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在台北举办两岸交流30年纪念会——

高秉涵。
　　本报记者 孙立极摄

1987年，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召开记者会，呼吁开放赴大陆探亲。
　　杨祖珺提供

“死也要回大陆，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你可曾想象，一群五六十岁的老男人穿着“想家”字样的上衣，哭着说想妈妈……1987年的台北街头，这是多次出现的场景。

　　当时，在两岸问题上，台湾当局依然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触动了很多1949年迁居台湾的外省人的心。

　　1980年，有人撰文提出开放到大陆探亲，却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5年。然而，思乡之情未淡反浓，至1987年已经喷薄欲出。因为当年到台湾的老兵，最年轻的也50多岁了，他们在大陆的父母已七八十岁，再不返乡，恐怕无缘见爹娘。

　　“我，何文德，湖北省房县人。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死也要回大陆！不达目的，死不罢休！”一位老人站在台上，用嘶哑而高亢的声音高喊着：“你要抓、要杀、要活埋，听清楚，动手吧！”

　　这一画面来自1987年3月。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当月成立，何文德任会长，胡秋原任名誉会长，王晓波等多位学者担任顾问，杨祖珺以《前进》杂志社为基地，作为返乡探亲运动的总协调。他们通过一份份传单诉求“想家”之心： “‘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让我回去献上一炷香”“你想念父母吗？你想念亲人吗？你想念故乡吗？”……

　　杨祖珺说，当时有条件的外省人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与亲人取得联系，但底层老兵没读过什么书，经济条件不好，要么不敢回家，要么没钱回家。只有正式开放大陆探亲，才能让这些老兵回到家乡。而何文德此时已辗转得知爹娘都已去世了，“父亲当时抱着一个心愿，或许别人的父母还能见上一面，他自己也能在父母坟前烧一炷香。”何文德的儿子何守为介绍。

　　然而，撬动“三不”政策的铁板谈何容易？为了不连累家人，何文德先离了婚，并写下遗书。他和几位老兵穿着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衣服，到闹市、眷村、“荣民之家”一张张发送传单。传单常被拒，有时还会被跟踪、被殴打。他们借传单回应：“如果说这是我们为中国历史上因真正分裂而使得千千万万离散的骨肉、隔绝的夫妻、破碎的家庭得有重新团聚之期所必须付出的某种代价，我心甘情愿承受这一切！”

　　听说帮助老兵返乡，人们立刻捐款

　　1987年6月28日，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在台北金华中学举办“想回家怎么办”晚会。何文德等几位老兵站在台上唱《母亲你在何方》：“雁儿啊，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可有消息？儿时的情景似梦般依稀，母爱的温暖永远难忘记，母亲啊，我真想你们……”

　　歌声并不悠扬，但一唱到“母亲”，台上老兵泣不成声，台下观众哭成一片。这催人泪下的歌声终于撼动了沉重的历史车轮——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自12月1日起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亲属的可以申请赴大陆探亲。11月2日正式受理申请的那一天，台北红十字会和高雄办事处凌晨便人山人海，当天2000多人完成申请登记。此后半年，14万人完成了登记。

　　很多底层老兵经济条件差，没钱回大陆，但只要提到返乡探亲，各界莫不伸出援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1988年1月组团到大陆，杨祖珺说：“当时凑不出旅费，我打电话给张艾嘉（注：台湾影星），听说去大陆探亲，她立刻说‘好’，赞助了返乡团的机票。”

　　时任“退辅会”主委的许历农接受采访时也回忆，为帮助老兵返乡募款，他找到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王惕吾立刻同意捐款，捐6000万元新台币（以下均为新台币）外，又举办慈善晚会义卖筹了3000万元。

　　“活着，已做游子；死了，不能再做游魂”

　　两岸分隔38年，很多人生前未能等到归期，盼着死后能返乡。高秉涵到台湾时13岁，最年轻的他成了很多同乡的受托人。

　　1991年5月，高秉涵第一次回山东探亲，行李装着老兵王士祥的骨灰坛。王士祥是他读小学时的校工，外出时被抓壮丁，没和妻女道别就到了台湾。王士祥一直没有再婚，做水泥工赚辛苦钱，后来患肝癌病逝。他临死前交待高秉涵：“万一有天可以回家了，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菏泽杜庄，交给我女儿。”

　　同一时间，高秉涵还带回另一位同乡桑顺良的骨灰。他这么形容：“桑顺良是警察，一米八的大个子，很帅。人家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不见。”直到1978年桑顺良病逝前，将一封写给女友肖娟娟的遗书托付高秉涵，才真相大白。遗书写道：“如果届时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补办一次冥婚吧。如果你已不在人间了，那就请高君协助，把我的骨灰埋在你的墓旁……”1991年5月，高秉涵曲曲折折找到肖娟娟，想不到住在山东农村的肖娟娟同样一直未嫁，两人随即举行了冥婚，几个月后肖娟娟无疾而终。

　　谈起这些活生生的故事，高秉涵无限感慨。这位体重只有40多公斤的老人，20多年来，已先后抱回100多个10公斤重的骨灰坛。他送父亲的骨灰给儿女，送丈夫的骨灰给妻子，也曾送儿子的骨灰给母亲。1991年，吴全文的探亲申请批了下来，却被查出肺癌晚期，还没启程便病逝了。高秉涵帮他办完丧事，飞到兰州把他的骨灰交给他母亲。吴母热泪满面：“白天盼，夜里盼，盼回来的却是一坛白骨。”但老太太仍表示：“能看到白骨，我也如愿了……”

　　高秉涵还曾帮忙把骨灰撒在家乡的土地上。朱一凡是菏泽朱楼村人，两岸开放后，他数次返乡探亲。尽管家乡已没有相近的亲人，朱一凡仍再三交待高秉涵，将来务必带他的骨灰回菏泽。2014年4月他过世了，高秉涵遵诺把他的骨灰撒在朱楼村的土地上。

　　办理骨灰返乡，烦琐的程序有时要花两三年时间，一时取不走的骨灰坛，就存放在家里，坐一夜的火车到偏乡，找不到车还曾夜宿墓地……高秉涵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2012年他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此后，他接到遍及各省市的来电，请他帮助亲人遗灵返乡。“我从没拒绝过一个委托人，后来抱了几十坛，都不认识。”

　　就在11月，高秉涵到上海参加活动。抵沪后，又将一坛骨灰交给从南京赶来的亲友。他家中目前还放着几个骨灰坛，等待手续齐备后送回大陆。13岁离开母亲、自山东逃难到台湾的高秉涵说：“我们老兵常说，活着，已做游子；死了，不能再做游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