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厅他的遗像上方，有4幅常年挂在那里的照片，分别是白天和黑夜的南浦大桥与杨浦大桥。

　　他手支着下颌，侧头思考，时光静谧定格。1月20日朱志豪告别仪式上，这张朴素照片，是他妻子杨锦霞特地选用的，“让老朱自己选，他肯定也选这张”。

　　她的丈夫、高级工程师朱志豪2017年1月16日去世，享年86岁。他一生荣誉无数，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家喻户晓。他曾担任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建设总指挥，人称“造桥英雄”，曾获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市精神文明建设十大标兵称号，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还获评过全国劳动模范……

　　但朱志豪生前鲜少提及这些称号，“他不觉得他有多了不起”。他晚年很不情愿接受媒体采访，但当社区邀请他给小朋友、创业青年讲课，他却从不推辞。他讲他造桥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怎么解决，讲到结尾无一例外嘱咐一句：“要多为祖国做贡献。”

　　“这些话他到现在还是跟口头禅一样。”杨锦霞有时笑他跟不上年轻人的话语体系，他也不管。

　　“老朱一直是这个观点。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英雄。任何人，只要尽力，对社会有贡献，无所谓大小，都值得被记住。”妻子与他的观点一致，在她心底，朱志豪代表了具备同样典型品格的中国人。远不仅有他一个人。

　　【“我尽力了”】

　　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平平静静

　　这场癌症来得毫无征兆。

　　2个多月前，朱志豪的生活还一切如常——

　　自退休以后，他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出门，早晚都坚持走半个钟头，买菜做饭也兴致盎然；

　　回到家，他有时会花一整个下午在书房里整理书籍，或帮一些工程项目解决难题，若被老伴打扰，会气急败坏地说“走走走”；

　　他没有抽烟喝酒的癖好，但会突发奇想找点“乐子”，比如自己画张图纸、裁剪布料、缝出沙发套来；

　　他还参加了由一群老干部、老红军、老教授等组成的“百老德育讲师团”，定期给社区讲故事；

　　去年9月，他收到北京方面一次会议的邀约，请他去谈谈工作经验。他慎重以对，花了不少时间整理发言报告……

　　癌症诊断下来的那天，医生就发觉不好，当即要求住院。

　　朱志豪认为没什么。他不是没得过癌症，早些年那次胃癌，发现时已浸润到浆膜层，手术切掉2/3胃加上50次化疗，不是都扛过来了吗？他不断跟杨锦霞说：“得快点治好，我还要去北京汇报工作呢。”

　　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次不同于以往。杨锦霞一直纠结要不要把医生的话和盘托出，他自己却看得清清楚楚，还会通过计算药量、尿量分析自己的病情。“我不行了，这次可能是个大毛病。”他喃喃自语。

　　组织纪律，即使在那个时候对他依然很有用。他有一次想回家，“我跟他说，你现在腹水很严重。医院也有医院的组织纪律。你万一回去，病情加重，连累了人家，人家要吃批评的。他立刻不响了，老老实实呆在医院。”杨锦霞说。

　　他一生都很尊重组织，听从组织的安排。上世纪80年代接受造桥任务时，他其实有过动摇，觉得自己已经临近退休，但后来得知人选已确定是他，便不再推辞，“既然领导信任我，那我就去吧，努力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

　　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是平平静静的。有一天他大概是在心里面回顾自己的一生，说了一句：“我尽力了。”

　　【“要老老实实向国外同行学习，但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他最看重一个人的品格是“认真”

　　朱志豪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版本的关键词——“不苟言笑”、“偶尔幽默”、“拘谨”、“镇定”、“心思缜密”、“顽固”、“勤快”……但“实干”是公认的。

　　他自己最看重一个人的品格是“认真”。“你干事情只要认真，哪怕你再没有经验，到最后你会出经验；假如你工作不认真，哪怕你本事再大，到最后肯定要出问题。”他曾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在老部下、原黄浦江大桥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杨均霖的记忆里，朱志豪每天一到办公室，拎着安全帽就上工地。三四十米的塔，相当于10层楼，他都直接爬上去。

　　“你把他放在一群工程师里面，根本找不到，他就穿件灰色夹克衫，再普通不过了。但是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做事的人。”上海市黄浦江大桥工程建设处设施管理部主任陈龙说。

　　他对有一次和朱志豪打交道的场景印象很深。那时他是质量安全部的。南浦大桥临近通车，但他们检查发现伸缩缝的工艺有些粗糙，怕有问题，可又深知如果返工，势必影响工期，于是汇报给朱，请他定夺。当时已是中午11时，朱志豪一听，叫上驾驶员就冲到现场了解情况，当场要求“一定要返工，拆掉重新搞”，回到办公室就电话陈龙——“我已经安排他们返工，你要监督他们。”

