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师——钱学森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０日电(记者李清华、白瑞雪) “父亲在世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价值。在他离开后，才愈发感到他的珍贵。”

　　在大师离去的日子里，长子钱永刚以及千千万万中国人对钱学森的怀念，让这个漫天飞雪的冬季变得温暖。

　　钱学森回国时，中国的科学大业正艰难起步。

　　钱学森离开时，现代化的天空早已星光璀璨。

　　半个多世纪里带给中国的一切，就是这位科学大师的遗产！

　　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是钱学森留下的精神遗产

　　白菊如雪。在京西阜成路８号院这座被鲜花和挽联淹没的红砖小楼里，钱学森住了４９年。

　　一张深灰色的书桌占据了书房兼会客厅的一半。书桌旁立着两个硕大的地球仪，把窗外的光影折射得星星点点。我们不由得设想，主人当年在这里伏案工作时，也许常常会用手指轻轻一拨，就从地球的那一端转到了这一端。

　　然而，半个多世纪前钱学森跨越太平洋的旅程，并非如此简单。

　　钱学森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那个冬季。淞沪抗战中日本侵略者呼啸而来的飞机，让这位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专业学生的志向从铁路转向航空。

　　“科学救国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理想。钱学森看得更远。他说，国家这么落后，不仅需要读书人，还必须有政治上的革命。”两院院士、钱学森的交大同窗罗沛霖回忆说，“这句话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

　　大学毕业后，罗沛霖到延安参加革命，钱学森则在１９３５年前往美国留学。他用一年时间拿下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专业的硕士学位，随后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当长子钱永刚追随父亲的脚步来到加州求学时，父亲当年生活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但钱学森“谁敢跟我比成绩”的故事却仍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中流传。

　　“敢说这样的话，真让人佩服！”来自台湾、香港的同学们对钱永刚说。

　　其实，也是到这时，钱永刚才知道父亲究竟有多么优秀。

　　参与设计美国第一枚军用远程火箭，建立被西方航空界沿用２０年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钱学森在２８岁时即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被他的导师、“世界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称赞为“美国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

　　关于自己的传奇，钱学森对子女只字不提。多年后，他曾回忆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不买房子，也不买保险。从出国那天起，钱学森就从报纸、广播里关注着国内的局势。两院院士、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钱学森的郑哲敏至今记得，当他们谈到共产党努力保留和发展少数民族音乐时，钱学森欣慰地笑了。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很快决定回国。

　　旅美２０年，被扣留５年。美国人眼中“价值５个师”的钱学森归国之路却异常坎坷。

　　对于在监视下生活的那些日子，出生于１９４８年的钱永刚最深的印象是，全家的活动范围似乎大受限制。

　　“有一次，爸爸好不容易答应带我和妹妹出门玩，结果沿着马路转了几圈又回来了。我刚想埋怨爸爸，发现他脸色很难看，什么也不敢说了。”钱永刚回忆说。

　　归期，变得遥遥无期。

　　“钱先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国，只能默默地准备。”郑哲敏说。

　　除了随时可以拎走的行李箱，钱学森还进行了另一项准备，写出了一本划时代的《工程控制论》。这本被美国人称为“高超地将理论和实践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的著作，至今仍是国际自动控制界的经典教材。

　　在那个信息不甚通畅的时代，钱学森对国内的科技与工业发展情况并不熟悉。当郑哲敏先于他启程回国时，钱学森再三交待说：“你回去以后，国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

　　“前途不明也要回国，国家一穷二白也要回国，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钱先生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郑哲敏说。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８日，钱学森全家终于归国。

　　这一天，被很多人视作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之日。４４岁的钱学森，从此伴随着零岁的中国航天，走上了艰辛的成长之路。

　　从海外回到中国，钱学森放弃的，不仅是优越的生活。

　　“父亲一生的兴趣和长处是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创新，而不是工程实践。”钱永刚说，回国从事火箭和导弹工程的３０年里，钱学森不得不告别他所挚爱的学术研究，担当起工程执行者的角色。

　　中国或许因此少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计划却得以驶入历史的航道。

　　这是一个世界级科学家面对国家使命做出的选择。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钱学森的同门师弟、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刚刚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刻，钱学森用一封欢迎信表达着自己的急切心情：“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

　　钱学森回国了，一大批与钱学森一样爱国的科学家回国了。中国向科学进军的时代，开始了。

　　茫茫太空的中国高度，是钱学森留下的科学遗产

　　钱学森的卧室只有１０多平方米。单人床正对面的老式书柜里，金黄色的神舟飞船模型是最为显眼的收藏。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送给钱学森的礼物，也是钱学森最为钟爱的礼物。

　　中国航天的奠基人一抬头，即可望见这项事业的最新高度。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０日，钱学森回国的第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钱学森等回到广州”的消息。同时出现在这天报纸上的还有另外一则新闻——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原子能”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然而，仅仅几百天后，中国启动了导弹、原子弹和卫星等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计划，后称“两弹一星”工程。

　　钱学森，就是导弹和卫星研制工程的科技负责人。

　　在西方世界“核讹诈”的背景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始酝酿“上天”的战略。

　　１９５６年２月，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发展我国航天技术的建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制定了重要的实施方案。

