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创作的讽刺潘恩的漫画。

《理性时代》
作者：（美）托马斯·潘恩
版本：武汉大学出版社
译者：陈宇
2014年12月

　　人们往往认为，技术进步伴随着理性的胜利。然而，在理性与宗教漫长的肉搏史当中，谁占上风仍未必有答案。在苏珊·雅各比的《反智时代》呈现了美国民众之间信仰与科学的吊诡博弈。从美国历史的知识脉络来看，从理性时代到反智时代，我们的信仰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美国革命之父潘恩，以理性解构基督教神话

　　1809年6月8日，托马斯·潘恩在美国纽约格林尼治村去世。几天后，在他的葬礼上，这位与美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人物，因为对于基督教正统的挑战而树敌无数，最终只有六人愿意来为他送行。就在病危的时候，一位女人来到他的床前，声称自己受到上帝的遣派来拯救他的灵魂。潘恩一息尚存，微弱地说：“这不会是真的。你不可能被派来，送上这些无聊的信息……上帝如果要传来啥启示，也不可能派来你这样丑陋的老女人啊。”

　　老女人的好心，并没得到好报。人到最后一刻，潘恩还是坚持了《理性时代》的信念，或许也有过死亡的恐慌，但还是没有让神叨叨的安慰来保持最后的平静。

　　两百多年后，潘恩的身后知己，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躺在病床上，他差不多已被癌症折磨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面对这位终其一生的无神论斗士，也有人凑在他的耳边，问他，想过一个问题吧，死亡之后还有什么。他一丝冷笑，淡淡地说，那将是一片空虚。人发明了天堂和地域，当人化为灰烬，二者就当随着人的离去而离去。当他离去后，也有人制造了这位死人的荒唐。有人说，希钦斯在临终的时候，也恐慌得要命；看来，他明白，他即将面对的不是空虚，而是作为弑神者当承受的无尽折磨。好在他的家人见证了他的死亡，他们亮出了希钦斯最后的平静。

　　就在希钦斯去世前几年，他还为潘恩撰写了一部传记。在其中，他说道：“当权利和理性遭受或明或暗的攻击时，托马斯·潘恩的人生和著作将一直成为我们赖以依靠的军械库的组成部分。”他还说：“如果人的权利在黑暗时代当得到支持，我们就该需要一个理性时代。”

　　《理性时代》的确让潘恩身后无数人尝到了理性的美味，分得了红利。爱迪生就还抱怨过，这个时代的学生实在可怜，他们在学校里咋就不能接触到潘恩的著作，好让他们也像他一样，早早地开启自我的知性，不再为任何教条买单。马克·吐温虽然也从中受益，他也说，内战以前，谁要是承认自己私下读过这本书，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理性时代》共由三部小册子构成，分别出版于1794年、1795年和1804年。第一部主要讲述了潘恩自己的理念与关怀。潘恩提倡自然宗教，批判以宗教名义而玩弄的种种迷信、巫术。这样的信仰还是承认神的存在，神为万事万物赋予了灵魂。万事万物所具有的规律就像是神灵的存在。你拥有理性和思辨能力，就能去发现潜在的神力。《理性时代》后面两部是他对于《圣经》及其注经学的解构。就以《圣经》来说，信仰者以它作为自己认知和行为的指导手册，需要在里面找到清晰明了的指导训诫。不过，潘恩就明说了，这样的圣经圣典，并非从天而降，上帝也不会有心思为人类写作一部著作，这里面的文字都该出自凡人之手。而且，还远不止一位凡人参与到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圣经》，在时间长河中经过无数人的努力，积累而成。那么，前后冲突、矛盾的地方，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个看法一旦成立，那些企盼从中得到启示的信徒们又该何去何从？在众多虔诚的信仰者眼里，这当然算得上是不可宽谅的亵渎。另外，《圣经》既然不能为世人的行动提供明确的指示，也不可能为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提供准确无误的知识，我们必须用经验、逻辑来发现真实了。

　　政教分离之后，迎来“理性时代”

