：如果火箭在还没有把飞船送入轨道之前，半路起火了，或者出现别的问题了，怎么办？

　　戚发轫说，首先是想法把火箭和飞船分开，让载着航天员的飞船快跑！但这个时候的飞船速度已经不够了，火箭却还有速度，火箭就随时都有撞到飞船的可能。一旦撞了飞船，叫追尾。而追尾的事是你后面火箭的事，不是我前面飞船的事。所以不应该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工程总体最后还是要我们飞船系统想办法。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我只有想了很多措施，一旦出事了，就让飞船的发动机先点火，就赶快逃！总之，凡有利于航天员安全的事，愿意干的我们要干，不愿意干的最后也得下决心干！

　　所以，在那段日子里，身为总师的戚发轫很苦闷、很尴尬，心上的压力非常大，脾气也就大。用他老伴和女儿的话来说，他回家后家里人都得看他的脸色，一看他脸色不好，就躲得远远的，不然一旦惹着了他，他就会拿你撒气！

　　组织人才队伍

　　搞飞船必须要组织起一支人才队伍。1992年飞船工程启动之际，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之时。本来航天系统是有一定人才储备的，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下海”热、出国热，当时不仅新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不愿来航天部工作，就是现有的年轻骨干也纷纷出走，另谋生路——有的出国，有的跳槽，有的改行。而原有的科技队伍中，老的老、病的病、退的退，即便能在岗位上干活的，也多为1966年或1967年毕业的大学生。于是一时间里，航天部人才短缺，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航天事业如此壮美伟大，人才为什么却会离开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活待遇差。生活待遇主要是指工资和住房。应该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航天人与社会上其他一些单位的人相比，无论工资还是住房待遇在全国都是上等的。因为他们生活上靠国家拨专款养活，精神上靠国家荣誉支撑。但后来就不行了，有的单位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尤其是随着整个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航天部提出了“转轨变型”的方针，航天工业从此脱离计划经济，跨入市场经济，航天人再次陷入任务不足、经费不够的困境之中。不仅一般的项目不再享受国家专款的待遇，甚至连造火箭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得自己想法贷款，背着债务去干。

　　比如，后来用于发射“神舟五号”飞船的“长二捆”火箭，在最初研制的时候，火箭研究院就曾经向银行贷款2000多万元！还有，中国发射国外的商业卫星，在老百姓看来，航天系统肯定赚了大钱。可事实上呢？除去成本和劳务外，赚的外汇几乎所剩无几，最后能够分到相关航天人手中的人民币不过百十来块钱。用航天人自己的话来说，航天系统是“看起来热闹，听起来感动，说起来光荣”，实际上却十分艰辛而清苦。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少年轻人当时感到在航天系统干没什么发展前途。在航天系统，充当顶梁柱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从美国、苏联留学回国的老专家。其次是“文革”前毕业的一批大学生。由于十年动乱导致整整一代人断档，这些专家虽然年事已高——一般都在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却仍然占据着主导位置。所以年轻人要想有出头之日，不知熬到什么时候。加之当时中国航天很不景气，载人航天工程论证了六七年，也迟迟未见结果。等后来正式批准下来了，人也走得差不多了。时代变了，这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变得很实际，不可能像老一辈航天人一样一辈子守着一个岗位，因为时代为他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后来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启动；加之航天部采取了多种措施，人才队伍才渐渐稳住并壮大起来。

　　因此，戚发轫上任之初，不仅要从不同单位、各个部门寻找人才，重新组织起一支搞飞船的队伍，而且还要将这支队伍拧成一股绳，一心一意、争分夺秒搞飞船。这无疑又是一道难题。

　　攻克种种难关

　　搞飞船必须攻克种种技术难关。飞船较之卫星，技术要复杂得多。仅按技术性质分类，就有13个分系统。飞船要完成载人飞行，必须破解三大难题，一是“上得去”，二是“待得住”，三是“下得来”。“上得去”，就是要保证航天员能顺利进入太空。“待得住”，就是要保证航天员进入轨道飞行后能有一个舒适的空间环境。“下得来”，就是要保证航天员能安全返回地面。看起来只有简单的3句话、9个字，但飞船系统要攻克的重大技术难关就有18个之多，要破解的技术难题则成百上千！

　　而上面对飞船的要求是：必须绝对安全！可以出事，但不能死人。要做到这一点，相当艰难！难就难在，要成功，13个分系统、600多台设备、50多万个软件程序、300多根电缆、80000多个接点，还有300多个协作单位，一个都不能有问题。如果其中有一个部门、一个人、一根电缆、一个接点出错，就全部完蛋！

　　搞飞船还必须有足够的经费。过去，由于我们热衷于搞政治运动，而忽视了经济，忽视了金钱。直至改革开放后，要搞经济建设了，才知道金钱原来竟如同空气般不可缺少！这一点，戚发轫深有体会。戚发轫说，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后，尽管国家拨了专款，但这笔钱从上到下层层都得有一点，到了基层单位，经费也就相当有限了。为了弄几个钱，我还得到处“活动”，说情，想法找点关系。为了尽快搞出飞船，有些事情你不想走“后门”，逼得你也得走。

　　的确，载人航天是高投资，一旦启动，总是捉襟见肘，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中国搞载人航天，中央开始拨款120个亿，后来又增至190个亿，但还是不够！