　　半年后，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成立仪式一结束，钱学森向１００多名大学毕业生开讲《导弹概论》。

　　“那个时候，除了院长，谁也不知道导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航天专家、原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回忆说，“我们想，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给我们上启蒙课啊？钱老说，搞航天不是靠一两个人就能搞起来，而是需要一大批人才。”

　　若干年后，“导弹扫盲班”里的大学生们成为中国航天的领军人物。

　　“钱老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戚发轫说。

　　当美国人已经进行了成百上千次导弹试验时，中国“两弹”试验基地的科技人员们还没有见过火箭。

　　苏联的技术和专家曾给予了中国一定的支持。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历史注定，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只能走自力更生之路。

　　钱学森在试验基地一待就是一两个月。他身边带着一本《工作手册》，详细记录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就用红笔作个星号。

　　１９６０年８月，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然而，仅仅半个月后，中国就用苏联专家认为不合格的中国产燃料，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成功发射了一枚苏制导弹。

　　１９６４年６月，我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导弹。４个月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就在西方世界嘲笑中国“有弹无枪”时，钱学森和同事们又加紧进行原子弹与导弹的结合工作。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进行。

　　１９７０年４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当毛泽东向钱学森表示祝贺时，人们却发现他已悄然离开指控中心……

　　“那些年里，我们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印象中，他经常出差，或者是匆匆扒两口饭就出门。”钱永刚回忆说。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大会，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当人们为卧床的钱学森戴上奖章时，这位把近３０年韶华注入航天工程的科学家，已经是８８岁的老人了。

　　３０年里，钱学森月工资仅为３３３．１６元，但他为中国创造了不可估量的财富。

　　３０年里，钱学森与众多像他一样不仅仅属于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用大漠上空的蘑菇云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赋予了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捍卫和平的权利。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站在钱学森和老一辈科学家的肩膀上，中国人得以仰望头顶那片更加辽远的星空。

　　在那片星空和人们内心，都有一颗美丽的“钱学森星”。

　　立足高远的科学理论，是钱学森留下的思想遗产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钱学森的一句话，让新中国的导弹研制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

　　钱学森的自信，来自他的经验和理论。在《工程控制论》里，他阐述了一个听上去不可思议的观点：用不可靠的元器件，能够组成一个可靠运行的系统。

　　这套“一加一大于二”的科学思想是钱学森在美国研制导弹的经验总结，也在中国航天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钱学森进一步提出，运用一个或几个学科的知识来观察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非典、金融危机、温室效应等今日社会面临的大题目，都需要运用知识体系这把钥匙。

　　钱永刚这样概括父亲晚年的学术思想——

　　“在数十年的科研实践中，父亲逐步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独特理解。他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那就是整个客观世界，而众多学科只是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为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运用这个知识体系，利用这个体系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

　　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退居二线起，围绕系统理论进行的科学理论创新，成为钱学森的主要工作。

　　“父亲认为，国家的‘两弹一星’工程已经成功，而且拥有了一支优秀的航天人才队伍，他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更感兴趣的事了。”钱永刚说，“对科学家来说，创新研究比完成科技工程更难，更有挑战性。”

　　从工程实践到理论提炼，是认知的提升，也是科学的回归。

　　９０岁那年，钱学森在翻看关于自己成就的文章和传记时，指出了一个“致命的缺点”。

　　“这些书都是说我这个好那个好、这个行那个行，对人没有启发性。我不是天才。要说说我为什么能取得那些成就，要说说里头的道理和规律性。”钱学森告诉钱永刚。

　　“父亲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在于他善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观察和分析问题。”钱永刚说。

　　这是晚年钱学森一日的生活：早上六点钟起床，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普及讲座，然后洗漱、吃饭。上午、下午的时间用来看书、写文章或举办学术讨论班——这种从加州理工学院借鉴而来的形式，被钱学森认为是推动学术创新的最佳途径。到了晚上，他会坐在书房里看两三个小时的书才上床睡觉。

　　春节同样如此。钱学森不喜欢别人来拜年，他更愿意把自己“锁”在家里，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

　　“一天不读书的话，他就明显很不高兴。翻两个小时书，像听了一场音乐会。他总是说：‘我又有了新的收获！’”钱永刚回忆说，科技、教育、军事、经济，都是钱学森特别感兴趣的话题，直到去世前几十个小时，他还在看报。

　　在与知识的对话中，钱学森通过写文章、写信和谈话，向全社会传播他的科学思想和理论。

　　今天，他积极倡导的信息技术研究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军队信息化建设；

　　他于１９８４年提出的“知识密集型大农业”理念，已经在西部地区的“沙产业”中成为现实；

　　他关于建设“山水城市”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他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正在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实验班”等项目中付诸探索……

　　在生前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钱学森表示自己的忧虑：“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我今年已９０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他的目光，早已超越了航天，超越了自然科学，超越了社会发展的今天。

　　钱学森走后，他生前亲手制作的６２９袋、数千份剪报和收藏的大部分期刊，捐给了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３年后，钱学森图书馆将在那里将建成并对外开放。

　　或许，钱学森本身就是一部读不完的巨著。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将继续在其中寻找心灵的答案，继续分享钱学森留给这片土地的遗产。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