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８日电（新华社记者吴晶晶）“爆炸”，这个听起来威力无边的词，让人很难与这位笑容可掬的８８岁老人联系在一起。

　　他是著名力学家、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郑哲敏院士。１８日，他登上了２０１２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做国家需要的事情”

　　记者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见到了郑先生，这是他工作了近６０年的地方。先生穿着寻常衣服，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笑容中透着亲切和孩童般的天真，很容易让人忘记他是中国力学界德高望重的泰斗。

　　获了奖，这位耄耋之年仍思维敏捷、耕耘不辍的科学家觉得“心情很复杂”，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获得这个奖，感到很惶恐，有荣誉就有责任，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为国家尽多少力，总觉得好像欠了什么完不成。”

　　做国家需要的事情——这是郑哲敏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回国前，导师钱学森对他的叮嘱，也成为他人生的主线。

　　时间回溯到１９６０年秋天一个下午，力学所操场上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爆炸。硝烟散尽后，一片薄薄的铁板被炸成了一个小碗。

　　这个爆炸成形实验让时任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预见到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并将开创这门学科的任务交给了郑哲敏。

　　爆炸力学，当时全世界都还没有这样的称谓。而在１９５５年回国前，郑哲敏连炸药和雷管都不曾见过，但他毅然接受了任务。

　　那时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两弹一星”研制，由于加工工艺落后，火箭里面很多形状特殊的关键零件很难制造出来。

　　郑哲敏接到任务，用爆炸成形的办法造出火箭的零部件。经过３年努力，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主要规律，并和工业部门合作生产出技术要求很高的火箭零部件，为中国火箭上天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６４年，我国开始地下核试验预研。郑哲敏独立地与国外同行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并应用这个模型对地下核试验当量作出了预报。

　　他还钻研１０年，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改变了中国常规武器落后状况。

　　出于对爆炸事故和灾害的忧虑，郑哲敏组织开展了粉尘燃烧和爆炸、煤与瓦斯突出、爆炸处理水下软基等研究，为国家解决了一批重大实际问题。

　　“他从来都是以国家重大的、急迫的需求为选题方向，做‘雪中送炭’‘爬坡出汗’的工作。”他的学生白以龙院士说。

　　“看得更深一些、更远一些”

　　求学时，郑哲敏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人——他的大学老师钱伟长和博士生导师钱学森。

　　“他们教了我很多科研精神、研究方法和做人的原则，让我终身受益。”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的郑哲敏始终对两位老师心存感激。

　　“钱学森先生曾对我说，你做这个问题要想到后面更大的问题是什么，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说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眼前的‘小’问题上。”这也成为郑哲敏一生治学的信条。

　　郑哲敏继承了老师以应用力学为主的方向，他希望力学打开大门，走进更多行业，在发展高技术、实现传统工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郑哲敏多次到大西北，看到大片黄土或戈壁滩遇到大雨容易形成泥石流，冲毁铁路和房屋。他心里感到不安，经常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经过长期思考和调研，他提出了力学应面向地学的观点，组织开展了环境和灾害流体力学研究。

　　在他的倡导组织下，我国建立和发展了灾害力学、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

　　早在１９５６年，郑哲敏就作为钱学森的助手参加了１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力学学科规划的制订。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９９年间，他一直是我国力学学科发展规划的主要领导者和制定者之一。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总是比别人看的更深一些，更远一些。”学生兼同事洪友士说。

　　但郑先生谦逊地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想为国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搞科研要经得起寂寞”

　　年届九旬的郑先生现在每天时间安排很紧凑。“我起床后自己洗衣服、晾衣服，把做家务当做锻炼，上午到力学所上班半天，下午在家上网至少两个小时，天气好就出去散散步。”  

　　总结自己长寿的“秘诀”，他说：“主要是多走路，不大吃大喝，睡觉基本正常，看病‘勤快’。”

　　与他相处４０多年的同事陈维波认为，郑先生长寿的最大秘诀是“心理健康”，心无旁骛，从不在乎名利。

　　在学生眼中，老师在有些问题上很“严厉”。学生李世海说：“有时候我参加社会活动多，他就会严肃批评我，告诫我要潜心研究。”

　　“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郑先生说，“只考虑‘近利’，必然影响他的成果和决心。”

　　他语重心长地说，搞科研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要经得起寂寞。

　　旁人看来，郑哲敏是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但他却说出了自己的“遗憾”：一是就做了这么几项工作，“没能做更多的事”；二是一些时候有些胆怯，不敢想，所以“该抓住的一些机遇溜走了”。

　　如今，郑先生肩上的科研担子减轻了许多，但他对中国科学未来发展的思考却没有停止，并且亲自带着博士生。

　　闲暇时候，先生喜欢看一些哲学、科学史的书，听一些“不太热闹”的音乐，最喜欢巴赫和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