　　其实，《理性时代》提供的观点和信息，没有多少可以认作潘恩本人的原创。他读过欧洲哲学家斯宾诺莎、休谟、伏尔泰等人的作品，熟悉他们的论点。不过，潘恩才算得上传播的能手。除了他之前写作的《常识》《人的权利》等小册子之外，《理性时代》也很快在美国赢得了广泛读者。他爱在文中使用“我们”，他与读者之间不该有隔阂，他没有端着教育者、传道者的姿态。他的语言浅白而又直接，甚至显得生猛。因此，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读者，都能分享他的论述。而这样的书写语言也影响了后来的革命小册子。

　　这样的亵渎为他带来声誉的同时，厄运也跟着来了。这部书在英国、法国等地的出版并不顺利。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还为潘恩创作了一幅漫画。潘恩在这幅画里享受到耶稣的待遇，被捆绑在十字架上，整个身体也差不多湮没在熊熊烈火之中。

　　罗伯特·英格索兰（1833-1899，Robert Ingersoll）这样评介潘恩的命运：“他是人民的受害者，但他的信念仍不可动摇。他依然是自由队伍中的一名战士。那些人在不耐烦地等待他的死亡，他却一直在试图启蒙、开化他们。”在纪念潘恩的公开演讲中，他还说：“至少，在这个国家，他已将被列入最为值得骄傲的行列。在独立宣言的周年纪念日上，他的名字也该挂在所有演说家的口边，而他也被全体人民所记忆。托马斯·潘恩并未就此结束自己的事业。”

　　在美国思想史上，英格索兰已被人长久地遗忘了。到了2013年，苏珊·雅各比出版《伟大的不可知论者：罗伯特·英格索兰与美国自由思想》（The Great Agnostic: Robert Ingersoll and American Freethought），这位19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又再次出现在公众眼前。英格索兰被雅各比视为潘恩精神的承继者，他也擅长对公众传播思想。不同于潘恩的是，他不通过撰写小册子来吸引大众，他四处讲演，用通俗的口语来传播理性时代的新福音。他的讲题多关于人文主义和自由思想，也常戏谑宗教信仰。不少公共媒体也在批判他，但仍难以止住不少人的热情。为了聆听他的讲演，每位听众不得不支付一美元的门票费。他还担任了美国世俗协会（the American Secular Union）的领导。

　　苏珊·雅各比指出，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正为美国历史上自由思想的黄金时代。或者说，这正是她心目中的“理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除了有能够广泛影响大众的英格索兰，还有艾默生、梭罗、惠特曼等一长串名字。

　　说到这个黄金时代的生成，不能不提到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通过。有了这短短的法律条文，政府和宗教便从此在美国无法结缘。在人类历史上，“政教分离”首次进入了国家宪法。“国教”也从此不可能在这个国家酝酿生成。

　　若要感谢这项国家法案，还不得不提到托马斯·杰斐逊。他担任过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任总统，在给别人的邮件中，他率先提出，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得建起高墙。也正是这座高墙的建立，潘恩才能安然地在美国死去，殒命于烈火的场景也只能出现在那幅漫画上。

　　■ 观点·“反智主义”书摘

　　关键词 技术

　　《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

　　作者：苏珊·雅各比

　　（Susan Jacoby）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8年6月

　　“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会在大平原上奔走千里，只为亲耳听到英格索尔和赫胥黎等总是攻击听众们最珍视的信仰之人的观点。如今，很多美国人连政治意见和观点不同的Facebook页面都懒得打开。……美国如今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那种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当前这轮爆发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人们对一切不以为意的精神状态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 历史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作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

　　版本：诺普夫书局（Knopf）

　　1963年2月

　　“我们的反智主义，事实上比我们的民族认同更加古老，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对这种背景的考察表明，知识分子在美国所受到的敬意并没有长期持续下滑，也并非在近期突然变糟，而是处在周期波动之中；这样的考察还发现，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受的怨恨并不意味着他们地位的下降，而是表明他们越发重要。”　　

 　　《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的作者苏珊·雅各比

　　伍迪·艾伦的电影《安妮霍尔》之中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入人心。

　　1904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的全国普遍性学制，它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

　　在特朗普时代，反智主义的反扑?

