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浠水人。现代著名诗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民盟早期领导人。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016年,副市长陈少敏作为中国民主同盟黄冈市委员会主委，代表民盟黄冈市委到北京看望了闻一多先生次子闻立雕。今年7月15日，是闻一多先生殉难71周年纪念日。为此，陈少敏特整理访谈笔录，寄托对闻一多先生的哀思。 
　　2016年12月23日，笔者代表民盟黄冈市委到北京看望闻一多先生次子闻立雕。老人已年近九旬，身体欠佳，但谈起父亲遇难后的那段艰难岁月，记忆犹新。老人话语朴实，但对当年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组织的关心，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令人动容。 

作者（右）看望闻立雕先生

笔者：闻一多先生遇难时您多大？在哪里？ 
　　闻老：我当时18岁，弟弟(闻立鹏)15岁，我和弟弟当时不在昆明，在重庆。 
　　抗战胜利前有大批到昆明逃难的人，抗战胜利后都想回北平、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车票很紧张，回北平需要经过重庆中转。学校尽最大努力为大家服务，将票分批分配到户，各户再具体安排去留，当时我家里一共有九口人（我同学庄任秋一直住我家），第一批只分到两张票，父母商量后，决定给两个孩子。那时候昆明被白色恐怖笼罩，父亲的安全形势很严峻，母亲就让大哥闻立鹤随时跟着父亲，保护父亲的安全，所以大哥就留下了。两个妹妹都小，也带不了，最后就决定我和弟弟闻立鹏先走。我和弟弟到重庆后，就在临时招待所住下了，等回北平的票买到了再走。 
　　1946年7月16日，那天是礼拜天，我和弟弟准备去食堂吃早餐。一进食堂，人们都直直地看着我们，我们也没注意大家的表情，照常吃饭。后来，坐在旁边的一位先生问我们：“你们还不知道吧？”说着就递给我们一张报纸，报纸头条写着：“闻一多先生被害，长子闻立鹤身负重伤！”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被国民党杀害了，哥哥中了五枪，右腿被打断了，肺部中了两枪，再往下一点儿就是心脏，当时我气得撕心裂肺地大叫：“国民党的这帮王八蛋，太残忍了!”我和弟弟当时都傻了，一时不知所措。招待所是临时的，重庆是路过，又没有认识的人。那种绝望的心情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笔者：那后来怎么办呢？ 
　　闻老：我们对于父亲加入民盟组织也有一定了解。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又举目无亲，当时就想到了民盟，民盟最早就是在重庆成立的！ 
　　我和弟弟就冒冒失失地找到了民盟总部，当时的负责人一听说闻一多的儿子在这儿，第一反应就是：“闻一多的儿子！别在招待所住了，赶紧搬到民盟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史良大姐，她很漂亮、很能干、很能说。 
　　当时民盟总部已经搬到南京，但还留了一些人在重庆四处活动，那段时间，举行了两场记者招待会，一场是新华社举行的，一场是民盟举行的。记者连夜采访我们，连夜写文章抗议。诸如“我们的爸爸也是民盟的爸爸”“谁杀死了我们的爸爸”。另外，新华社也利用我们的身份做了点事情，比如给司徒雷登写信，向美国人民呼吁，争取国际友人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兄弟俩待在重庆，民盟给父亲开了一个大型追悼会。弟弟比我小三四岁，我属龙，他属羊，我们就这样在民盟总部的关心下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两个月。
　　笔者：父亲遇难后家里由谁照顾？ 
　　闻老：得知父亲遇难的消息，母亲的心脏病一下子爆发了，当时就晕倒了。我的同学庄任秋急忙找了个黄包车先后把母亲和哥哥送到云大医院，又恳求两个挑夫抬着父亲送到医院，大妹妹闻铭当时只有14岁，小妹妹闻惠羽只有9岁。哥哥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后来还是落下残疾，一条腿短，一条腿长。受伤对他身体影响很大，五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这期间的生活都由保姆赵妈照顾。庄任秋这期间也尽全力照顾我的家人。 
　　笔者：您父亲遇难后，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了经济来源，这段艰难的日子是怎样过来的？ 
　　闻老：父亲牺牲后，昆明物价飞涨，生活非常艰难，这时靠全国各地给我家的捐款度日。母亲和哥哥出院后，一家人回了北平，清华大学的房子已经分给别人了。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心我们家，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央多方协调，我们搬了好几次家，在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家、北京民盟机关等地都住过；还帮忙解决了母亲的生活保障和公费医疗，母亲每个月的生活费也都是由国务院发的；在政治上也非常关心，母亲先后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要是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就太难了。 
　　党和政府最关心的是我们兄妹五人的上学和工作问题。父亲遇难时，大哥闻立鹤正在西南联大上学，后来回到清华大学上外语系，解放后在铁道部工作。1948年到解放区后，我上了中央团校，弟弟闻立鹏和妹妹闻名上了北方大学，后合并为华北大学，闻立鹏后去了中央美院工作，闻名后来又上了人民大学，在北师大离休。小妹闻惠羽后来也上了北师大，在北京教育学院工作。我们兄妹五人要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就没有我们后来的成就。 
　　笔者：父亲对你们兄妹五人影响大吗？ 
　　闻老：影响很大。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残酷暴行，让追求进步、向往和平的父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父亲说：“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势中，要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活动，只有参加共产党和民盟。”1944年秋，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父亲秘密加入了民盟。父亲对民盟工作极为热心，当年11月就被推选为民盟云南支部执行委员，担任了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编委、社长；1945年，被推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父亲经常应学生邀请，参加座谈会、演讲会，写社论刊发反独裁的文章，引领着昆明的民主运动。 
　　我们兄妹几人，受父亲影响，都积极参加了“1•21”学生运动，上街游行、卖报纸，反内战、争民主，要求和平。 
　　父亲的渊博学识、爱国精神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我们，兄妹五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下一辈也都是共产党员。 
　　父亲遇害后，我于1948年上半年，随母亲高真一同来到解放区。为了安全起见，我改名韦英，自此以后，一直叫韦英。解放后，我先后在西安、北京、新疆工作，1979年又回到北京，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直到离休。我们兄妹五人，现在大哥和小妹已经不在了。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有意义，是民盟组织帮我和弟弟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是党和政府给了我们一家最真切、最温暖、最及时的关怀，帮助我们兄妹五人成长成才，我们也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作贡献，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者简介：陈少敏，浠水人，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委，中国民主同盟黄冈市委员会主委，黄冈市人民政府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