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杯足球赛，“视频助理裁判”VAR算是出尽风头。甭管是不是真球迷，只要眼见直播画面切入那个布满屏幕的小黑屋，心恐怕都得悬起来；再眼瞅着裁判一溜小跑到场边看录像，那十有八九要进行重大改判，基本可以准备欢呼或者咒骂了。

　　这是33个多机位高清摄像头第一次出现在足球世界杯的赛场上。它们环绕球场，监控场上一切，其中8个摄像头具有“超级慢放”功能，可以将球员的小动作成倍放大，向全世界展示。在莫斯科一间隐蔽的小黑屋里，每场比赛都有4名顶尖裁判员注视着这些画面，一旦事关进球、点球和红牌的关键判罚出现争议时，他们会向现场的主裁判给出建议，必要时则会调取比赛录像，找出相应时间点供现场主裁判观看，方便其作出更公正的判罚。

　　有些人觉得紧张刺激的比赛动辄插播回放略显扫兴，实际上，VAR的戏远比你能看到的还多。根据国际足联的官方数据，仅在世界杯48场小组赛里，VAR就检视了包括112个进球在内的335起事件，平均每场比赛近7次使用VAR。在这335起事件中，最终有17次“VAR回放”被呈给现场主裁判，产生了14次重要改判，影响了战局的走向。

　　西班牙队2∶2战平摩洛哥队艰难斩获小组头名一役，西班牙球员阿斯帕斯原本被吹越位的绝杀进球，在VAR的介入下被改判有效；巴西队对阵哥斯达黎加队，内马尔在禁区内摔倒，裁判本来给了点球，VAR回放不仅使得点球被取消，还让内马尔因此被一些人唤作“影帝”；韩国队意外战胜德国队的经典之战，92分钟决定比赛走势的那个进球，一开始主裁判认定韩国球员越位，进球无效。VAR回放改变了判罚，也改变了德国队的命运——超慢镜头下清晰可见，皮球蹭在德国球员克罗斯身上后才弹到了韩国队员脚下，韩国球员不越位，进球有效。

　　以上判罚都难靠肉眼作出。过去绿茵场上的4名裁判并没机会像我们一样，盯着大屏幕一遍遍看慢镜头回放——他们稍一走神，眼没聚焦，或者被挡住视线，误判就可能产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判罚正确率从过去的95%升至99.3%，用国际足联的话说，新技术的表现“非常接近完美”。

　　球场从不缺乏匪夷所思的误判：1982年世界杯半决赛上，西德门将舒马赫面对单刀的法国球员，没有扑向皮球，而是直接飞身撞人。强烈的冲撞使得法国球员当场休克倒地，两颗牙齿脱落、下颌骨裂、脊椎骨折，可门将舒马赫甚至连一张黄牌都没吃到。

　　风水轮流转，法国队“大帝”亨利的用手运球也相当毒辣——2009年南非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上，亨利在爱尔兰队禁区内底线先是用手停球，接着又用手将球从底线上捞了回来，随后助攻队友破门，法国队也凭借此球淘汰爱尔兰队出线晋级。赛后，就连亨利本人都难掩羞愧，公开道歉。奈何当时的主裁判毫无反应，国际足联只得承认比赛结果。

　　1986年世界杯赛场上，面对高大的英格兰门将，马拉多纳用手将球打进门，“上帝之手”成了误判的代名词。这些不胜枚举的过往使VAR技术终以“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得到认可——打断比赛几分钟，甚至让球员束手束脚是有些扫兴，可毕竟能规避误判。

　　VAR虽然好用，归根到底也只是主裁判的工具。是否启用VAR回放由他说了算；即使看过回放，究竟怎么判也仍是人眼和人脑决断。足球场上的判断，最难的或许还不是那些细小隐蔽的动作，而是完全模棱两可的吹罚。

　　比如这届世界杯赛上，佩里西奇确实手球了，C罗着实肘击了，内马尔也实实在在被绊倒了。VAR把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可他们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真诚或是演戏，它无法做出回答。最终决定一个点球或者一张红牌的，还是主裁判对规则的掌握和对比赛的理解——这使得足球场上依旧充斥着永恒的不确定性。

　　好在大多数球迷应该并不排斥这种不确定，它本身已经成为足球魅力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科学的内涵在球场上彰显无疑：它填充空白，将诸多不确定变成确定，却又进一步带来新的思考、新的可能，提供持久的动能。

　　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足球和科学本也有着相似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科研强队弱队的序列越发清晰。纵使如此，人们仍期盼着“不确定”，期待着蕴含美妙与激情的超人瞬间。它可能是一项仿佛从天而降的科技突破，也可能是小国克罗地亚艰难杀入世界杯决赛。它们几无相似，却又都被尊作人类的高光时刻。我不知道人们为何对这些事情如此着迷。我希望这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追求浪漫和不凡的基因。

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