　　苏珊·雅各比是当今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无神论者。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在她心中，唯有那段几十年的历史才算是她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世俗主义成为自由思想者的标志。他们不向圣经圣典索求答案，而诉诸于个人的探索与创造。他们向宗教教义开火，就难道能够说，离开了教义指导的俗世生活就一定滑向罪恶的深渊?

　　其实，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就在美国，还发生过三次所谓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而这段时间多与雅各比心中的黄金时代相重叠。大觉醒事件要求世人重新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价值，要重振信仰世界的大好河山，当然，也要解放那些受困在理性、自由牢笼中的无辜之人，让他们重归到纯美的信仰世界。

　　这些运动中的信奉者当然就成为了《理性时代》的批判者。而他们和他们的后来者无疑又成为了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苏珊·雅各比笔下的反智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

　　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于1963年的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图书奖。在他看来，在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以前，来到北美这片土地的不同移民群体，也正隶属于不同的基督教信仰组织。他们的到来，天然地怀着各自的宗教热情与理想。他们朴实而又坚定，在各自的教义中寻求确然无疑的答案。理性的精神却让人自身好奇地打量世界，没有边界，更没有禁忌。

　　在霍夫斯塔特看来，狭隘的宗教视野束缚了人对现实世界的想象和尊重。他也感叹，对于以理性为基本工具的知识分子，竟然常受到公开的嘲笑。英文单词egghead，可译作光头(如鸡蛋一样光润)，也可译为书呆子。上世纪50年代，副总统竞选人尼克松面对民主党总统提名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竟然公开称对方为egghead，以这种玩笑的方式，达到攻击的目的。史蒂文森，博学文雅，对于具体问题，也不轻下判断，却在两次总统选举中败选。这时，五十多岁的他已经谢顶，头型如egg，本身就有几多无奈。这样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似乎意味着他们不知情趣，欲望寡淡，更与大众隔膜。尼克松这样讥讽对方，向大众表现出了自己亲切可人的一面。他内心明白，抛出这类反精英的话语，能为自己赢得更多机遇。

　　在那个“理性时代”里，知识精英的挑战也会招致厄运。但到了大众传媒的时代，他们即便不再如潘恩那样咄咄逼人，表现得冷静温和，也像一种奇异的人类物种，在大众的头脑中凝结为一种刻板印象。这样的人物，你就能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找寻到。

　　在霍夫斯塔特的著作出版四十多年后，雅各比出版了《反智时代》(The Age of Ameican Unreason)一书，正是要向霍夫斯塔特致敬。从英文书名来看，这本书更是要与潘恩的《理性时代》相呼应。这本书最初出版于2008年，整整十年之后，又有升级版。对比两个版本可知，新版增加不少内容，而这些新增文字主要关于新晋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也意味着，在雅各比心中，十年以来，美国的反智不但没有出现消退的迹象，还反有愈加猛烈的趋势。

　　在阅读这本著作之前，我倒注意到特朗普的一些有趣事例。据报道，如今，特朗普与他所信任的内阁成员们每周必有一次专门聚会，团团围住，一块儿研讨《圣经》。而这项“伟业”离不开的人是拉斐尔·罗德林格——他该算作是读经班的重要组织者。拉斐尔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身体健硕，运动天赋异于常人，他从学校的篮球明星，渐渐成长为NBA球星。但他识得局势变迁，三十来岁便已从运动战场上撤离。尔后他取得神学硕士学位，弘教的事业又逐步成熟。2000年，他在国会山成立一所弘法机构，专门吸引政坛要人，反过来，要人们也借用他的道场表现一番菩萨心肠。

　　而在2016年，共和党仿佛已嗅到了春天，其成员展开讨论，盼望公立学校里能开设《圣经》课程。也有人把这事跟建国者联系起来，他们声称，1789年，美国第一国会呼吁向所有儿童发送《圣经》。他们好像要掀起一场新时代的大觉醒运动。

　　在这个率先推出政教分离的国家，其领导人竟也盼着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宗教教育极为容易地让学生疏远于现代知识。

　　在《反智时代》这本书里面，雅各比为此提供了太多的实例。21世纪初，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希望，在公立学校里，学生需要同时学习进化论和创世论，不能忽视《创世纪》的信条。在全美国，只有48%的人接受各种形式的进化论，还有差不多一半人口坚持认为，从宇宙诞生以来，人类便已存在。而眼下的多数基要主义者坚信，《圣经》所记载的不会是传说故事，是真实的人类历史。

　　在大洋彼岸，近代中国的反智传统?