　　没有钱，或者钱有限，干活自然就难。当年搞“两弹一星”时，是绝对的计划经济，专家只管技术，不操心金钱。但现在是市场经济，专家既要负责技术，还得操心经费，干每个项目都得要钱，没钱开路，寸步难行。加上市场经济又刚刚起步，一切尚在探索之中，许多事情做起来既不像计划经济，又不像市场经济，不伦不类，两头不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载人航天工作出现不少麻烦，航天专家们常常陷入一种进退维谷、左右不是的尴尬局面之中。戚发轫说，比如，我们做一个火工机构方面的元器件，先是找了一家老厂，谈好了，并签了合同，可后来元器件也没给我们做出来。为什么呢？他总厂接到活儿后，交给分厂干，分厂遇到了问题，总厂不管。总厂说我没拿钱，与我无关。分厂干不下去了，又找你要钱。后来我们把钱汇过去了，那边的银行又把钱给扣住了。怎么办？找银行打官司？不敢打啊！其实不是不敢打，而是打不起！因为没有这个时间、这个精力。没办法，我们只好另外找沈阳一家工厂重新干。可等这家把元器件做好了，飞船的计划早给耽误了。所以说，像飞船这么大的工程，我本人是坚决反对搞市场经济的。因为当时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交替时期，许多规章制度和法律制度都不健全，都没理顺，有许多扯皮的事，就没法弄。

　　搞飞船必须搞好各种关系。中国除了讲法制、讲程序，还是一个很讲关系的社会。关系就像空气般无所不在，如同细菌般无孔不入。搞飞船，当然也要讲关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要讲关系。此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关系，同样非常深奥，或者说非常微妙。比如，飞船要上天，可以在飞船的返回舱里搭载一些东西。但飞船的重量是有限的，最多只能承载300公斤的东西，增加一斤，甚至增加一两，火箭的推力都要改变！那么哪家东西该搭载，哪家东西不该搭载？这让当总师的戚发轫感到非常为难。

　　让戚发轫感到头痛的，当然远不止这些。作为总师，他不光要负责技术，还要负责管人。7个副总师，15个主任设计师，还有几百号技术人员，怎么做到“千人一颗心”、“万人一条船”？尤其是时间紧迫，这是当时所有专家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戚发轫遇到的最大问题。同一时间里，既要设计方案、论证方案，又要选拔人才、组织技术队伍；既要研制飞船、抢建航天城，又要筹建飞船试验中心、攻克无数技术难关……如此繁多复杂的事情，全挤在一个时间段里，如何严密组织？如何高效运作？如何科学安排？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全部工作交叉作业，让所有人员拼命加班！因为飞船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误点”，都会影响其他6个系统。一旦拖了进度，就得挨批评。所以戚发轫说，飞船系统干活最多，挨批也最多！

　　一场没看完的电影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戚发轫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飞船上，但时间还是不够。戚发轫当总师后，因总师不是行政职务，所以没有资格配发小车，他每天只有从位于中关村的空间技术研究院乘坐班车到北五环的航天城上班。途中要走一个小时。北京人多车多，若是遇上堵车，少则一个半小时，多则两个小时。每天这样在路上跑来跑去，跑了一年半，跑掉了不少时间，跑得戚发轫上火，跑得戚发轫心疼。为了抢回点时间，他只好每天坐在摇摇晃晃的班车上改方案、查资料、看文件。

　　后来，袁家军当了副院长，配了一辆小车。袁家军年轻有为，在航天界有“英俊少帅”之称。但袁家军论辈分算晚辈，又是戚发轫的学生，所以见戚发轫每天坐班车上班，有些不好意思，便每天把戚发轫捎带着一起上班。坐班车与坐小车当然是两种感觉，而更重要的是两种速度，节省了不少时间。但渐渐地戚发轫感到这个办法有些不妥。袁家军上班下班，难有规律，有时想早走，不好意思让他提前；有时开会太晚，又不好意思让他久等；有时途中要办点事拐个弯，也不好意思让他在车上陪着转。所以尽管袁家军对他非常照顾，但越是照顾他越觉得不好意思。最后，戚发轫还是主动离开了袁家军的小车，改坐班车上班。

　　不久，戚发轫也有了一辆小车，但不是专车，是几位专家合用的车。直到2003年，当了11年飞船总师的戚发轫才终于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红旗”牌小车。有了小车的戚发轫开会办事方便多了，也省时多了！但他依然很忙，参加各种会议，解决各种难题，处理各种矛盾，时间还是不够用，每天从早到晚依然忙个不停。

　　2003年8月的一天，我见戚发轫实在太累太忙，压力太大，为了让他缓解一下情绪，便在八一电影厂联系了一场电影，打算陪他去看一看，放松放松。我将此事告诉他后，他很兴奋，说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很喜欢看电影的，后来因为一直忙，大概有20年没在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了！可他刚一说完，又犹豫了，说还有不少事情要处理，要不等飞船上天后再说。我说电影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是专门为您放的，还是放松一下吧，来回就3个小时，大科学家钱学森还经常听音乐呢！他听我这么一说，便点头同意了。于是，这天下午我俩一起坐着他的“红旗”牌专车来到八一电影厂，走进了小电影厅。电影开映后，戚发轫神情专注，脸上表情十分丰富，看到高兴处，竟拍手叫好，像一个终于逃离了学校和家长的孩子！没过一会儿，他就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坐在电影院看电影，感觉真好！当年我们看电影都是在露天坝里看，我简直没想到，现在的电影院都发展到这么高级了！看来，以后退休了我得多看几场电影。戚发轫刚说到这里，他的手机就响了。接完电话，他悄悄对我说，对不起，飞船有个地方出问题了，我必须马上赶回去！我一看表，坐下来还不到20分钟。我只好起身送他出门。就在他即将走出电影院门口的时候，我发现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眼，眼里尽是依依不舍的遗憾与留恋。（李鸣生）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