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近日读罢澎湃新闻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五种怪现象，它存在哪些“不科学”问题》一文，笔者感到颇有必要就这个话题再着几分笔墨。

由于研究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的关系，笔者也一直关注社会科学家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方法论反思，那篇报道所介绍的乔晓春教授的观点，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澎湃的文章主要是根据他的一次讲座内容撰写而成，当然很可能也反映了他的新著《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的主要观点。由于笔者尚未拜读乔晓春教授的大作，以下主要是对澎湃文章内容的评论。
文中提到，乔晓春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五种怪现象：（1）非专业人员比专业学者在社会上更有影响；（2）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以轻易进入专业领域；（3）社会科学很多研究是凭经历、感受、哲学推理下结论的；（4）通常陷入没有意义的类似辩论赛的争论；（5）不做文献回顾，研究只凭想象。

既然称之为“怪”现象，自然会有某种“正常”现象与之相对照。通观全文，不难看出用来作为对照的是欧美学界的社会科学状况.以此作对比分析，笔者认为怪现象（1）可能更多是一个知识传播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是中外共有的——即便在欧美社会，社会科学专业学者的影响力恐怕也未必比得上《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怪现象（2）则是学科研究的准入门槛问题，这方面国内应该向国外的成熟经验学习，加快建设体现学科专业门槛的体制机制；怪现象（5）显然是一般的学术规范问题，也是国内外学界需要共同面对的，其中部分内容也可以归到怪现象（3）。而真正体现现象之“怪”且又有思想意义的，笔者认为应该就是（3）和（4）。

实际上，文中对怪现象成因的分析主要也是针对（3）和（4）。为什么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凭经历感受和哲学推理下结论，而又容易陷入没有意义的争论呢？这既有客观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说，乔晓春教授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远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人的行为决定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像自然科学的决定因素非常简单，具有确定性关系，可以用一个数学函数明确地表现出来。”当然，主观的原因是最主要的，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容易混淆主客体，不自觉地会代替自己的研究对象回答问题，而这是自然科学中不会碰到的情况；第二，理论的讲授缺乏实证的支撑，导致理论术语的意义不明，往往使人越听越糊涂；第三，对数学方法的应用不够重视，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的社会科学往往丢弃了数学，而这本来应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基础。

在笔者看来，如同很多社会科学家一样，上述分析存在一个“通病”：当社会科学家反躬自问“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他们往往对社会科学的复杂性考虑得比较彻底，却对用来作对比分析的“科学”本身考虑得太过简单，甚或是以一种“大而化之”的态度来处理。

例如，对于“科学是什么”的问题，“乔晓春引用国外书籍的定义：科学是解释经验现象的一套系统方法。而经验现象指的是可观测、可测量的客观事实。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方法为手段，进而使得杂乱无章的表象事实呈现出规律。”且不论严肃的科学哲学研究能否接受如此简单的“科学”定义，仅就它所表达的意义而言，这也只不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甚至还有些过时了的科学哲学观点，而绝不能涵盖当代学术界对“科学”的全部认知。

这其实就是实证主义的观点。它肇始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都占据英美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甚大。按照这种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双重地依赖于逻辑和经验。一方面，不同的理论陈述之间以逻辑推论来关联，形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另一方面，任何理论陈述又必须能最终关联到可观察测量的经验事实上，理论术语能够被彻底翻译为仅仅谈论经验事实的表述。在这个意义上，推崇数据与实证分析的社会科学家，实际上是呼吁以实证主义的要求塑造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即社会科学同样要以数学和逻辑把握可观察的事实。然而，实证主义如果是用于入门的学术训练，强化学术规范的意识，则尚无不妥；但若是作为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特别是作为“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体现，却实为大谬，因为这一理念本身也有其自身无法突破的局限性。

（一）真实发挥作用的变量未必表现为可观察、可测量的事实。

道理很简单，我们所能观察和测量到的事实往往是众多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的变量所发挥的作用很可能被另一些变量抵消掉了。因此，如果局限在经验事实的层面，研究者就无法发现并确定这些被掩盖了的变量。乔教授认为自然科学的决定因素简单而确定，可以用函数明确表示，那其实是过于简化了。不难想见，任何自然现象也都同样是众多变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也同样存在着变量间的抵消与掩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不在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程度，而在于是否有途径应对变量间关系的复杂性。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就发展了一条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道路。通过构筑一个隔离可控的实验情境，自然科学家得以排除诸多潜在因素干扰，揭露出某些曾经被掩盖了的变量关系。而缺乏足够的实验手段的确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先天不足，只能通过改进统计推理的技术来不断加以弥补。