　　差不多就在雅各比心中的黄金年代，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好些渴望救治这个衰亡帝国的士人，却把药方放在了宗教。从1843年以来，中国沿海、内地的更多城市渐渐对外开放，外国传教士传教活动也有了更多可能。他们虽然也带来了不少理性时代的果实，但他们多半不会将进化论这样的学说向中国人宣讲。面对从外而来的传教士，中国的不少底层民众视他们为敌，屠杀传教士的悲剧也时有发生。在士人阶层中，多数人虽然不主张直接的武力屠杀，但也注意到了宗教的威力。一些激进分子就此希望创立属于中国的宗教。

　　晚清的孔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身为晚清重臣的张之洞对于基督教传播有着微妙的态度。他告诫国人不能攻击基督教，当下的局面应该更为开放，容纳不同宗教在中国传播。当然，不必攻击“异教”，但仍需要“保教”，应该将孔子的宗教家角色进一步凸现出来。这一点，他与康有为这样提倡创立孔教的激进人士并无多大差别。他在《劝学篇》当中就说：“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报国。”而“保教”就是要维持国家宗教的无上地位。

　　张之洞在晚清教育改革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在1898作《劝学篇》。他说：“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稣经，示宗教也。”

　　他与刘坤一1900年联手而作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说：“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之国为最多。兴学之功，此其明证。”对于日本这样的近邻，国力大增，已经是共同见证的事实。而在教育方面，日本的教育体制也大可借鉴。张之洞就指出：“无论大小学堂，皆有讲国教一门，皆有学兵队之操场。日本之教科，名曰伦理科。所讲皆人伦道德之事。其大义皆本五经四书，普通学毕业后，发给凭照，升入高等学堂，习专门之学。”张之洞后来在《奏定学堂章程》当中就明确把经学与修身两门课程规定为各级学堂必须拥有的科目，而这两门科目也正体现了他所强调的“国教”。按照张之洞的理解，国外的教育之所以进步，关键还在于它们在教育中贯彻了国家宗教的教育。中国没有基督宗教的传统，但也可以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正统儒家思想转化为一种新宗教——可以与其他国家宗教相并立，相抗衡。

　　《奏定学堂章程》正为癸卯学制改革的基本宣言书。这次学制的变更，要推翻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盼着让中国的教育与世界现代化的潮流相接轨。但是，像张之洞这样的教育改革者，应该受到过像日本《教育敕语》的影响，却不曾知道，就在18世纪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出现，“国教”已无法在这片土地找到实现的可能，宗教教育也不可能在公立学校中有一席之地，宗教一元思想也不能用以限制教师与学生的创造。今天的共和党人若想在公立学校中推广《圣经》的教学，也不得不强调这属于历史文化的博雅教育。

　　张之洞也不会理解，在“国教”的掩护下，现代知识也会在这里遭受重创。一种代表“国教”的声音，能轻松地实现反智的结局。也就在1898年，湖南长沙的一位年轻人，作了一首七言诗，其中有一句是“地球本是浑圆物”。当地乡绅叶德辉立马对此开火，把这首诗中的内容看成是异端邪说。在老祖宗的经书里，明明说“天圆地方”，哪来的地球一说!好在这位年轻人的父亲也及时给叶德辉回信，盼望得到长者的宽宥。而在1327年，梅塞尔·弗朗西斯科撰写了一部《圆形球体》文集。第二年，这本书因为宣传了地球的学说，被教会宣布为异端邪说，遭到查禁、销毁。而弗朗西斯科被活活地烧死在了十字架上。

　　这件事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不能忘却的反智事件。如果不承认理性的力量和合法性，这样的悲剧会轮回上演吗?

　　撰文/向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