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松亭 辛业芸

阳春三月，海南已经是暮春天气了。宝岛的城市乡村，到处是令人神往的勃勃生机。年近九十高龄的袁隆平，抖擞精神，收拾行装，从长沙赶到海口。他要向一位他曾经的领导，多年来支持他、帮助他，为推广杂交水稻立下不朽功勋的百岁老人祝寿。老寿星名叫陈洪新。3月24日，是这位深受广大农民和农业科技工作者爱戴的老人百岁华诞。这是中国农学界的一段令人称羡的佳话。

　　仪式简朴而又隆重。百岁寿翁陈洪新穿着大红唐装，坐在轮椅上，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年近九十的袁隆平，邀请当年在三亚最先发现野生稻的工人冯克珊，抬着一块匾额，恭恭敬敬地送到陈老面前。这匾额朴素庄重，没有描龙画凤的装饰，没有堆砌夸张的颂词。只有袁隆平手书的一行字：“敬祝革命老人陈洪新健康快乐超百岁”。三十年前，陈老七十大寿时，袁隆平也送过一块匾。那上面写的是：“老骥之志，帷幄之才”。

　　为什么时隔三十年，老袁要两次给同一位老人庆寿、送匾呢？

　　了解陈老的人都知道，陈老历来反对为自己庆寿。这次，女儿告诉他，您百岁寿诞，袁叔要来祝寿。陈老一反常态，爽快地说，老袁要来，就让他来吧！我想他。

　　老寿星一松口，来的何止一个袁隆平呢？这不，海南农科院和一些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都派代表来了。陈老的百岁生日，变成了湖南和海南两地农业科技界的一次庆功聚会。在两位长者面前团聚的，大都是退休的老人。他们用简朴的寿礼，简朴的寿宴，简朴的语言，追忆着中国农业科学进步的一段辉煌的历史。

　　陈洪新是河北唐县人。早在1937年华北沦陷时，这个18岁的热血青年，就参加了抗日战斗。次年入党，并担任区委书记。1956年，他调到湖南工作，曾任郴州地委书记。1973年，调任湖南农科院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科研工作。

　　陈洪新一上任，就了解到水稻研究所有一个重大的科研项目。早在“文革”开始前，安江农校的老师袁隆平，写了一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农科院的《科学通报》上，受到高层的重视。中国农科院九局的熊衍衡处长慧眼识珠，把它呈报给局长赵石英。赵局长又立马呈报到国家科委。那时，聂荣臻元帅是国家科委的党委书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帅，意识到这篇论文巨大的价值。粮食，正是中国农业的核心问题呵！如果在水稻品种上有所突破，那将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他立即指示，请九局予以支持。赵局长马上向湖南省科委发出了便函，转达了国家科委的意见，请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进行实验。

　　这封便函，促进了袁隆平的研究，从论文走向大田。不久，“文革”的烈火燃烧起来了。试验田遭到破坏，甚至插下去的秧苗也被人拔掉……在非常艰难的时刻，袁隆平没有动摇。几年之间，他用巨大的毅力，默默地坚持着他的研究，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作了杂交组合试验，但仍然未能培育出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雄性不育系来。无数次的失败，让袁隆平找到了关键所在，产生了必须“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设想。

　　这是科研过程中一次闪光的灵感。可是，广袤的南方，千里田野，万里山峦，到哪里找野生稻去？

　　陈洪新出生在北方贫困山区，又长期在湖南基层工作。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知道，“粮食”两个字，对中国社会是何等重要！这个袁隆平，为了解决水稻的增产问题，竟然艰难地奋斗了好多年。杂交稻的研究，正好是自己主管的工作。他急切地想见一见这个执着的袁隆平。但是，袁隆平为杂交稻治种和大田试验，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所里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他在省农科院只有两亩试验田。其它试验田都在安江农校，他的大部分精力，要放在安江。而制种的大量工作，却在海南进行。所以，他就得风风火火地转着圈儿跑。陈洪新和他的第一次见面，竟然就是在试验田的田头。

　　1974年秋，杂交稻抽穗扬花的时节，陈洪新想到试验田去看看。远远望见有个人弯腰曲背，在水田里劳动。走近一看，这人瘦长身材，晒得黝黑黝黑的，戴着顶旧草帽，在田里数着稻穗。

　　“你是……”

　　那人半晌才抬起头来：“我是袁隆平。你找我……”

　　站在水田里的，分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这和陈洪新心里的一心扑在科研上的袁隆平，不怎么搭界呵！

　　“我是陈洪新。你上来歇歇老袁，咱们聊聊。”

　　袁隆平拨开茂密的水稻，小心翼翼地走上田头，把沾着黑泥巴的手在裤子上擦了擦。陈洪新一把抓过来，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而且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长满了青草的田埂上，他们席地而坐，开始了一次坦诚交谈。自从在海南发现野生稻，袁隆平的“三系杂交”研究便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现在，摆在面前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要尽快地加强治种工作，生产出批量的杂优稻种；二是要尽快地扩大大田试验，把杂优稻推广到广大农村，生产出金灿灿的粮食。袁隆平什么要求也没有，他只是太忙：田里的事要管，岸上的事要管，实验室的事要管，团队的生活要管，外面的关系也要管……他分身乏术啊！