　　原黄浦江大桥工程建设指挥部计划财务部主任朱之轨回忆，朱志豪“有股拼劲”。

　　朱志豪曾说：“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不光要完成，还要完成得好。”因此，他很强调，“我们是要自己建造大桥，而不是组装大桥”，“要老老实实向国外同行学习，但是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而是要有所改进、有所创造”。

　　比如说，造桥要用的斜拉索，国外有进口的，但他觉得应该试试国产，就自己找到上海电缆研究所去研究制造。

　　还有主桥钢结构用的紧固件中的高强螺栓。当时国家只能生产22毫米的高强螺栓，而南浦大桥建造需要用30毫米的。原本曾向日本一家公司进口，但朱志豪考虑日本对于这种大直径的螺栓使用也不多，决定将合同内允许调整的15%的量由中国方面试制。他跑到先锋螺栓厂对他们说，假如你们生产成功的话，你们厂的生产就翻身了。6个月后研制完成，从日本进口的螺栓也来了。朱志豪要求把两家螺栓一起送到北京检验。结果自己试制的5项指标都通过，而从日本的反而有4项没通过，最终南浦大桥用上了国家自行研制的高强螺栓。

　　朱之轨认为，朱志豪最核心的价值并不是“造”大桥，而是在问题面前不让步、实事求是讲原则，用那样的精神和价值观去带领整个队伍完成任务。

　　“他一直相信，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朱之轨说。

　　朱志豪曾回忆自己造桥初期的思路：“我们不知道造桥的过程中还会有什么重大问题。大家在一起摆问题，先后提出了26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从设计到施工就无从下手。在26个问题中，我们分析哪些问题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哪些是需要通过科研试验才能解决的。最后排下来还剩16个问题，非要解决不可。”

　　那时上海有三大工程：黄浦江大桥、地铁和河流污水整治。几个指挥部后来都完成得很好。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上海人建工程的守时、讲原则的局面就形成了。”朱之轨说。南浦大桥是由上海市向世界银行贷款的，最早世界银行还有所疑虑，后来到杨浦大桥建设时，世界银行主动来提供贷款了。

　　【“个人理想要与国家需求相结合”】

　　他希望这种价值观能在下一代、再下一代，延续下去

　　2009年，朱志豪因录制一个电视节目，曾重走阔别16年的杨浦大桥。

　　他站在自己指挥建造的大桥上，双手抚摸栏杆，迎着江风远眺，似乎有满腔的感慨想要表达。但他又不太擅长抒发感情，才说半句，话锋一转：“刚才我问了一下管理这些的同志，他说每年都坚持检测，我说检测下来有没有问题，他说检测下来还比较正常，那我就放心了。”

　　杨锦霞说，他就是典型的在那个时代成长的人，实实在在的。

　　朱志豪和杨锦霞祖籍广东，但自小在上海成长。年轻时，朱志豪工作便常常做“头”，他总说，“我是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杨锦霞是医生，工作也忙碌。所以“两个孩子都是老一辈带大的”。

　　他不太有私心，几座大桥建完，他就自己提出退休。但当后辈在工程上有了难题来请教他，他从不拒绝。上世纪90年代，他帮一个房地产项目解决难题，老板给了他20万元，他不肯要，对方坚持，他就捐给市总工会，请他们用来奖励劳模。给别人讲课，硬塞来的讲课费，他就捐给抗震救灾。

　　他说：“从我内心来讲，尽管我是大桥的总指挥，对于全国、全市人民对大桥建设的支持我是从来没有忘记。没有他们的支持，大桥是搞不起来的。”　　

　　2013年，朱志豪去参加一位因疾病早早去世的普通高级工程师的告别仪式。谁都没想到朱志豪会特地赶来。他说，因为“一直记得那个小鬼做事很认真”。

　　对于小辈，他说：“个人理想要与国家需求相结合，只有脚踏实地、不惧艰险，才能实现人生价值。”

　　“他老讲他那一套。你也不能和他说不时髦，他心里这样想，觉得它对，就这么说。”杨锦霞说，老朱就是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在下一代、再下一代，延续下去。

　　朱志豪一直居住在华山路上一幢1993年建造的大楼里，老式发黄的家具、吊柜，有着岁月痕迹的地板，让去过的人觉得“一点都不像建造了两座大桥的人住的房子”。

　　痕迹还是有的。在客厅他的遗像上方，有4幅常年挂在那里的照片，分别是白天和黑夜的南浦大桥与杨浦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