然而，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必须首先构想出所要揭示的变量关系，才能针对性地寻求检验证实的方法。这就仍然离不开理论洞见的作用。诚然，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凭纯粹理论推理下结论；但反过来，假如社会科学家仅仅满足于从经验到经验的推理，摈弃所有哲学推理，那么这必然只能是一项匠气十足的研究，缺乏那种击穿经验局限的有力洞见。实际上，自然科学也是一样。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从不讳言美学原则在理论建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杨振宁还专门以麦克斯韦方程为例谈科学之美与艺术之美的关系。任何重要的科学成就都需要哲学思维乃至审美思维来突破经验的视阈限制，揭示被经验掩盖的真实。

（二）理论的证实要远比想象的困难和复杂。

乔教授所描绘的是社会科学家从事实出发通过归纳得到一般规律的图景。事实上这也是人们广为接受的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认知。然而，证据与理论的关系要远比这复杂得多。现实中的科学家既不会仅仅因为某个证据而相信一个理论，也不会只是由于出现了一个反例而推翻原有的理论。实际的情况往往是，科学家在证据出现之前已经有了对是否相信这个理论的估计，而证据或反例的出现只是强化或弱化了科学家对这一理论的信心，改变了他们主观上相信这一理论的程度。

（三）经验并非总是赤裸裸的数据，而是可以包含人为的解释。
应用数学方法的经验描述往往被看作是原初的第一手资料，尚未经过解释或改造。然而，须知社会科学不仅有定量的研究，也还有定性的研究。之所以定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必要，乃是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向来就以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存在。社会科学家不仅要能以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地描述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而且也要能够理解研究对象所持有的第一人称视角：他对自己的活动究竟赋予了怎样的意义？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中被广为使用的“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就是这样的定性研究方法。从事参与性观察的研究者并不是“不自觉地混淆主客体”，而实际上是“自觉有意识地代换主客体”，站到研究对象的位置上感受和思考，以期把握其内在的视角，再加以客观的理论分析。在这种意义上，定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几无可比性，特别在实证主义看来，自然科学一般不会发生研究者把自己代换到物的位置上思考和感受的必要性。然而，讨论“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的问题，“科学”的标准就一定是要由自然科学来界定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定性的研究本身不具有科学性，它只能依赖于或从根本上转换为定量的研究才能是“科学的”。但是，难道应用参与性观察的人类学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有任何科学价值吗？譬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谁又能否认它在理解人类社会方面是一项卓越的科学成就呢？

既然我们不能否认像《江村经济》这样优秀的定性研究的科学价值，我们或许就要承认，问题恐怕出在用来衡量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的“尺子”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主义的知识图景。不仅社会科学是多元的，“科学”本身也是多元的。社会科学究竟离科学有多远？这要看所说的是何种社会科学，也要看用什么“科学性”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双重的多元性使问题缺乏统一明确的答案，但又更加开放和包容。实证主义这把“尺子”或许能够衡量出一部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但它注定会埋没另一部分的科学价值，特别是某些自然科学不具有、仅为社会科学所特有的“科学性”。因此，对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的讨论尤其要跳出实证主义的窠臼。

上述批评或许有观点会这样来回应：数学与实证方法是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的1.0版本；而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和超越则可以看作是2.0版本，即更高的要求。笔者并不以为然。诚然，缺乏经验数据支撑，仅凭感想和思辨的社会科学研究完全算不上合格，个中理由乔教授已然尽述。那么，是否只要使用了数学与实证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就具备了起码的“科学性”了呢？未必。

事实上，乔晓春教授所批评的“大学的社会科学专业远离数学”的情况业已大有改观，新入门的研究者研习计量与统计推理方法的热情不减，唯恐落于人后，自大数据兴起以来更是如此。然而这并没有让社会科学离科学更近。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依然充斥着对缺乏理论价值的细枝末节的计量分析，甚至是为了计量而计量的纯粹炫技，数据丰富而理论分析不足的情况广泛存在。这既不反映真正科学的态度，也没有什么科学价值。而翻开任何一本国外的权威专业期刊，其中刊载的优秀研究也不见得使用了多么复杂高超的计量技巧，但却是恰到好处地支持了其分析结论，对数据的处理与理论的解释相得益彰。

所以，如果把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怪现象”归之于“重理论而轻数据”，则笔者亦不敢苟同。实际的情况恰恰可能是，我们既缺乏数学与实证方法的训练，同时更缺乏理论思维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以实证主义界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确实看到了前一方面的不足，却又实质上包庇和纵容了后一方面更深的缺陷：接受实证主义对科学的简单定义，本身就是对“科学”的多元性放弃了反思意识。而要提升这种反思意识，就是要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开展研究和思考问题。这在国外已经是常识，但国内还需要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共同努力。

在讲座的最后，乔晓春教授评论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缺乏的是把蓝图变成大楼的“方法工具”，对此笔者完全赞同；所不同的理解是，这里所说的“方法工具”不仅有乔教授所强调的数学与实证方法，更重要地，也应该在社会科学哲学层面上保持对理论思维的敏锐反思。