　　面对着这个为了杂交水稻研究忘我工作的同志，陈洪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有敬佩，有爱怜，更多的是作为院领导的责任。他当场就说了一句话：“老袁，我跟你到海南去，咱们一起干。”

　　帮助他，支持他，是自己的天职，责无旁贷啊！

　　袁隆平呢，他多年的研究，正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海南育种的基地搞起来了，安江和农科院的试验田也丰收在望。可是，他一个人，又要组织指挥治种的团队，又要亲自下田进行科学试验，如果有个领导站在前面帮他指挥，多好啊！就在这个时候，陈洪新就出现在他的身边。袁隆平长长吐了一口气，我的天啊！这下子好了，我这肩膀上的担子，松下了一半啊！

　　不久，陈洪新真的去了海南。他成了杂交稻治种团队的“总指挥”。一年四造，优良的杂优稻种，成几何级增长！

　　当试验田的杂优水稻亩产冲过千斤大关后，最关键、最艰苦的事，就是推广，大面积推广！当时，省委主要领导表态，在湖南先推广种植20万亩。这是一个正确而又大胆的决定。农业生产的周期，就是一整年。农民是现实的。成功了好办，一年后杂优水稻就会在全省，甚至中国南方农村遍地开花。可是，万一不成功，这个风险就大了！而且，这20万亩的推广面积，要一个地区一个县去落实啊！这道难题如果压在袁隆平身上，得把他累死，还不定能够完成。这时候，陈洪新挺身而出。他是省农科院的领导，他一出面，各地各县的工作就好做了。陈洪新不辞劳苦，跑遍了全省第一批推广种植杂优水稻的县区，做了大量工作，很快落实了20万亩的计划。

　　艰苦的工作，换来了丰硕果实。1975年，湖南推广种植的杂优水稻，亩产普遍超过了600公斤。喜讯传开，农民种植杂优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项重大科技成果的推广，亮起了一路绿灯。

　　与此同时，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海南治种，捷报频传。两年之间，育出来的杂优稻种，由177公斤猛增到11万公斤。陈洪新落实推广种植的事务后，也去了海南，和老袁一起，泥里来水里去，指挥调度队伍，协调各方关系。他成了海南治种的总指挥，老袁则一心一意，作好总顾问的事。1975年，杂优种子达到了20万公斤。

　　20万公斤种子是什么概念？它可以推广40多万亩！

　　湖南已经推广到21万亩了。多余的种子，怎么办？

　　要推广，就得走出湖南，让南方各省都参与推广试验。

　　袁隆平说，这么大的面积，没有农业部支持不行！

　　1975年12月20日，陈洪新想方设法争取到向国务院和农业部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而且有关领导当场拍板，中央财政拿出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的推广工作。这一来，南方13个省份都参与试验了。春节期间，好消息不断。推广面积一下子突破了200万亩。杂优稻在南方的田野里遍地开花，丰收捷报，雪片般飞来。到了1976年，光湖南种植的杂优稻，就达到1770万亩。

　　袁隆平吐了一口气，笑了。陈洪新笑了。农民伯伯也笑了。

　　1982年，国家经济形势出现喜人局面。农村全面推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约农业生产的枷锁解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杂优稻不仅走向全国，还走向世界。

　　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多么崇高的荣誉啊！这是农民送给他的。

　　陈洪新呢？他默默地站在老袁的身后，淡淡地笑着。为了推广杂交稻，他风风火火地跑遍南方十几个省份。袁隆平是不会忘记的。他不止一次深情地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是中国农业政策的胜利，是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长期、紧密合作，辛勤劳动的胜利。

　　袁隆平如今虽然已届耄耋之年，却仍然在农业科学研究的曲径上不断地攀登，在湖南各地，在三亚基地，在全国各种植杂优水稻的县区，不停地奔波，指导深入一步的研究。

　　陈洪新在他69岁那年，被海南省政府聘为省农业顾问，为宝岛和粮食生产呕心沥血，运筹帷幄。几年之间，海南就达到粮食自给。他被选为省政协副主席，一直工作到79岁，才离休离岗。

　　简朴的祝寿仪式结束了。陈老说，老袁你多留几天，到当年的制种基地走一走看一看嘛！老袁说，我哪有歇脚的时候。有一口气，还得学习，还得想事，还得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呀！

　　一同参加祝寿仪式的晚辈，也向袁隆平祝寿。老袁说：“现代科学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搞科研好比在大海上荡舟寻宝。是个苦差事呵！陈老和我，算是幸运的。可是，我们农业科研战线上，有多少英年早逝的英雄？有多少科技人员落下一身疾病？生命有长有短。逝者不可忘，生者肩未息。应该说，所有在科研战线上默默奋斗的人，都值得我们纪念。”

（编者注：原标题为：《种在稻田里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