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民盟情 初心不忘历久新—闻立雕先生访谈录(节选)(图)

发布时间:2017-07-15 22:32 | 来源:黄冈新闻网 2017-7-15 9:41:57 | 查看:562次

编者按: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浠水人。现代著名诗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民盟早期领导人。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016年,副市长陈少敏作为中国民主同盟黄冈市委员会主委,代表民盟黄冈市委到北京看望了闻一多先生次子闻立雕。今年7月15日,是闻一多先生殉难71周年纪念日。为此,陈少敏特整理访谈笔录,寄托对闻一多先生的哀思。 
  2016年12月23日,笔者代表民盟黄冈市委到北京看望闻一多先生次子闻立雕。老人已年近九旬,身体欠佳,但谈起父亲遇难后的那段艰难岁月,记忆犹新。老人话语朴实,但对当年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组织的关心,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令人动容。 

作者(右)看望闻立雕先生

笔者:闻一多先生遇难时您多大?在哪里? 
  闻老:我当时18岁,弟弟(闻立鹏)15岁,我和弟弟当时不在昆明,在重庆。 
  抗战胜利前有大批到昆明逃难的人,抗战胜利后都想回北平、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车票很紧张,回北平需要经过重庆中转。学校尽最大努力为大家服务,将票分批分配到户,各户再具体安排去留,当时我家里一共有九口人(我同学庄任秋一直住我家),第一批只分到两张票,父母商量后,决定给两个孩子。那时候昆明被白色恐怖笼罩,父亲的安全形势很严峻,母亲就让大哥闻立鹤随时跟着父亲,保护父亲的安全,所以大哥就留下了。两个妹妹都小,也带不了,最后就决定我和弟弟闻立鹏先走。我和弟弟到重庆后,就在临时招待所住下了,等回北平的票买到了再走。 
  1946年7月16日,那天是礼拜天,我和弟弟准备去食堂吃早餐。一进食堂,人们都直直地看着我们,我们也没注意大家的表情,照常吃饭。后来,坐在旁边的一位先生问我们:“你们还不知道吧?”说着就递给我们一张报纸,报纸头条写着:“闻一多先生被害,长子闻立鹤身负重伤!”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被国民党杀害了,哥哥中了五枪,右腿被打断了,肺部中了两枪,再往下一点儿就是心脏,当时我气得撕心裂肺地大叫:“国民党的这帮王八蛋,太残忍了!”我和弟弟当时都傻了,一时不知所措。招待所是临时的,重庆是路过,又没有认识的人。那种绝望的心情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笔者:那后来怎么办呢? 
  闻老:我们对于父亲加入民盟组织也有一定了解。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又举目无亲,当时就想到了民盟,民盟最早就是在重庆成立的! 
  我和弟弟就冒冒失失地找到了民盟总部,当时的负责人一听说闻一多的儿子在这儿,第一反应就是:“闻一多的儿子!别在招待所住了,赶紧搬到民盟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史良大姐,她很漂亮、很能干、很能说。 
  当时民盟总部已经搬到南京,但还留了一些人在重庆四处活动,那段时间,举行了两场记者招待会,一场是新华社举行的,一场是民盟举行的。记者连夜采访我们,连夜写文章抗议。诸如“我们的爸爸也是民盟的爸爸”“谁杀死了我们的爸爸”。另外,新华社也利用我们的身份做了点事情,比如给司徒雷登写信,向美国人民呼吁,争取国际友人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兄弟俩待在重庆,民盟给父亲开了一个大型追悼会。弟弟比我小三四岁,我属龙,他属羊,我们就这样在民盟总部的关心下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两个月。
  笔者:父亲遇难后家里由谁照顾? 
  闻老:得知父亲遇难的消息,母亲的心脏病一下子爆发了,当时就晕倒了。我的同学庄任秋急忙找了个黄包车先后把母亲和哥哥送到云大医院,又恳求两个挑夫抬着父亲送到医院,大妹妹闻铭当时只有14岁,小妹妹闻惠羽只有9岁。哥哥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后来还是落下残疾,一条腿短,一条腿长。受伤对他身体影响很大,五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这期间的生活都由保姆赵妈照顾。庄任秋这期间也尽全力照顾我的家人。 
  笔者:您父亲遇难后,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了经济来源,这段艰难的日子是怎样过来的? 
  闻老:父亲牺牲后,昆明物价飞涨,生活非常艰难,这时靠全国各地给我家的捐款度日。母亲和哥哥出院后,一家人回了北平,清华大学的房子已经分给别人了。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心我们家,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央多方协调,我们搬了好几次家,在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家、北京民盟机关等地都住过;还帮忙解决了母亲的生活保障和公费医疗,母亲每个月的生活费也都是由国务院发的;在政治上也非常关心,母亲先后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要是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就太难了。 
  党和政府最关心的是我们兄妹五人的上学和工作问题。父亲遇难时,大哥闻立鹤正在西南联大上学,后来回到清华大学上外语系,解放后在铁道部工作。1948年到解放区后,我上了中央团校,弟弟闻立鹏和妹妹闻名上了北方大学,后合并为华北大学,闻立鹏后去了中央美院工作,闻名后来又上了人民大学,在北师大离休。小妹闻惠羽后来也上了北师大,在北京教育学院工作。我们兄妹五人要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就没有我们后来的成就。 
  笔者:父亲对你们兄妹五人影响大吗? 
  闻老:影响很大。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残酷暴行,让追求进步、向往和平的父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父亲说:“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势中,要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活动,只有参加共产党和民盟。”1944年秋,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父亲秘密加入了民盟。父亲对民盟工作极为热心,当年11月就被推选为民盟云南支部执行委员,担任了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编委、社长;1945年,被推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父亲经常应学生邀请,参加座谈会、演讲会,写社论刊发反独裁的文章,引领着昆明的民主运动。 
  我们兄妹几人,受父亲影响,都积极参加了“1•21”学生运动,上街游行、卖报纸,反内战、争民主,要求和平。 
  父亲的渊博学识、爱国精神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我们,兄妹五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下一辈也都是共产党员。 
  父亲遇害后,我于1948年上半年,随母亲高真一同来到解放区。为了安全起见,我改名韦英,自此以后,一直叫韦英。解放后,我先后在西安、北京、新疆工作,1979年又回到北京,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直到离休。我们兄妹五人,现在大哥和小妹已经不在了。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有意义,是民盟组织帮我和弟弟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是党和政府给了我们一家最真切、最温暖、最及时的关怀,帮助我们兄妹五人成长成才,我们也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作贡献,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者简介:陈少敏,浠水人,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委,中国民主同盟黄冈市委员会主委,黄冈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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